五 社会主义

梁漱溟的这种观点的确与众不同，一般的人会对中国、印度文化给以历史的肯定，而认为中国、印度文化虽然在历史上有其价值，但在现代化进程中已失去其价值。梁漱溟的看法正好相反，他认为中国、印度的文化属于早熟，所以在历史上不能满足这些民族生活的需要、解决他们在这一段历史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但中国、印度文化的观念、态度是未来世界各民族生活所需要的，将有助于解决世界文化发展在未来遇到的问题。

梁漱溟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和估计，除了他对东方文化内在价值本来就有的肯定外，正是与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弊病之省觉，与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之深入有直接关联。他说明：“我们讲未来文化，并不是主张世界未来应当用某种文化，只指示现在的情形正朝着某方面去走。完全就客观的事实来看……我们从客观的观察所得，看出为现在全世界向导的西方文化已经有表著的变迁，世界未来的文化似不难测。”^[1]这种从实然的事实出发建立的理论，在方法上是以实然的变化趋势来论述的，以实然的为合理的，以必然的为合理的。这体现了近代知识分子的意识受到世界历史推动，并且生怕落后于历史车轮的心态。也说明，梁漱溟的理论并不是以主观的好恶为立论基础，而是根据世界文化或者说西方文化的变化趋势提出来的。

那么西方已经显露出来的变迁是什么呢？梁漱溟指出，西方自中世纪以后，小生产转变为大生产，其主要原因，一是机器的发明，导致资本和劳动力的集中，带来了生产规模的急剧扩大；一是自由竞争，社会对产业不加干涉，人人各竞其利。他认为这种发展到现在已经是问题百出、矛盾尖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发展，使社会分化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大阶级，资本家对工人进行压迫，而工人还时时受失业的威胁。一方面是生产的无计划而发生过剩，一方面是生产过剩导致的工人失业。“照现在的办法竟然如此，这样的经济真是再不合理没有了！这种不合理的事决敷衍不下去。这全失我们人的本意，人自然要求改正，归于合理而后已。就是把现在个人本位的、生产本位的经济改正归到社会本位的、分配本位的。这出来要求改正的便是所谓社会主义。西方文化的转变就萌芽于此。”^[2]梁漱溟所受到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很大影响，在这里清晰可见。

这表明，在梁漱溟看来，社会主义的出现，使西方文化开始发生一个转变。从这里梁漱溟提出：

我们虽不能说现在经济将由如何步骤而得改正，但其必得改正则无疑，且非甚远之事。改正成功什么样子，我们也不便随意设想。但其要必归于合理，以社会为本位、分配为本位是一定的，这样一来就致人类文化要有一根本变革：由第一路向改变为第二路向，亦即由西洋态度改变为中国态度。这是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呢？不为别的，这只为他由第一种问题转入第二种问题了。^[3]

这也就是说，梁漱溟认为，西方文化，也就是世界文化，将转向社会主义；而转向社会主义就意味着世界文化由第一种路向转变为第二种路向。换言之，社会主义的文化，在他看来，与中国的文化（在他即孔子思想），是属于同一种“路向”的。所谓第一种问题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而第二种问题则是指人与人的关系。中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都是以致力调整人与人的关系而见长的。

于是，梁漱溟指出：“近世以来，西洋的人生都是力持这态度；从这态度就有他那经济竞争……这种人生态度将随生存问题以俱逝。当西洋人力持这态度以来，总是改造外面的环境以求满足，求诸外而不求诸内，求诸人而不求诸己，对着自然界就改造自然界，对着社会就改造社会，于是征服了自然，战胜了权威，器物也日新，制度也日新，改造又改造，日新又日新，改造到这社会大改造一步，理想的世界出现，这条路便走到了尽头处！”^[4]又说：“盖人类将从人对物质的问题之时代而转入人对人的问题之时代，……以物的态度对人，人类渐渐不能承受这态度，随着经济改正而改造得的社会不能不从物的一致而进为心的和同——总要人与人间有真妥洽才行。又以前人类似可说在物质不满足时代，以后似可说转入精神不安宁时代；……凡此种种都是使第一路向，西洋态度不能不转入第二路向。”^[5]梁漱溟对近代资本主义前途所作的论断，与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并无二致。当然，梁漱溟的说法也有许多混乱之处，如他有时把中国文化代表的第二路向说成是安分知足，向自我求调节，又说社会主义也是第二路向，其实社会主义是很难如此刻画的。但是梁漱溟也确有所见，因为儒家与社会主义之间确有一些相似之处。

由此可见，梁漱溟所说的“中国文化”实有二义，一是指中华民族创造的文化整体，其核心为儒家文化；一是指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一种文化的路向。在后者的意义上，“中国文化”并没有中国性，而是代表一种注重协调、平等、人性的文化路向与文化精神，它是可普遍化的。对梁漱溟来说，所谓世界文化将改变为中国文化，并不是说世界各民族都讲中文用中文念中文书，更不是说中国传统的物质文化、政治制度和学术体系将世界化，而是说世界各民族文化都在走向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运动所体现的生活态度，就是他所理解的中国古代儒家所倡导的人生态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中国文化亦有足为世界化而欧土不能外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梁漱溟是“儒家色彩的社会主义”，并无不当。他所说的未来的中国文化复兴，实是指儒家的人生态度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而言。

也由以上可知，梁漱溟与欧化派在社会思想上的不同，在于梁漱溟在与欧化派同样要民主、科学、工业革命、个性发展之外，他还要社会主义。在社会—政治—经济的改造主张方面，梁漱溟前半截是与欧化论一致的，后半截则是社会主义。所以，说梁漱溟是保守主义、是反现代化、是反科学民主，都是不正确的。从社会政治思想来看，在本质上，梁漱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从文化的整体来看，梁漱溟既要西方化，又要社会主义，也要儒家和东方文化，虽然这三者在他那里处于何种关系，他并没有给出清楚的交代，但也许可以说，他所主张的，是政治上的宪政主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文化上的多元主义。这种复杂的文化结构，是单元简易的心态很难了解的。

[1]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488页。

[2]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491页。

[3] 同上书，第493页。

[4]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494页。

[5] 同上书，第4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