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模糊性讽刺

第三种程度的差异性分化加剧了对立和对比的语义和语用效应。在符号域中，信息开始激增，这些信息不仅试图否定大众的情感凝聚力，将其焦点转移到其他领域，而且也构成了一种反陈述（anti-statement）。法国讽刺喜剧演员、反犹太主义活动家迪厄多内·姆巴拉·姆巴拉（Dieudonne M＇bala M＇bala）就是个例子。2015年1月11日，为了声援恐怖袭击中的受害者，一大群人在巴黎的林荫大道上游行。法国喜剧演员，声名狼藉的反对者迪厄多内，在推特上写道：“请注意，今晚就我个人而言，我感觉自己就像查理·库利巴利。”他将杂志的名称，与其中一名恐怖分子阿米迪·库利巴利（Amedy Coulibaly）混在一起，最终，他被法国当局起诉，并被视为恐怖主义的辩护者而遭到谴责。

然而，迪厄多内的声明并不是孤立的。很快，同样口号的其他版本开始在社交网络上传播开来，有时也采用“我是查理”的图案形式。这些版本也会用恐怖分子的名字取代杂志的名字，就像迪厄多内的做法一样，再一次用库利巴利的名字，或者用《查理周刊》事件的肇事者——恶名昭彰的库瓦奇（Kouachi）兄弟的名字（如图3－4所示）。

图3－4 匿名发布在网上的图片，改编了“我是查理”的口号，以表示对恐怖分子的支持

这些反对式的标语也时常公开支持充满暴力的激进主义或反犹太主义。显而易见，这些标语力图引起的分化，都是基于不同程度的对抗。它们并不局限于否定受害者和群体的身份认同，也不仅仅通过假定受害者来替代实际受害者，而是提出了令人不安的对恐怖分子的认同。迪厄多内的案例表明，第三种程度的分化会引起公愤。随之而来的便是注意力和观众，模仿者和支持者。由于本章更关注符号域中语义分化的抽象模式，而非其实际内容，因此，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向媒体尤其是向社交网络提出并非荒谬的建议。重要的是，这些对凶手身份认同的言论在符号域中病毒般地传播。这类言论中暴力的语义确实令人担忧，更让人担忧的是它们的实际影响：互联网上许多人渴望接受和传播它们，从而加快了它们的扩散。人们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分化的前两种程度（对立和否定），通过温和的反叙述来对抗群众，迪厄多内的追随者、库瓦奇兄弟的支持者赞同明显的反社会观点。根据这种观点判断，反对恐怖主义和声援受害者的人群不仅是错误的（我们不应该是“查理”，我们应该是别人）。事实上，我们把自己变成了敌人，大喊“我是库利巴利”，这意味着将所有支持查理的人指定为下一个潜在的受害者。

对于这一点，应该进一步区分。像迪厄多内这样的意见领袖公开发表言论时，他们很清楚自己必须面对的法律后果。事实上，尽管因为这些后果他们可能会遭到惩罚，但他们却拥有了最有效的扩音器。这是当今西方社会所要面对的困境之一：一方面，限制仇恨言论的传播；另一方面，面临任何限制都会存在风险，它们变成了一种无意识的宣传（Bleich, 2011; Leone, 2011）。

下面就是迪厄多内因其“库利巴利”言论而被起诉后发生的事情。互联网上，数以千计的匿名声音开始将他描绘成自由的牺牲者、被审查和镇压的受害者，甚至把他与《查理周刊》相提并论。漫画家们因其作品而被残忍杀害，而迪厄多内则因违反法国法律而被起诉，他们之间的明显区别完全被忽略了。迪厄多内以及像他这样持与大众相反意见者或挑衅性意见的领袖，都很清楚如何利用公众的愤怒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并以此获得政治和经济利益。因此，不难解释，不幸的是，这些挑衅的修辞模式背后的基本原理就是：听起来越是不道德的言论，就越能吸引媒体的注意，故而在特定的空间位置中让这些人获得了社会地位。难以解释的是，为什么适合这样的人的位置会在当今政治全景中激增？如果这种支持没有明显的利益可寻，为什么有人会公然地为残酷的恐怖主义辩护，甚至将其美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