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意味:后物质时代的意义消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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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无意味的重要性

两个问题:如果无意味没有意指,那么怎么可能识别它呢?我们为什么要在乎它呢?

1.5.1 意味的觉醒

无意味可以通过与意味的对比来把握,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无意味可以变得有意味。回到在日本乘坐公交车的例子。大多数来日本的外国游客会被当地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睡觉的概率所震惊,在公共汽车上、地铁上、火车上,或者其他交通工具上,到处是昏昏欲睡、假寐、打盹的,在座位上坐着、倚靠着、斜站着、歪倒着的日本人,但他们又能在到站时奇迹般地醒来。起初,大多数外国游客只是感到可笑,因为这是他们无法理解的事。然而,当他们细细地、慢慢地去关注时,敏锐的观察者就会猜想,是不是日本人工作太努力?起得太早?或者在公共交通上花的时间太多?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匪夷所思的经历会使无意味变得有意味,如果没有进入另一种文化的人类学体验,这种过渡是不可能发生的。本章并不是解释日本人在公交车上睡觉的习惯,而是将这种习惯与日本文化符号域的某些方面联系起来,就像经历从无意义(不可破译的意义)到富有意义的转变。

反过来说,在这种情况下,从无意味到意味的过渡需要一种更为深刻的发现,即非日本文化中的公共空间到底是什么?一些外国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看到容易入睡或经常睡觉的日本人,就会想:“在巴黎的地铁、罗马的公交车、马德里的市郊火车上睡觉,我永远不会觉得舒服。”日本人在公共交通上睡觉,不仅在于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就像单纯的解释说的那样(他们工作太辛苦了,等等);还在于他们可以这样做,他们可以信任自己的公共空间,信任他们的社会,信任他们的同胞。他们认为在公共场合睡觉,不用在意他人的目光和想法,这就是在人类学观察下从无意味到有意味的过渡。不同于在日本乘坐公交车,在其他国家乘坐公共交通时,时刻保持清醒,似乎变得更有意味,疲惫不堪的乘客努力保持警觉不再是一种自然的行为。这样一个颇具意味的选择,是由整个社会环境导致的,是那些重复的,漫长而复杂,充满暴力和不公的历史带来的恶果。几个世纪的饥饿、贫困、剥削、犯罪都压在巴黎、罗马、伦敦、马德里的地铁乘客的肩上,它们仿佛对着他们的耳朵低语:“千万别睡着,这是很危险的。”

这是从无意味到意味过渡的旅程,此刻,空气的颜色开始显现,以往闻所未闻的声音开始窃窃私语,它们传递着包含真相的信息。这是一种新符码的建立,打破了第二天性的缄默,揭示出历史的重任。一个更为珍贵和具有启发意义的人类学旅行经验告诉我们,旅行经常需要冒险,若要熟悉一个未知的文化符码,并把它从无意义变成意义,不在于学习或发现这种外在的符码,而是要建立一种新的内在符码,能够赋予它新的理解,不再根据他者的文化,而是依靠自己的文化来理解。从那一刻起,你就会发现,在公共交通上保持清醒,不再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同样在公交车上睡觉也不会显得可笑。这就如同在一个教室里,投影仪被打开,直到关掉,你才会意识到它是多么的嘈杂,房间里的无声状态再次成为一个颇具意味的问题。

然而,从无意味到意味的过渡鲜有发生,也不明显。因为它们通常在频繁旅行或人类学探索的环境中发生,但大多数人却无法有这样的实践。对大多数人来说,公共空间的暴力、饥饿、贫困、肮脏、压迫等现象都不是简单的无意义,它们必定有所指向,这也就意味着在适当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寻找到祸根并将其消除。悖论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些痛苦、饥饿、贫穷、肮脏、压迫和暴力却是无意味的,这种无意味不同于其他旁观者和那些体验痛苦的人,他们遭受的痛苦已经让他们痛到习以为常、失去知觉。对于一生都在挨饿的孩子,一个从青年时期就遭受暴力的女人或从出生开始就遭受压迫和剥削的工人来说,疼痛并不是一种符号习性,而是一种无意味的、无法抉择的无声存在。现代符号学中最严重的道德错误之一,就是认为符号习性本身就是解释社群符号活动结果,这一观点是无辜的吗?然而,持这一符号习性观点的人,不仅不是无辜的,而且大多还是不理智的,因为符号习性的形成妨碍了获得符号意义的自由解释。只有令人愉悦的学者才会认为,符号的无限衍义(unlimited semiosis)只有在社群拥有最合适、最理性、最公正的习性中才会走向透明。

语言人类学长期以来在区别符形的(etic)和符用的(emic)方面颇具成效,(Pike, 1967)。奇怪的是,符号学却几乎忽略了它们。对大多数符号学家来说,符号习性接近符号功能的合理性,自然导致无限衍义。当符号学家分析符号习性时,他们认为这是解释社群能够给出的关于意味难题的最好答案。然而,这种观点很明显忽视了人类学中符用的和符形的之间的区别,没有意识到符号习性实际上只能从外部进行观察。从外部进行观察,分析并找到它的活力,符码的暂时组合产生了文化概念,符码不断地确立和组合形成了稳定的符号,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抵制历史中的意义变动,并且得到理想解释社群的认可。从符号学内部视角来看则相反,符号习性不再作为表意符号而无意味,它们与宗教信仰、日常生活或其他人类生存状态及行为案例没有太大的区别。在这些行为案例中,文化的选择毋庸置疑地被视为第二天性的标准,这就是符号习性无意义的原因。我们不知道它们代表的意义(无法破译),它们指向谁(难以理解),或者在哪种程度上有意义(神秘)。更令人不安的是,我们的符号习性之所以无意味,还源于它们的生物文化机制,这种机制将社会选择转变成了与生俱来的自我,这种转化达到了最好状态,或者天才的灵感可以随时将它从固定的符号意义转变成无限衍义,坦率地说,这也是一种心理上天真的表现。

大多数欧洲城市的公共交通空间并不安全,人们不能在上面睡觉。相反,人们可以在自己的车里、家里或自己的办公室里等安全环境中安然入睡。在公共交通空间中,如果警觉性降低,有时还会带来危险。尽管如此,欧洲也有人在公共场合睡觉,他们并不知晓也不想去思考危险性,睡眠和公共空间之间的关系对他们来说是无意味的。只要他们的社会符号习惯没有遭遇不同文明的冲突,就不会显示意味问题,而一旦相遇就会表现出相反的表意行为。此时,他们才会意识到,不仅有一种不同的公共空间形式存在,而且这种可供选择的形式可能更好。与此同时,他们也逐渐意识到他们所遭受的暴力无意味。通常,社群会通过冷静的学术对话,在历史中提炼出百科全书般的答案,而个人则通过可供选择性的解释来理解并寻求社会的真相。符号习惯如同鞋中的小砂砾,人们只有摆脱它们时,才能意识到行走的方便。它们就像一种深植于人体内的疼痛,一直处于极度痛苦中的人常常忘记其存在,它们是一种人们习惯了的慢性病。

从内部视角来看,可以肯定的是,符号习性是无意味的,但这并不等于通过无限衍义来鼓吹生活的乌托邦,这种选择对大多数人来说是行不通的,除了某些特殊的个体(例如真正的艺术家)。相反,对符号习性无意味的思考,应该打破内部固有的理性观念。解释社群总是出于现实考虑,选择最好的解释项作为无限衍义的某个定点。但这不是正确的,因为这个定点总是暂时的,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重新激活。社群是否相信,这个可供选择的解释项为意义共享这一难题,是不是提供了最好的解决方案?如果我们可以把暴力行为重新定义为解释社群中的一种符号习性,那么这种习性对社群中的大多数成员来说是无形的,它带给其中一些人苦难,而让另一些人受益。奴隶制也是一种符号习性,它被人们从一系列选择项中选出来,成为曾经最适合人类的解释项,并成为意义的定点和最终的解释项;它带来了心智、行为、贸易和管辖权,也导致了无法形容的伤痛。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它是无意味的而不是无意义的,它不是不可破译,也并非难以理解或者神秘,而是第二天性中的一部分。奴隶制是荒谬的,当一些勇敢的人指出它,并与它做斗争,最终宣布它为非人道时,人类才意识到,把这种选择项变成一种习性是多么让人难以忍受。也许,总有一天,人们会怀着同样的沮丧意识到,为了跨越国界而死是一种多么盲从的行为,或者屠杀其他动物来养活人类这些诸如此类无形的符号习性,多么让人不可容忍。

符号学家的主要任务,不是与世界上的暴力与不公做斗争,他们亦不能被称为具有符号理性的、独立的游吟诗人,以深刻的理论体系来改变现状。只有从历史、社会和生活的特权地位出发,人们才能主张符号化过程的自发合理性,一旦人们离开他们依赖的有利地位,就会意识到把粗暴的解释项变成符号习性,并在解释社群中分享,将它变成道德和法律规范,会造成痛苦。商人知识分子将这些符号习性描述为人类解释理性的合理结果,并最终创建了一个王国。在这个王国中,暴力、不公和持续不断的痛苦被当作无须质疑、悄无声息以及无意味的第二天性。符号学家应该表明,并非所有的意味都是正确的,也不是所有被认为是正确的行为都具有意味,符号学家应当揭示人类无意味的痛苦。

1.5.2 沉沦于无意味

从无意味到有意味的过程不仅可以揭示无意味,如通过乘坐日本公交车而意识到的欧洲公共空间的暴力;反过来,从意味到无意味的反向过程也可以揭示无意味。

发现新的意义总是令人兴奋。当通过直觉知道无法破译的符号代表的意义时,当领会到难以理解的符号指向的事物时,当意识到神秘的符号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的意义时,这些都是令人兴奋的时刻。然而,最令人兴奋激动的符号体验,是当一个新的符号诞生的时候,人们可能会忽视它在某方面代表的意义及指向的对象,但它是作为语言世界觉醒的体现和事物形成的过程,同样也是一种领悟,即自然界还有另一个假底层(false bottom),在其中隐藏着文化的秘密箱子。发现新意义的兴奋愉悦无关于符号的实际语义内容或语用价值。一方面,人们在痛苦中发现:在找到新意义之前,符号矩阵中无意味的暴力是无形的,比如公共空间中身体的紧张感;另一方面,人们可以在欢欣鼓舞中揭示愉悦的无意味,例如当你意识到沉默的价值时,或者当你的身体被自然的声音包围时。在这两种情况下,人类能够把世界上另一个沉默的角落变成语言,而无论说什么,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赋予了人类一种积极的化学反应。有人可能会反驳,提出这种模棱两可是一种享乐,使人陷入模糊状态,成为机器,把世界看作物而非语言,遵从自然规律,过着没有选择的生活。然而,这是一种危险的趋势和癖好,当人们分析无意味时,这种精神状态便会凸显出来,不是在精神上开始觉醒(实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是可能的),而是达到了精神上的困乏点(人们生活在唯一可能世界的内化想法)。此外,如果一个人养成了一种沉迷于无意味的嗜好,他或她已经无法感知到无意味的门槛,当人类开始享受像机器人一样行动时,他们就不再只是像机器人一样行动,而是成了机器人。

事实上,只要人们忠于自己的人性,即具有生物认知上的天赋,就不会满足于成为机器。当我们的所言所行在任何方面都没有意义,也不指向对象时,我们会感到锥心之痛。我们难以阻挡内心对此逃避的渴望,我们应该改变,这不仅是在精神层面上,也是在生物认知上的当务之急。如果我们接受只被事物包围,而不是被语言和意义所包围的生活,那么就意味着我们放弃了我们在生物进化中的角色。我们正在物种历史中倒退,要使环境变得有意味,就要承认人类具有更好地控制它的能力。人们可能会选择放弃这种能力,代之以实现与自然本性神秘会合的乌托邦。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人们被迫陷入无意味的情境时,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言行代表了哪些意义、指向何种对象,他们变成了物,不再是出于自己乌托邦式的主动精神,因而被看成是“人类工具”。实际上,当一些人沉迷于无意味时,另外的人却从中受益。

从乘坐日本公交车所体会到的意味与无意味关系之间,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启示呢?这次是个人的经验教训,本章之所以采用日本巴士作为符号学案例,源于作者在京都大学做了一学期的客座教授(因此乘坐了许多次日本巴士往返于住所与办公室之间)。

学术休假对一个学者来说是一段美妙的时光。忽然之间,他或她就有可能在图书馆、档案馆或实验室里待上很长时间,结识新朋友;在品尝异国风味的食物的同时,与外国同事进行长时间的哲学讨论;将新知识传授给专心致志的学生;把自己关在一个小书房里,不被太多的个人事务所干扰,以便阅读、写作,最重要的是思考……但是等一下:这不是大学教授在他或她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应该得到的回报吗?这些不是学者的日常活动吗?

实际上,这些活动可以让学者的生活变得更具意味,这表明他或她坚信其所做的事情具有某种相关的意义,指向那些在意他的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兼顾学者的职业、培训和技能的最佳选择。在一次成功的学术休假中,一位大学教授纵情于意味,他或她滋生了这样一种信念:他或她的努力不是徒劳的,他们为更美好的人类生活做出了贡献。

然而,这种对意味的感知,与大多数大学教授在自己所属的机构工作时所面临的困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有些大学比其他大学更好,它们给研究人员更多的自由、更多的学术交流和社交机会,以及更宽敞、安静的办公空间等。这并不是重点,学术休假对学者而言,通常应当是一种更好的体验,无论他或她来自哪个机构或者去哪个机构,因为对于学者来说,学术休假通常意味着:他或她能够从大多数时候无意味的大学生活中解脱出来。

在最近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中,意大利的大学引入了一个复杂的数字评估及多层次的自我评估系统,将其作为逐步合理化和消除无效实践和行为的手段。评估和自我评估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都是有用的,事实上,在意大利或具有类似文化态度的国家,这种自我审查模式最初往往只具其形式,而非在实质上进行。作为硕士项目的负责人,本书的作者必须每年收集一系列统计数据,将它们汇编成一份格式化的数字报告,以此回报评估项目的情况,并许下改进的承诺。所有这些,表面上看起来都很不错,但在现实中,统计数据往往是虚假的,或者至少是以一种不够科学的方式收集的,以至于它们完全不能反映项目的实际状况。该报告只关注数字,未能抓住真正重要的东西——项目中的教学和研究质量,报告中的承诺也无法通过相应的物力有效开展。最糟糕的是,没有人真正读过这些报告,除了满足于不可侵犯权威的管理官僚。因此,数字评估和自我评估活动:(1)毫无意义,因为它并不真正代表项目的状况;(2)不指向任何人,无论是学生、教授或机构领导都不会认真对待它;(3)不具有任何一方面的价值,因为它没有选择指向对象的某方面的意义。然而,整理这些报告是强制性的工作,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这些宝贵的时间可以用来做更重要的事情,比如读书或与学生交谈。

如果生命是一个符号化过程,意味是物种的命运,那么数字学术官僚主义则令人感到失望。编写无意味的报告令人沮丧,它把人变成机器人、变成机器、变成物。这等同于为了变成具有无意味生活方式的机器人,学者们放弃了最珍视的东西,即与语言的亲密关系。此外,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这种从意味到无意味的转变并非是无辜的。每当人类的认知活力,从与环境的意味关系转变为无意味关系的时候,就会有人或多或少地把这种活力作为一种工具,一种愚蠢的工具。在数字学术官僚主义的例子中,关于这种剥削比比皆是,为了满足官僚主义的饥渴需求,无休止的数字形式的生产让教授和学生的生命中有意味的时间被剥夺,谁能从这样一个事实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