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割裂_论无意味：后物质时代的意义消减-QQ阅读男生玄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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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割裂

本章认为，第一个趋势名为渐进式分化。在法国媒体中，这种分化常常被冠以“割裂”的贬义名称。《查理周刊》漫画家被杀的消息，迅速激起公众的情绪反应，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反应与悲剧论恐怖主义在西方媒体中的概念化，参见施瓦尔茨-弗里泽尔（Schwarz-Friesel）和赫罗眀加（Kromminga）2014年的成果。的象征内核相称。受害者大多是讽刺漫画家，恐怖分子之所以杀害他们，是因为在恐怖分子眼里，漫画家竟敢多次代表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Mohammed），并常常带有强烈的讽刺意味。关于漫画事件的参考书目相当丰富。调查性文献：克劳森（Klausen）2009年发表的文章；格伦达（Grenda）、贝内克（Beneke）以及纳什（Nash）2014年的研究成果；辛德曼（Sinderman）、彼得森（Petersen）、斯洛斯（Slothuus）以及和史塔佩格（Stubager）2014年的研究成果；在丹麦语境中，辛勒姆（Sinram）2015年发表的文章；在德国语境中，阿塔（Ata）2011年的研究成果；查阅对比研究主要有埃冯（Avon）2010年的成果。因此，在情感信息上，漫画靠近受害者，表达的是被袭击的表现方式，这些漫画开始在网络尤其是社交网络中传播，人们最早在视觉层面而非口头语言层面做出反应，因此，这种回应的能力类似病毒性传播得到增强。不是每个人都能画漫画，所以，传播的主要还是专业漫画家的作品，这些作品被发布到社交网络中，最初对杀戮事件做出反应的视觉话语，往往只是集中在几张图片上，但它们在网上广为流传。民众对漫画信息逐一分析，以此表达他们对该事件的明确态度，但大多数人倾向于将同类信息合并，并以口头方式总结为：“漫画比武器更有力，它最终会胜利。”（如图3－1所示）对漫画的符号学分析有着悠久的传统。参见康特莫里（Contemori）和佩提纳里（Pettinari）1993年的文章；埃尔·里法伊（El Refaie）2009年的文章；论漫画回应“9·11”恐怖袭击的符号学分析见哈特（Hart）和哈森察尔（Hassencahl）2002年的文章；通过对漫画进行语义分析，讨论在关键问题上公共话语的方法论问题，参见贾雷利（Giarelli）和蒂尔曼（Tulman）2003年的文章。当然，这其中也不乏其他的语义表达，但这些不是主流。

图3－1 达林·贝尔（Darrin Bell）于2015年1月8日第一次在坎多维尔（Candorville）发布的漫画，用讽刺方式强调《查理周刊》事件中恐怖分子的力量。

第二个趋势，普遍且及时的反应都是视觉化的，哪怕包含口头语言及图像两种元素。

民众开始用“我是查理”（Je suis CHARLIE）这一句子做出特别的视觉呈现，该句子在视觉上采用了传统的杂志字体，以黑白为主，使用多种语言。法国平面设计师乔基姆·罗森（Joachim Roncin）在袭击事件发生后立即创造了这个口号和它的视觉形态。代词和动词“我是”源于罗森自己的杂志《设计师》（Stylist）的版式字体，“查理”则采用《查理周刊》的版式字体，该口号最早在推特上发布，然后病毒般地在网络上传播开来。这一非常简单的句子在修辞上却卓有成效，因为它建立在空指示性（empty deictic positions）的立场上（Benveniste, 1966、1971; Manetti, 2008; Ono, 2007）。“我”等同于“查理”，时态上与句子本身的表达一致，没有指示的余地。因此，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可以使用这个“我”，居住在它表达的时间中，并把它的内容传送到任何地方。“我是查理”意味着什么？起初，这是一种人类情感不清楚的表达，一种对被残忍杀害者的同情。换句话说，在全网上不断扩散的许多“我是查理”的例子，实际上并没有明确表明“我同意被杀的漫画家的想法”，而是“你因你的想法而被杀，所以我是你”，甚至更为普遍的是“我是你，因为你在做你的工作时被残忍地杀害了” 论同理心的符号学，参见科赫（Koch）1989年的文献；论叙事同理心，参见基恩（Keen）2006年的文献及莎法·波勒（Cfr Boler）1997年的文献。。

我们可以将这上面两种反应分别称为病毒性视觉反应和个人身份识别。它们都具有自发性特点，这些反应在悲剧发生后的第一瞬间介入，而当时的事实情况却处于变化之中。关于此类集体情绪反应的社会符号学分析，参见兰德沃斯基（Landowski）2004年的研究。相比之下，在随后的阶段，当社会对悲剧的反应从情感、视觉和亲密的独白转变为理性、口头、集体的对话或复调时，刻板模式开始塑造公共话语。换句话说，第一种情绪反应新奇而惊讶，接下来的反应却是机械的、普遍的，有时甚至令人难以忍受，不近人情。这证实了社会话语冷峻的预测性。一般的专家可以轻松地预测下一步的行动。第一步最为简单，民众通常会在此行为中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展现自己的身份：否定关于否定的文献资料非常丰富。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其是1991年符号学研究的中心；诺斯（Nöth）于1994年发表了相关文章；以及伊博（Ibo）于2012年发表了相关文章；《新行为符号学》2011年第114期也完全致力于否定研究（参见http://epublications.unilim.fr/revues/as/2730，最后一次访问时间：2018年1月17日）；莎法·多娜（Cfr Donà）于2004年发表了文章；沃森（Wason）在1962年对否定的社会心理学做了早期研究；综合性调查，参见杨（Yang）于2005年的研究成果。。尽管数百万人在社交网络上复制同样的泰坦尼克号漫画，也采用同样的口号，但很快就有人渴望脱颖而出，展示他们的个性，彰显他们是少数派中的一员。

可以争论的是，这种对抗和个性化的策略，相对独立于它的实际内容，并且在符号域特别是在社交网络中，在每一次集体回应的时候便开始自我复制。换句话说，当社交网络中产生病毒式的“A”解释时，片刻之间，在同样社交网络中一些人便开始宣称“非A”。然而问题的关键是他们对“A”并不真正地感兴趣，他们钟情的只是“非”。也就是说，他们为拥有自我否定的权利而感到乐不可支。当数百万人在集体反应中融入他们的情感个性时，他们便获得了存在感，而另一些人则感觉受到了威胁（Canetti, 1960）。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他们都渴望从人群中脱颖而出。

作为一名持相反意见的人，他在数字社交网络中的初期的个性化，便是否定所有人都在重复的事情，这是实现细微差别的必经之路。事实上，“我是查理”这个口号可以被无理由接受（它的合理性在于传播本身，情感功效的渐进一致性）。相反，反对者必须无条件地证明“我不是查理”。我们给出了不同的论据来解释对立的第一层级，其中最常见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虽然对漫画家和其他受害者的悲惨命运赋予同情，但又觉得伸张对该讽刺性杂志的认同并不合适。人们宣称“我不是查理”反对的是其中的内容和语气。这第一层级的对立，令人不安之处在于其冷漠：当11位受害者的尸体尚有余温，因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号被残忍屠杀时，焦点不在于难以言说的暴力谋杀，而在于杂志的评论标准，这怎么可能？这当然可能，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这与杂志无关，相反的是，它表达了一种“人类，非凡人类”的分化本能。人们虽有同情之心，但又渴望脱颖而出，不想融入“我是查理”的普罗大众，因此反向而行，打出“我不是查理”的旗号。重要的不在于这种立场能否站得住脚，而是能否凸显其个性，能否围绕某一观点和角色来表达独特的形象。

然而，这两个正面和负面的宣言是否处于同一水平呢？为什么前者被认为是一种对悲剧的情感、本能、集体的反应，而后者则被当作一种冷漠的、有预谋的以及个人主义的对抗反应？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众多，但最根本的只有一个：那些选择“我不是查理”的人，并不是对现实做出反应，而是基于现实之上的话语，他们与枪击事件的关系则是次要的。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也是一种缺乏人类移情能力的行为。而支持“我是查理”的群众不是也在回应媒体提供的现实吗？这个集体的大多数成员，确实没有直接目睹这场悲剧，而是通过法国和国际媒体令人伤脑筋的叙事方式得以知晓。那些对受害者表现出无条件同情心的人，他们的行为反应与高举“我不是查理”言论的人，处于不同的话语层次。我们应当明白，当今影响数字社交网络传播话语的复杂性之一，便在于没有区分话语层次，就如死亡现实的信息与关于死亡现实信息的信息是两个话语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