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小国概念现状：多视角、多维度的多选项
真正的小国概念探究是二战之后的事情。20世纪50年代之后，在小国数量急剧增加的国际背景下，小国研究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小国概念遂成为学者力图不断厘清的基本问题。但迄今为止一，个广泛接受的小国概念并未出现，分歧与争议则是小国界定过程中的常态。总体来看，受国际语境、理论视角和界定主体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小国界定大体上形成了分别基于国际关系学、统计学和心理学的体系取向、物质取向和认知取向的三大概念流派，这些概念取向也充分体现了其侧重主观或客观绝对或相对单一、、或复合的界定视角或方式的偏好。
（一） 体系取向的小国界定：国家权力决定国家大小
概念建构与特定背景紧密关联。在战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小国界定受到冷战和两极对抗背景下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维的重大影响。在充满对抗性的全球语境下，国家权力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和描述与说明国际体系变迁的关键指标。国家规模的评估实际上是国家权力规模的国际比较及其对体系影响程度的判断和定位。此时的“小国”（small power）意味着“权力小”的国家，而不是“规模小”的国家（smallstate）。体系取向的小国概念衍生了两种相互关联的观察角度。
其一，一个国家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力决定了该国的大小。小国的分类多种多样，体系是其中最重要的参照物。学界往往将一个体系中的不同国家分为超级大国、大国、中等国家、弱国和袖珍国。联合国训练和研究所在其1970年的研究中，根据独立地位的不同，将人口不到100万的国家分为14类，如非自治领地一、联合国成员国、受保护国、与大国连为体的非自治领地等。[1]颇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是罗伯特·基欧汉的观点，他以国家与国际体系之间的关系为区分标准，将世界各国分为“体系决定型”“体系影响型”“体系作用型”以及“体系无关型”四类国家。与此相对应这些国家被分别界定为，“大国”（Great Power）、“次大国”（Secondary Power）、“中等国家”（Middle Power）和“小国”（Small Power）。基欧汉认为，小国是“其领导人认为国家无论是独立行动还是通过小集团的形式，对体系均完全不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家”[2]。不同规模的国家被赋予了相应的体系角色。在国际体系演进的过程中，大国是决定体系性质、内涵和走向的“主导者”和“建构者”，小国则仅仅是国际体系的被动“接受者”和“服从者”。在权力思维的国际语境下，小国根本没有影响国际体系的能力。因此，小国又被界定为“那些没有能力挑战这种基本情境面貌的国家”[3]。在现实主义者看来，这种“体系的无关紧要者”实质上是其国际地位的最佳诠释，小国又据此可以被视为“在其活动的环境中拥有客观地位低以及（或者）被认为是低级别的国家”[4]。
其二，与大国在体系中的相对差异是界定小国的重要依据。在大国关系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大国与小国在国家利益、国际角色、国际作用和国际行为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性的根源是不言而喻的。大国意味着它们是“能够影响国际体系发展的行为体”，而小国则指“某种程度上不得不适应这种发展的成员”[5]。小国被预期有某种“给定的”行为方式，即其“角色方案”（“role prescriptions）与中等国家”和大国有所不同这会与其低微的国际地位一，起影响或可能影响其行为方式。小国利益某种程度上也与大国利益不同，这意味着这两种类型的国家之间存在“潜在或明显的国际冲突”[6]。此外，衡量小国份量大小的一大指标是大国的判断一。个国家在大国眼中的利用价值某种程度上界定了该国的国际地位或大小。大卫·韦特尔认为，小国是指这样的国家：从短期看，它们可能在特定情况下作为一个补充品或障碍物而具有大国眼中的偶然价值；但长远来看它们实质上是作为一，个卫星国、代理人或密切的盟友等，充当国际政治中的“非自主参与者”，对于主要大国政治、军事资源的总体配置而言，它们不过是“可有可无的、非决定性的增量”而已。[7]
总体上看，体系取向的小国界定是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逻辑产物，它有力地描述了小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客观地位和扮演的国际角色，以及大小国家国际影响和行为的相对性特征。但从概念界定的角度看，这只是一种概略性的事后描述，而不是一个内涵和外延清晰的界定方式，更缺乏一个有效的具体操作手段。体系取向未能解决小国是什么的问题。
（二） 物质取向的小国界定：物质规模界定国家规模
物质取向的小国界定采用若干客观统计数据来衡量国家的大小，属于科学主义界定方式。这种界定方式可以分为两个维度：（1） “物理概念”，即把国家视作一个纯粹的物理概念，主要从诸如领土面积、生产领域和人口规模等方面来划分国家大小；（2） “能力概念”，即基于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力（GNP/GDP等）、军事能力（军事预算等）来定义国家规模。[8]数据客观可靠、科学量化分析和国际比较的精确性是该界定方式的主要优点。虽然权力不是该界定方式的出发点，但它也不会忽略物质规模所蕴含的权力意义。
物质维度的主要指标一般包括人口、领土、国内生产总值（GDP）、军事力量等方面。在具体测算方面，通常采用的是“单一指标界定”与“复合指标界定”两种方式。
1.“单一指标界定”方法。该方法试图从某个客观的国家维度或领域出发，比较和确定一个国家的大小或物质规模。它一般采用以下三个维度：
第一，人口维度界定方式。人口规模维度是小国概念最常用的界定方式。学者们都承认，在使用人口标准划定小国时，临界值的划定是“随意”而“武断”的。划分的唯一依据可能源于人口规模国家分布光谱上“明显可测的间断点”[9]。这个临界值并无一定之规，亦非一成不变，在实践中随着小国历史的发展而有幅度惊人的变化。研究指出，该临界值经历了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1 000万、1 500万到3 000万，七八十年代的500万，再到20世纪90年代的100万、150万到200万的“直线下降态势”。汤姆·克鲁沃兹（Tom Crowards）认为，这种临界值的变化，是与国家（尤其是小国）数目的增多、经济增长带来的原有“小国”内部异质性的增加、研究难度由此相应提高等因素密切相关的。[10]
不同界定主体选择的人口衡量尺度差异很大。国际组织似乎较为倾向于采用100万或150万左右的较低人口尺度。联合国训练和研究所（UNITR）在1971年、英联邦咨询小组（Commonwealth Consultative Group）在1985年采用前者[11]；后者由英联邦秘书处于1997年提出[12]，之后被世界银行（WB）、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采纳（尽管后两机构在此基础上做了一些调整）。[13]世界银行将小国界定为“人口在200万以下的主权国家”。按照这个概念，它有47个成员属于小国范畴。[14]
与此同时，在小国研究中，更大人口尺度的小国界定也屡见不鲜。有学者将国家分为大国（指人口在3 000万及以上的国家）、中等国家（指人口在1 600万—2 900万之间的国家）和小国（指人口少于1 600万的国家）。在小国范畴中，又可以继续裂变出“极端小国”（extremely smallcountries,指人口低于100万的国家）、“弹丸小国”（very small countries,指人口介于100万—500万的国家）以及“小国”（small countries,指人口在500万—1 600万之间的国家）等范畴。[15]可见，人口规模维度界定方式呈现了尺度和概念的显著多样性和不确定性。
第二，领土面积维度界定方式。领土面积是说明自然资源多样性和丰富性的重要指标之一，因而也是小国界定的途径之一。领土面积维度有两种不同的界定方式：其一，“可耕地”面积界定方式。土地总面积的一个计算方法是衡量“可耕地”面积，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说法，该指标可以用于衡量诸如“可耕地和永久作物面积”这样的指标。其二，地表面积界定方式。选择地表面积作为小国界定标准，是因为它与自然资源禀赋和国家位置的关系更为密切，它也决定了气候和地缘战略的重要性，相应也产生了在诸如旅游、房地产、金融或专业化教育这些服务性领域中的比较优势。[16]领土面积的“可测间断点”主要存在于25万平方公里（涵盖68%的小国）、12.5万平方公里（涵盖58%的小国）、4万平方公里（涵盖41%的小国）和7 000平方公里（涵盖25%的小国）。[17]
然而，这种衡量方法忽略了一个国家的版图变化和潜在的开垦空间，也不能反映地域间的巨大差异性。地广人稀的国家在现实中并不鲜见（如人口密度仅仅2人/平方公里的蒙古），地表面积规模的代表性存在重大缺陷。
第三，能力视角界定方式。能力范畴视角贯穿了小国定义的始终。大多数学者在定义小国的时候试图厘清国家能力问题，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所占有的绝对或相对的“权力资源”是衡量国家规模的重要标识。部分学者依据“政策制定中的地位”来定义小国。有中国学者将小国定义为：“小国是一个相对概念，在多数情况下是指讨价还价能力较低的发展中国家。”[18]在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两个“权力资源”当属经济规模和军事规模。
财富是国家实力的基石和源泉。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经济规模的主要指标，也往往用来划分国家规模的大小。有限的经济规模会限制多样化生产和规模经济效应，进而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通常使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而不是国民生产总值（GNP）来衡量，因为前者衡量了一国的经济活跃性，但并不关心收入是否由本国的外国人赚取。在2002年的各国收入中，“可观测到的间断点”大约是190亿美元（涵盖76%的小国）、70亿美元（涵盖60%的小国）、25亿美元（40%）和7亿美元（20%）。[19]
军事实力是国家实力的显著标识物，是评估“权力资源”的核心指标之一。这在对抗性和冲突性的国际语境下往往是国家实力的代名词。对军事实力的衡量有许多方式，如军人数量、军事预算、武器装备、战争动员与组织、战史与军事传统、军力投放范围等。比如，根据“军事力量投送能力”，有学者对军事领域的超级大国、大国、中等强国和小国进行了区分。这种区分侧重于各国军事力量的海外投送能力。冷战期间，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拥有足够的核力量以及在任何地方作战的常规力量。“大国”——英国、法国、中国和以色列拥有核力量和常规力量，但在海外作战的力量有限。区域性或“中等强国”有强大的常规力量，但缺乏向本地区以外投送的力量。那些在军事上维持国内秩序、防止外敌入侵的最小威慑，乃至不能对他国构成威胁的国家，都可被称为“小国”。[20]
能力取向的小国界定同样存在不足之处。其一，离开了国际环境，权力资源并不能说明小国行为及其面临的挑战。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军事实力的军事预算，并不必然表明该国将如何行动、获得何种影响力以及如何被其他国家认识，无论使用绝对标准还是相对标准来界定，其结果通常都是武断的。其二，“权力拥有”（power possession）与国家安全行为紧密相关，但二者并无必然的相关性。以欧盟为例的研究表明，诸如国内生产总值或军事开支等说明一个国家战争能力的重要权力指标，并不能作为一个国家影响欧盟政策过程的能力标识。[21]因此，能力与行为之间并不完全对应，国家间能力的区分并不足以说明它们不同的内外行为。这样，单一能力取向的界定同样存在分析的局限性。
2.“复合指标界定”方法。相对而言，“复合指标界定”方法显得更为复杂。它试图避免“单一指标界定”所带来的“以偏概全”、测算失真的内在缺陷，而将更多的维度纳入到界定框架之中，以更为客观而全面地揭示国家间的相对物质规模大小。
第一，人口、领土和经济规模组合的“复合指标界定方式”。复合标准也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和直觉性的划分到较为科学化的过程。早期的复合标准，诸如1965年德马斯（W. G. Demas）[22]、2002年米兰·贾兹贝（Milan Jazbec）采用人口与领土复合指标来界定小国。后者认为，小国领土规模的衡量标准是1万—10万平方公里人口规模是,150万—1 500万，并允许有10%上下的偏离度。[23]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学者使用人口和经济复合指标，如，大卫·韦特尔认为：小国是人口总量在1 000万—1 500万的经济发达国家与人口总量在2 000万—3 000万的发展中国家。[24]用三个指标复合界定的方式则更加复杂，例如1980年山德（R. T. Shand）、1982年加兰（B. Jalan）、1993年米尔纳（C. Milner） 和韦斯特韦（T.Westaway）采用人口、领土、收入（GDP）指标复合界定[25]，以及1986年盖勒（D. J. Gayle）采用人口、领土、人均收入（人均GNP）指标复合界定。[26]
汤姆·克鲁沃兹的“群集分析法”（cluster analysis）是三指标复合界定方式的典型方式。该方式显得更为精致和复杂。这是使用统计方法以识别一组数据点中相似组群的分析过程。克鲁沃兹以人口、领土面积和经济收入为基本指标，对所有国家进行了群集分析后，采用了一个四个集群的模型将国家分为“微小国”“小国”“中等国家”和“大国”；并辅以另一个八集群的模型，在大国中识别出了“极大国”。[27]由于一个国家并不必然符合每个领域里给定的规模界定标准，因此无法将每个国家明确归入某种确定的规模类型。即一个国家可能按照人口规模被判定为小国，但同时在领土面积上则会归类为大国。有鉴于此，汤姆·克鲁沃兹采取的界定办法是，以该国“三个领域中至少有两个最小规模类别”（the smallest size-category）的方法来进行界定。使用这个“概略与预备”式（rough-and-ready）的分类技术，他将189个国家中的80个（42.3%）国家归类为“小国”，其中50个归类为“微型国家”（国家总数中的26.5%）。[28]
总体而言，虽然复合指标界定表面上显得复杂精致，且包含了更多的国家规模维度，但实质上仍是对两三个维度简单组合后的“武断划分”，并没有什么强有力的逻辑依据，界定效果和接受度甚至不及“单一指标界定方式”。
第二，物质指标与权力指标相结合的“复合指标界定方式”。1967年，让—吕克·韦鲁特（Jean-Luc Vellut）提出了一个稍微复杂一些的复合指标界定方式，即将物理维度（如人口与GDP）与能力维度（如军事与政治实力）结合起来考察国家规模。他认为，大国是指在以下指标中至少有三项居于顶端的国家：人口（1亿及以上）、国内生产总值（250亿美元或更多）、特殊的政治地位（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军事实力（30万军人及以上）。中等国家是两个主要指标至少有一个（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处于各自对数分布的前三（人口至少5 000万、国内生产总值至少100亿美元）。小国是至少一个指标处于一般规模之上（人口至少1 000万，国内生产总值至少20亿美元）的国家。“更小国家”分为两个级别：级别之一是或者人口500万，或者国内生产总值10亿美元的国家；级别之二是两个指标均低于级别之一的国家。[29]韦鲁特的界定方式兼顾了物质规模和国家权力，可能更合乎国际关系学者的界定偏好。罗伯特·帕斯特教授同样以物质和能力维度的组合方式来识别大国。他以代表权力的规模（人口和领土）、经济和军事实力三项传统指标，识别、界定出一个世纪以来的七个大国，它们分别是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美国、日本和中国。[30]这里的大国指的是“世界大国”，而不是“区域性大国”，它们“对世界各地施加重要的影响”。[31]可以看出，这种界定方式对于识别少数几个大国或许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在衡量大量小国的时候同样显得累赘和武断。
小国界定的立足点是其“实际规模”，这在方法论上相对具有更多的变化，也不与小国的“直觉判断或先验预期”背道而驰。[32]“复合指标界定”方法超越了之前采用“明显可测间断点”的方式，小国界定的科学性因而有所提升。然而，该方法也仅仅是数个维度的简单组合，其说明小国物质规模的可靠性和实用性并不充分，大部分学者在实践中也不倾向于使用这种理论依据存疑的复杂界定方式。
（三） 认知取向的小国界定：主观判断决定国家大小
客观界定方式存在的缺陷和面临的困境，使得学者们开始“从诸如人口、领土、国内生产总值和军事力量这些传统维度，有转向偏好、知觉和角色这些视角”的倾向。[33]换言之，这是一个“从更客观的标准到更主观的要素的变动趋势”，其中包括决策者、精英和人民的自我知觉问题。[34]从认知角度来界定小国可以较为便利地认识小国的国际影响和国际行为特点，而不是一味专注于小国的内在缺陷。
值得强调的是，主观因素或者认知偏好的小国界定方式绝非空穴来风和想当然的无稽之谈。事实上，它可能也是一种以客观事实为前提的理性判断。
第一，国家大小及其国际影响的衡量不仅是一个客观的判断过程，更是一个主观认知过程。经过主观过滤和筛选的客观事实才是我们最终判断和决策的依据。影响我们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是认知结果而非客观数据。因此，认知的“小”要比客观的“小”更有实际意义。
第二，对“小”的认知往往会反映一个国家的客观规模。认知绝非脱离现实的臆测或想象，而是建立在历史、现实的诸多信息所形成的知识结构之上。一个国家的客观物质规模、国际行为表现、国际声誉等因素是这种认知结构的构成，进而成为我们认知一个国家规模的基本素材。
第三，认知包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自我认知”和“外部认知”两种方式。这两种认知途径都是小国界定的重要尺度。由于对“小”存在某种程度的社会偏见，外部认知可能显得更为客观和重要。二者的重叠或共识则显著提高了规模认知的效度和可靠性。
认知取向主要从心理、自我认同与外部认同的角度来定义小国。罗伯特·罗斯坦（Robert Rothstein）认为，仅仅从“客观和实在”的标准来定义小国是不可取的，因为从“权力的光谱”上区分出“强国”与“弱国”，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小国的独特性。于是，他提出了基于心理维度的定义：“小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它承认单凭自身能力不能获得安全，它必须依赖其他国家、各种制度、过程或者发展的扶助才能做到这点；国际政治中的其他国家同样认可这样的理念，即小国依靠自身的各种手段是毫无效果的。”[35]
伊弗·诺伊曼（Iver B. Neumann）等学者主要从外部认同的角度来定义小国。他们认为，小国是指在某种程度上被其他国家“质疑”其有效维持国家主权的能力，受众所周知的资源匮乏的制约，在任何给定时间内都不能维持大国所界定的、在国际社会中“最低限度存在”（例如国际组织的成员资格、在主要国家首都设置使馆的情况等）的国家。[36]
小国的“自我认知”也是理解小国的重要补充。研究认为，“小”一般与“边缘地位”相关，但这并不必然存在于地缘意义之上。在环境和气候变化方面，国家可以小而聪明。“小”也贡献了许多潜在的优势：“小”可以成为一个不作为的理由或托词；“小”可以使国家能够采取行动并设置政策议程；“小”或许是一个优点，因为它限制了权力。[37]有的研究甚至从“没有权力的影响力”（influence without power）的角度来研究小国。[38]这些较有新意的观点可能借鉴了包括小国自我认知在内的多角度的认知经验。
以此观之，作为世界观的重要构成之一，小国概念亦是认知的产物。认知取向的小国界定就像个体间既有不同审美偏好，又有共同审美标准的选美比赛，它提供了一个界定小国的独特视角。在国际体系中，通过历史记忆、媒体信息传播、个人亲身体验等方式，这种界定已经构成一套评估一个国家物质规模大小抑或权力强弱的常识性认知图式。然而，这种侧重于主观视角的界定方式存在难以定量分析、科学性质疑、个体认知的差异性导致结论的多样性等内在缺陷。
除了上述三个维度取向的小国界定之外，基于有形因素和无形因素的综合视角也是国家规模测算的重要方式。这种兼顾主客观视角的综合衡量方法当然是理想的界定方式，因为它涉及的国家测算维度相对更为全面，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其可行性和必要性也会受到质疑。
首先，该方式太过复杂。如何处理有形因素和无形因素之间的关系及其在国家规模中的比重，显然是一个难以厘清和处理的问题。另外，即便纯粹的客观或主观视角，学界都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衡量办法，兼顾主、客观的综合方式也就更不可行了。
其次，该方式的必要性值得推敲。有形因素与无形因素之间是相互建构、相互说明和相互印证的关系，物质能力方面的表现往往可以反映其政体性质、外交技巧、社会凝聚力、民族性格等无形因素的实力。反之亦然。因此，在衡量国家大小的过程中，或许没有必要采取方法如此复杂、结果仍然存在分歧的综合界定方式。
从小国概念的文献分析中可以得出几个简要结论。对于理解小国概念现状及其建构或选择而言，这些基本结论是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
第一，小国概念是一个多视角、多维度、多方式的界定对象。这是小国概念多样、分歧显著的重要根源。任何取向的界定方式都具有自身的优点，同时也有不可避免的缺陷，因而迄今并无一个较为可靠的小国界定方法。
第二，小国概念既是基于统计数据的客观度量，又是一个主观认知过程，在相当程度上更是一个社会建构过程。广泛的社会认同是小国概念权威性和通用性的源泉。
第三，由于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之间是相互建构、相互依托、相互说明的关系，因而在小国界定过程中兼顾主客观的综合方法并无必要，也不可行，客观的物质视角相对而言是一个更为合适的小国界定方式。
第四，在物质取向的界定方式中，有“单一指标界定”和“复合指标界定”两种小国界定方式，两者各有利弊，但前者的采纳率要远高于后者。单一指标界定方式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对国家行为分析也具有分析意义。
第五，在“单一指标界定”方式中，“人口规模”是更为普遍使用的维度。
第六，无论采取哪个测算维度，“分界线”或“间断点”的确定是不得不然的界定办法。这种方法虽然是“武断的”，却是必需的，没有任何可以遵循的理论依据。
第七，小国界定在实践中非常复杂，但基于分析目的的小国界定又必不可少，因此小国概念的现状是可以理解的。
[1]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ference Small States in a Changing World:Globalization,Regionalism,Culture and Identity”,http://ase.tufts.edu/irconf/Q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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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aimo Väyrynen,“On the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of Small Power Status”,pp.91—102.
[5]Otmar Höll,eds.,Small States in Europe and Dependence,p.240.
[6] Raimo Väyrynen,“On the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of Small Power Status”,pp.9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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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Dominick Salvatore,Marjan Svetlicic&Joze P.Damijan,eds.,Small Countries in aGlobal Economy: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New York:Palgrave,2001,pp.72—73.
[16]Ozay Mehmet&M.Tahiroglu,“Globaliz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of Small States”,Humanomics,Vol.19,No.1/2,2003.
[17] Tom Crowards,“Defining the Category of‘Small’States”,p.145.
[18] 李向阳：《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小国战略》，《当代亚太》2008年第3期。
[19] Tom Crowards,“Defining the Category of‘Small’States”,p.149.
[20] 〔美〕威廉·内斯特编著：《国际关系——21世纪的政治与经济》，姚远、汪恒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5页。
[21]Baldur Thorhallsson&Anders Wivæl,“Small States in the European Union:What Do We Know and What Would We like to Know?”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19,No.4,December 2006.
[22]W.G.Demas,The Economics ofDevelopmentin SmallCountries with SpecialReference to the Caribbean.Montreal:McGill University Press,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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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R.T.Shand,“Island smallness:some definitions and implications”,in R.T.Shand,ed.The Island States ofthe Pacific and IndianOceans:Anatomy ofDevelopment,MonographNo.23,Development Studies Centre,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1980;B.Jalan,“Classification of economies by size”,in B.Jalan,ed.,Problems and Policies in Small Economies,London:Croom Helm,1982;C.Milner,T.Westaway,“Country size and the medium-term growth process:some cross-country evidence”,World Development,1993,Vol.21,No.2,pp.203—211.
[26]D.J.Gayle,The Small Developing State:Comparing Political Economies in Costa Rica,Singapore and Jamaica:AldershotGower Press,1986.
[27] Tom Crowards,“Defining the Category of‘’”SmallStates,pp.143—179.
[28] Ibid.
[29]Jean-Luc Vellut,“Smaller States and the Problem of War and Peace:Some Consequences of the Emergence of Smaller States in Africa”,JournalofPeace Research,Vol.4,No.3,1967.
[30] 罗伯特·A.帕斯特编：《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胡利平、杨韵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31] 罗伯特·A.帕斯特：《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第25页。
[32] Tom Crowards,“Defining the Category of‘Small’States”,p.173.
[33]Luxembourg Institute for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Executive Summary,Conference on Small State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European Union,Kochhaus,Schengen,16and 17 May 2008.
[34] Ibid.
[35]Robert Rothstein,Alliance and Small Powers,New York and Lond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8,p.29.
[36] Iver B.Neumann&Sieglinde Gstöhl,“Lilliputians in Gulliver’s World?Small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enter for Small States Studies,University of Iceland,Working Paper 1—2004.
[37]Luxembourg Institute for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Executive Summary,Conference on Small State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European Union,Kochhaus,Schengen,16and 17 May 2008.
[38] Ib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