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相对性的比较

在修辞分化的第二种形式中，这种区分的无力感更加明显，不仅因为对立（你说“是”，所以我说“不是”），还在于当今社会话语的另一种固化动力，即“相对性的比较”。这种争论模式的结构在社交网络中非常普遍。可以这样总结：每当集体表达同情，或只是倾向原因“X”时，个体就会通过对比这种倾向性来构建自己的身份。在“我是查理”案例中，当该事件出现在网络上几小时后，“我不是查理”便开始扩散，不仅通过批评《查理周刊》杂志的内容（对立），也通过对比：如何看待记者“Y”在该国家被迫害？恐怖行动中的被害者“Z”又怎么办？为什么人们不说“我是Y”或“我是Z”？该分化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更有害，因为它投射出一种关于移情的意识形态网格。从这个层面讲，永远都会有受害者、大屠杀以及种族灭绝等，相对于该事件，这些更值得我们思考。持对比观点者会说：“我的受灾群众比你的状况更差吗？停止抱怨。”这种修辞模式在网络上的病毒性影响，让移情的实例倍增：不和谐的对话，每一时刻都充斥于社交网络，每个参与者都会想出一个原因。比如，关于不公的来源，关于存在于某个地方、某段历史中、某个时刻的创伤等。并借此情形留言：“关心我，而不是《查理周刊》，我同样或更值得被关注。”

如果想要对该争论模式导致的离奇观点有所了解，我们可以参考下面的案例。案发期间，基于网络而发展的私人交通工具优步，在意大利都灵市越来越受欢迎，尤其是在学生和年轻人中间。出租车司机非常愤怒，他们抱怨客户流失，他们的执照价值也有所贬值。因此，他们不断抗议，抗议活动有时甚至非常激烈。在其中的一次抗议浪潮中，他们开始在出租车的车窗上贴纸条。这些纸条很像“我是查理”的贴纸，运用相同的图案、颜色以及字体，但“查理”被替换为“合法出租车”（如图3－2所示）。因此，原先表达对恐怖袭击受害者的移情心理的标语，被用来吸引公众关注面临优步威胁的出租车司机，这就是对比过程可能导致的道德反常：无数的、或多或少的严重不满，它们运用“我是查理”的模式来争夺媒体的关注。然而问题在于：从话语角度来看，没有任何人是赢家。

图3－2 这是在都灵市一辆出租车的车窗上贴着的“我是合法出租车”标语，作者拍摄。

匆匆一瞥，这种争论结构似乎是做加法，“我们不只说‘我是查理’，也可以说‘我是Y’或‘我是Z'”。然而实际上，这种争论模式却是在做减法。它寄生在群体围绕某个议题而分享的情绪负荷中，以便将其中一些情绪负荷引到其他地方。这个减法的最小公式是一个简单的词：“但是”。这个词在几乎所有语言中都有相应的词。而且，在逻辑上最重要的是，它在语义上引入了否定性的分化。“我是查理，但是……”这个词的语义结构所提示的，与当代社会话语中最矛盾的种族主义句子之一相同：“我不是种族主义者，但是……”这个“但是”实际上使所有反种族主义者的自我界定无效，也使“我是查理”身份背后的所有移情破碎。事实上，这样的“但是”会使人们摆脱情感痴迷状态，并在认知上将他们的移情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

这种相对性对比合理吗？多样性的意识形态通过数字社交网络自然地传播，看起来中立，但仔细观察这个复杂的话语竞技场，人们不禁怀疑，这种第二级分化更多地源于形式模式，而非对特定内容的敏感。换句话说，最重要的是，他们并不是急于把各种不满摆到台面上来，而是要通过某种方法，低调处理位于公众注意力中心的事物，竭力解除集体主义的魔咒，以便重新引入让话题再碎片化。因此，每当网络中形成情感共同体时，一种自古以来对集体的恐惧感就会呈现出来。而出于本能的个性化反应，就会让许多人站出来，大声地表明他们反对的立场，他们也因此获得了转瞬即逝的公众关注。

任何差异化背后都有利可寻。最简单的形式莫过于通过差异创造价值引人关注。在某些情况下，价值的创造不是通过消极的差异化，而是通过积极的创造力。在《查理周刊》编辑部遭到恐怖袭击后，班克斯（Banksy）的一幅画开始在全球网络上传播开来，实际上这幅画由露西尔·勒莱克尔（Lucille Leclerc）在2015年1月7日所作。这幅画对“今天”和“明天”进行了视觉上的比较：“今天”是一支折断的铅笔，“明天”是一只被折断且变成了两支被削尖了的铅笔。这幅画很巧妙，因为它传达的信息直接、有力且明确：今天漫画家被杀害，明天他们的数量会倍增。自由和创造力战胜了蒙昧主义及约束。这幅画之所以获得极大成功，原因还在于，它通过形式表现了信息：班克斯的创造力在于颂扬创造的弹性能力。因此，这张图片变得非常流行，并在互联网上被广泛分享（如图3－3所示）。

图3－3 为《查理周刊》而作的漫画，被认为由班克斯所作，实际作画者为露西尔·勒莱克尔（Lucille Leclerc）（2015年1月7日第一次被露西尔·勒克莱尔发布）

然而，除了创造性的正向差异分化、个性化潜力巨大这两个因素外，还存在无数的微观实例。这些实例并不是通过创造力，而是通过否定来制造差异的。割裂和相对性比较就是其中的两个典型案例：当“我不是查理”被发布在脸书（Facebook）上，或者当出租车上贴着“我是出租车”的纸条时，一些力量会寄生在集体移情心理中，以获得片刻的关注，哪怕这种关注使人愤怒和不快。但这是否合理呢？只有集体拥有贴标语的权利，而少数派或持其他的立场的人不该拥有？这样的主张无异于鼓吹集体专政。同样，那些不具有集体移情心理的人，以及不可知论者之间也存在逻辑差异。例如，有的人不会展示任何“我是查理”的贴纸，相反，有的人则存有反对集体的另一种偏见。

当代学者的职责，不仅在于思考当所有否定实例被排斥时，社会将会发生什么，还应当思考，当集体移情因割裂和相对性比较不断被打破时，社群将会发生什么，持意见相反者的个人主义行为是否也会导致一定程度上的道德瘫痪？在这种情况下，持续的竞争性主张的并存，是否会破坏所有道德工程建设？换句话说：如果一个社会再也不为恐怖主义袭击中的受害者沉默一分钟，也没有个人的声音来打破这种沉寂，那么社会将发生什么？数字社交媒体中普遍的自恋行为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有时会损害社会凝聚力。

正如前文所述，没有什么比通过否定来获得关注更容易的了。普罗大众称“我是查理”，“我”则通过对立或对比让自己被区分开来，从而赢得了一小群追随者的关注。这一小群人也许和我的想法一样，但大多数人可能也渴望成为与大众相对立的少数派来区分自己。为了融入少数派，“我”必须分享他人的观点（个别少数派和个别语言一样难以接受），然而，个人在少数群体中经受的同化反应与大多数人或持主流意见的人被强加的不同。尽管如此，同化反应仍然保有“通过否定来区分”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