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言一行皆圣人

1.心怀天下的政治家

孔子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他的贡献主要在于继承了前人的思想精华，并创立了以“仁与礼”为核心的政治思想体系。

孔子生活在受西周宗法礼制传统影响较深的鲁国，但这时候周天子的统治已经名存实亡，出现礼崩乐坏、诸侯混战的局面。社会到了一个面临巨大转折的时期。孔子生于乱世，渴望恢复周礼，以使天下安定有序，由此催生了系统完整的政治思想。第一，提倡德治和仁政，要求统治者“为政以德”。第二，推崇礼治。孔子十分欣赏周朝的礼法制度，想要“克己复礼”，但并非是完全照搬周礼，而是有所损益。第三，民要尊君，君要重民，反对搜刮民财。孔子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1]，而不能自诸侯、陪臣出。第四，提倡人治与举贤才。孔子认为，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应该首倡人治，法治是第二位的。据此，统治阶级应该选贤举能，“举贤才”和“举直错诸枉”。第五，主张大一统。孔子憧憬文武盛世，怀念周初的一统天下，提出“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两种政治理想。

孔子最高的政治理想是实现“大同社会”。《礼记》中详细记载了孔子在参加完鲁国大典后发出的感叹：“太平盛世的时代，以及夏、商、周三代英明君王当政的时代，我孔丘都没有赶上，我对它们心向往之。”“大同社会”的理想是“天下为公”，因此破除了传统社会的封闭保守状态。在人才的选举上，能够“选贤举能”，使有才华的人终有所用。“大同社会”的特点是：人们不只把自己的父母双亲当作父母，不只把自己的儿女当作儿女。这样使老年人能够安享天年，使壮年人有贡献才力的地方，使年幼的人能得到良好的教育成长，使老而无妻的人、老而无夫的人、年幼丧父的孩子、老而无子的人和残废的人都能得到供养。男子各尽自己的职分，女子各有自己的夫家。人们都愿意为公众之事竭尽全力，但不一定是为了自己牟取私利。这样一来，阴谋诡计被抑制而不会发生，劫夺偷盗杀人越货的坏事不会发生，家家户户都不用关大门。孔子较低的社会理想是“小康社会”。“小康社会”的特点是：大道隐没，“天下为家”。人们各把自己的亲人当作亲人，把自己的儿女当作儿女，财物和劳力都为私人拥有。诸侯天子们的权力变成了世袭的，并成为名正言顺的礼制，修建城郭沟池作为坚固的防守。制定礼仪作为纲纪，用来确定君臣关系，使父子关系淳厚，使兄弟关系和睦，使夫妻关系和谐，使各种制度得以确立，划分田地和住宅，人人为自己建功立业。“小康社会”显然没有“大同社会”那样完美，但是有仁、义、礼、智、信，有秩序规则，社会还是比较稳定的，是比较容易达到的目标。孔子的政治理想在千百年来对国人、对世界都有极大的影响。

总的来说，孔子提倡德治、仁政、礼治。从君主到平民，都应该守礼法，君主要有君主的样子，臣子要有臣子的样子，父亲要有父亲的样子，儿子要有儿子的样子。各守其分，各安其位；先富后教，运用教化来安定百姓而不是暴力镇压。

孔子作为一名心怀天下的政治家，在各国奔走游说，但其政治主张并没能得以充分实现。究其原因，莫过于时值乱世，诸国急需一种能迅速统一天下的暴力理论，温情脉脉的教化虽入人深矣，但过程缓慢。综观孔子的政治观，弥漫着一种难以说破的无奈之感：孔子先是提出了自己最高的政治理想——“大同社会”，继而又提出了自己稍逊的政治理想——“小康社会”。这既表明孔子的政治理想尤其是“大同社会”的理想，具有一定的空想性和不可实现性，也表明孔子似乎也看清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经过妥协和思想斗争，提出了一个经过努力和革新能够实现的“小康社会”。当新中国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基本实现了全面小康后，我们才会明白，由孔子的理想到真正的现实，仍需要漫长的时间和艰辛的努力。而对于我们当下的和平年代，孔子的政治学说又可以为我所用。

2.高瞻远瞩的哲学家

孔子也是我国古代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一生虽“述而不作”，但却开创了包括天道观、人道观、认识论、方法论的哲学体系。

关于天道观，首先要澄清“天”的问题。在孔子那里，“天”有时候是指主宰一切的上天，相当于西方的上帝，有时候指的仅仅是囊括一切的大自然，如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2]孔子对于天道很少论及，对于“天”的认识多变而模糊，这反映了孔子对殷周盛行的宗教天命论的怀疑，也体现了当时人们思想的转变。孔子对天抱着一种怀疑和敬畏的态度，有这样的天道观，不难推出孔子对鬼神模糊、“敬而远之”的态度。关于命，孔子也有论述。在孔子这里，“命”不是一种上天的绝对意志和命令，而是靠人力无法改变的历史必然性。对于命，孔子不是一种消极顺从的态度，不是说人不能作为，相反，孔子提倡一种积极的态度。他说：“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3]，也就是说，作为人，作为一个读书人，发愤用功，连吃饭都忘了，快乐得把一切忧虑都忘了，连自己快要老了都不知道。在这里，时间的流逝和生命的衰微都被孔子抛在脑后了。

关于人道观，核心问题是人的地位。孔子肯定了人的地位，突显了其在宇宙万物中的位置。纵向比较，也即人和万物比较，孔子认为人和动物等不同，人有能动的意识和丰富的情感，能知廉耻，懂礼仪，那么人就要讲人伦，构建和谐的家庭社会政治秩序。由此，孔子肯定了人的地位和重要性，但并非认为人是万物的主宰。横向比较，也即人与人比较，孔子认为人人平等，所谓“性相近”。这一点类似于西方“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由这种人道观上升到政治，孔子阐发了“仁政”主张，要求君王应该尊重和体恤百姓；付诸教育，孔子看到了人性上的共通之处，阐发“有教无类”的主张；再论及人与人的相处，要求人人应该怀有“仁”心，所谓仁，即是“仁者爱人”，广泛而平等地去爱众生。需要注意的是，孔子认为人人生而平等，与其讲求宗法礼制并不矛盾。在孔子看来，按照合适的规矩制度办事，就是符合礼制，人人“不逾矩”，是众生享受人格平等的基础。否则，人们因为利益纷起而战乱，势必导致人员损伤，财物尽失，生灵涂炭。

进一步看，孔子认为“性相近”，但对于人之间的差异，他认为是后天所习导致，所谓“习相远”。孔子认为，人人都应该通过后天的不断努力和学习来提升自己。因此，“性相近”，确切地说，是认为人性特质上有共通之处，他并不主张人人的资质平等。相反，孔子看到了人和人之间的差别：“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4]可见在孔子心中，人有生来就聪颖的，也有经过学习才能通达的，二者不均等，但“相近”。

孔子在教学过程中，也看到了他的弟子们之间的不同。典型的案例如下。

一次，孔子讲完课后回到自己的书房，学生公西华给他端上一杯水。这时，子路匆匆走进来，大声向老师讨教：“先生，如果我听到一种正确的主张，可以立刻去做吗？”孔子看了子路一眼，说道：“总要问一下父亲和兄长吧，怎么能听到就去做呢？”子路刚出去，另一个学生冉有悄悄走到孔子面前，恭敬地问：“先生，我要是听到正确的主张应该立刻去做吗？”孔子马上回答：“对，应该立刻实行。”冉有走后，公西华奇怪地问：“先生，对于同样的问题，您的回答怎么相反呢？”孔子笑了笑说：“冉有性格谦逊，办事犹豫不决，所以我鼓励他临事果断。但子路逞强好胜，办事不周全，所以我就劝他遇事多听取别人意见，三思而行。”同样的一个问题，孔子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其原因就在于孔子认为两个学生的个性特点不一样。这表明孔子在看到了人性存有相通的特质之后，又向前走了一步，看到了人的差异性。

在认识论上，有人认为孔子是唯心主义认识论者，因为孔子说过：“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5]表面上理解，确实如此。但是深究孔子思想的内涵，结合他的天道观等其他哲学思想，我们可以认为孔子并非是唯心主义认识论者，而是朴素的唯物论者。孔子说的“生而知之者”，更确切地理解应是对某一方面有天赋的人。孔子对鬼神持怀疑态度，所以不可能相信有生而知之的“神人”。再者，孔子强调的是后天教育的重要性，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不断学习，来掌握更多知识，获得内在的提升。况且以孔子的智慧，他也不认为自己生来就知道，他谦虚地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6]

方法论，简而言之是处理事情的原则和方法。孔子哲学思想中的方法论为“中庸”，“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7]三国时期学者何晏注释：“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8]中庸即是待人接物保持中正平和，因时制宜、因物制宜、因事制宜、因地制宜，做事不偏不倚，既不过，也无不及，而是恰到好处。以孔子的君子形象为例，君子应勇敢坚韧，为真理应殒身不恤。如果勇气过头，而心智极少启用，则未免成为一名莽夫；如果勇气不足而思虑过重，则势必是一名懦夫。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塑造的人物形象中，大概张飞为前者，清皇帝为后者，两类人物都不成为君子，大概像有勇有谋的诸葛亮、岳飞等人物，才是孔子所言的君子形象。再比如，对于学习来说，如果不认真用力，就不能领略到书中的真谛，但如果过度学习，则势必使头脑昏聩，收效甚微，甚至不利于身体健康。总而言之，孔子所要求的是，人们在处理事情时要把握好一个“度”。

3.才德过人的教育家

孔子历来被认为是中华第一儒师，是中国乃至有世界影响力的教育家。孔子对于教育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孔子肯定了教育的重大作用。他看到了教育对于个人的作用，所谓“性相近也，习相远也”^[9]。人出生，在资质禀赋上都相差不远，但真正使人们在日后拉开差距的，是后天的学习。孔子认为，人之初始，大多是混沌不清的，是不完美的，因此，每个人都应该通过后天学习来完善自己。孔子虽然认为生而知之者是很好的，但这种人是极少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次之”的中人，但人有求知的愿望和学习的禀赋，因而也有可能通过学习，来使自己得到更高的修养。并且，孔子提倡“学而优则仕”，通过学习，接受教育，还可以走上仕途。从外在的愿景上，这进一步肯定了教育对人生内在修养、外在晋升的重大作用，也刺激了广大学子一心向学的热情。孔子还看到了教育对于国家和社会的作用。他在给君王提建议的时候说“庶富教”，也就是说，孔子认为治理好一个国家，要有三个条件：首先要有较多的劳动力；其次，发展生产，解决人民物质生活中吃喝穿住的问题；最后才能有效地进行教化，发展教育事业。欲使国家安定，不能依靠暴力镇压和严酷刑罚这样的“威慑”手段，而应该对人民进行教化，重视教育如春风化雨般沁透人心的作用，从而使国家长治久安。

第二，孔子创立私学，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促进了学术的下移和文化的交流。孔子所处的时代属于人类社会的奴隶时代，和印度的种姓制度、埃及的僧侣制度等类似，中国的奴隶时代也呈现出阶级分明的特点。在奴隶时代，教育作为一种“奢侈品”，很大程度上只能为不用为了生计奔波的贵族阶级所享有。所以在孔子之前的很长时间，教育被官府所垄断。孔子虽不是私学的首创者，但孔子的私学是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孔子秉承“有教无类”的原则，培育弟子三千，其中有贵族的子弟，也有不少贫困的学生，比如“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颜回等。孔子授徒设学打破了出身的限制，使平民子弟能和贵族子弟一样获得同等受教育的权利。孔子的教育还打破了地域的限制，由于孔子声名显赫，不仅收了很多鲁国的学生，还受到了很多其他诸侯国学生的追随。齐、楚、卫、晋、秦、陈、吴、宋等国的学生都纷至沓来，可见孔子本人及其私学的影响力。

第三，孔子创立了丰富的教学方法。如启发性教学、因材施教、巩固性教学等。启发性教学就是不直接告诉学生答案，而要采用一些迂回的、启发性的话语，来引导学生思考，使之自己找到答案；因材施教，就是根据学生性格、禀赋、理解能力、思维方式等的不同，选用适合他的教学方法；巩固性教学，就是要“学而时习之”，学习完新知识后要及时巩固。我们以启发性教学为例。孔子讲求“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朱熹注释道：“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10]可见，“愤”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正在积极思考，急于解决而又尚未搞通时的矛盾心理状态。这时教师应对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适时给以指导，以帮助学生开启思路，这就是“启”。“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的思考，但尚未考虑成熟，处于想说又难以表达的另一种矛盾心理状态。这时教师应帮助学生明确思路，弄清事物的本质属性，然后用比较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发”。无独有偶，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也善于运用一种极为类似的方法——“产婆术”，即通过一步步讥讽、质疑，使对方陷入自相矛盾之中，然后通过“助产”，使对方在矛盾中承认自己的错误，从而恍然大悟。通过将苏格拉底与孔子二人的教学方法相比较，可以看出，两人都注重运用学生思维中的矛盾。不同的是，苏格拉底在施教时，对学生是一步一问，学生通过回答老师的问题，逐步自己承认无知，转而云开日出，获得真知。这种“产婆术”也许能使学生印象深刻，但是未免是教师主导，学生的思维跟着老师走，不利于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孔子则是在学生思维的关键时刻给予启发和点拨，注重让学生自己去思维、探索，进而解决矛盾。今天我们提倡的“学生中心”，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大程度上需要教师掌握巧妙的教学技巧。我们不妨回到两千多年前，到孔子那里取经。

第四，孔子创立私学，为中华民族培育出诸多贤才。由于孔子学识渊博，并且有教无类，所以“弟子三千”。这仅仅是个虚数，但也确实反映出孔子学生的规模之大。其中“贤人七十二”，比较知名的有颜回、闵损、冉求、端木赐、子夏、仲由、子贡、曾子等人。他们受孔子教育，学识渊博且品行高尚，或以高尚的品德影响人们。如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11]，激起无数学子一心向学的热情；仲由从仕以廉洁的治理和远大的眼光来造福一方百姓，善于管理兵役和赋税；子贡善于生财，造福百姓。更重要的是，孔子弟子在孔子去世后将老师生前的言论整理成《论语》一书，并在孔子去世后为老师的学说奔走，对儒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子夏、曾子、言偃等。子夏开启了三晋儒学的先河，他对儒学的贡献体现在对儒家经典的传授上，他是孔子门下为数不多的对“六经”皆有修养的弟子。孔子死后，他在晋属西河设教传经。曾子不仅继承了孔子“仁”的核心，而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更加强调孝，还发展了儒学中反求内心，注重自省的方法。曾子注重“主内”和“孝”的思想对后来的孟子影响很大。言偃则是吴国人，是孔子门下唯一一位南方的弟子。言偃学成后南归，道启东南，传播儒家文化，对江南文化的繁荣有很大贡献，被誉为“南方夫子”。

端坐在圣坛上的孔子，其可以被考证的一言一行，都可能会对我们产生影响。或许是执迷疑惑时候给予我们启发，或者是步入歧途时候给予我们警醒和矫正，孔子有限的一生影响了无数人的一生，影响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并逐渐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宗法等级”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遵守规矩，各安其分的民族；“仁礼”思想化人至深，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谦逊有礼、热爱和平的民族；而孔子作为儒家宗师，其教育思想的影响力更是冠绝古今。

[1] 陈国庆、王翼成注评：《论语》，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2页。

[2] 陈国庆、王翼成注评：《论语》，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0页。

[3] 同上书，第129页。

[4] 陈国庆、王翼成注评：《论语》，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7页。

[5] 同上。

[6] 同上书，第130页。

[7] 陈国庆、王翼成注评：《论语》，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页。

[8] 何晏集解，皇侃义疏：《孔学三种·论语集解义疏》，世界书局1935年版，第61页。

[9] 陈国庆、王翼成注评：《论语》，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2页。

[10] 朱熹著，欧阳玄主编：《四书集注·文白对照版》，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120页。

[11] 陈国庆、王翼成注评：《论语》，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