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结论

反思无意味符号学的重要性不仅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而且也是为了让人们认识到学术官僚主义只是数字异化中的冰山一角。当今多数大学教授之所以如此紧张，是因为学术官僚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难以理解的、可笑的甚至是可鄙的；但从外部视角来看，它们又是意味和无意味之间区别的体现。当然，也有一些有自我毁灭倾向的学者是拥护数字官僚主义的，他们甚至把它融入同事们的空闲时间里。幸运的是，始终有例外，这些人可能早已不再是学者，或者从来都不擅长于此。反之，大多数大学教授意识到，当他们可以就一个深入的话题和学生讨论时，当他们能读一本新书时，当他们花时间在文章中构思出的一个漂亮句子可能长存于世时，他们的生活会变得多么明亮。当然，他们也能感受到被迫执行无意味的数字任务的暴力。从意味到无意味过程，这种体验的紧张感颇为有益，同样有益的是人们意识到事物不应当是理所当然的模样，它们可以变得更好。抗议、移民以及哲学以不同的方式指向幸福，难以忍受的痛苦、灾难、不公和剥削。

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符号生存的本能早已消失，这种本能被打造成了无意味的数字生活形式。人们为了更有意味地生活，甚至再也意识不到这种无意味。20世纪60年代，乌托邦思想家梦想有这样一个世界：没有创造力就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创造力。然而，在当今的条件下，期望每个人都有机会过上有创造性的生活，可能不仅是空想，甚至带有一些负罪感。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这样一种认知：今天，大多数人的生活不仅缺乏创造性，而且也无意味。这种所谓的创造性，只存在于为了完成数字活动而每日消耗的时间与精力中，而这些活动则完全无视其在某方面所代表的意义以及指向的对象。

符号学必须声讨人类生活中的无意味，同样，也必须强烈地指责生活中所有的安慰剂。人们渴望从意味中得到满足：想要从数字社交网络的曝光中获得自我满足的微小刺激；当陷入包含宗教激进主义、迷信和蒙昧主义的非理性“顽固思想”时，人们渴望它，并通过迷恋消费带来的诱惑获取它；人们渴望停留在某一个黄金时刻，在这一时刻，他们最终会相信自己的努力具有意义，对某些人有意义、在某方面对某些人而言有意义。符号学不能也不必教导我们关乎生存的意义，但它可以而且必须警告死亡的意义。

在大多数人类活动中，官僚主义的嚣张气焰与社会生活的日益数字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人类部落正在屈服于乌托邦。他们认为通过数字演算，会把现实排列成一个可量化参数的网格，从中获得存在的意味。然而，数字是一种可以与环境进行恰当互动的特殊符号工具，它把整个社会现实变成了巨大的数字运算的竞技场的乌托邦，这也注定会变成一个反乌托邦。事实上，意味的属性并不源于对符号习性的无意识处理。相反，它源于符号化过程的创造性再生。例如，学术界并不是通过将学生的态度转化为统计数据来改善学术生活。统计数据是有用的，但面对面地与学生交谈绝对更为重要。总的来说，在日益被数字序列所主导的世界里，重新激活的意味，需要以不同的形式勇敢地回归物质世界：面对面地与某人会面，而不是向他或她发送数字信息；欣赏风景，而非一味地拍摄数码照片；用手写作，而不依靠数字设备进行绘画；在尝试将它们归类为数字集群之前，先要欣赏现实的奇特性。这并不是说，要放弃数字化带来的巨大好处，而是要平衡社会生活的新自动算法和物质性的惊奇发现。然而不幸的是，这种对物质性回归的呼吁听起来已经很老旧了，或者被流行数字营销及其伪物质拟像所盗用和出售。要想摆脱数字官僚主义的无意味性，不仅需要完全接受演算式的乌托邦的局限性，还需要接受这种乌托邦在被视为反乌托邦时，所产生的新的暴力反应以及徒劳的迷恋。

因此，下一章的主题是“无意味的网络蛮喷”，将聚焦于一个特别令人不安的社会现象，即当今数字对话中网络蛮喷的出现和扩散。当从符号学角度对其进行解释时，就会发现它涉及无意味这一主题。在数字世界的新社会和符号领域中，网络蛮喷是对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个人和社会身份事实做出的激烈反应。然而，这种暴力行为并不是身体上的，而是虚拟的：它扰乱了合理对话的框架，以大声抗议日常数字化存在中意味的缺乏。因此，它不应该被简单地谴责，尽管在主流道德术语中，它常常是卑劣可鄙的，但它可以被解读为对当今世界社会关系数字化所造成的意味缺失的非理性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