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世间之道，适时而变。道既变，人亦变。在当代，中国人在乎和不在乎之间、经意和不经意之间、沮丧者为之沮丧和亢奋者为之亢奋之间，判断人的观念倏忽地变得空前地单纯和简易了。仿佛在一切女人眼里，男人只剩下了两类——有钱的或没有钱的，可能成为大款的和永远也没指望成为大款的。也仿佛在一切男人眼里，女人同样只剩下了两类——漂亮的有姿色的或不漂亮的毫无姿色可言的，经过美容经过化妆可能变得漂亮变得有姿色的或美容术和化妆术也不可救药的。于是，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从形式上看，似乎变得五光十色、丰富多彩了，而从内容上分析，似乎正在变得干瘪，正在变得抽象，似乎最终将抽象为两个最基本的方面——金钱和美色。一切最扣人心弦的社会剧目，无论正在上演着的或正在排练着的，其“戏眼”都“主题先行”地作在这二者之间相互的功利关系中了。于是中国男人和中国女人的关系，也变得空前地单纯和简易了，又单纯又粗鄙，又简易又公开，粗鄙和公开得都接近原始。女人经由男人最终经由金钱获得她们面对时代的心理安全感，男人经由女人最终经由色情实践他们面对时代的占有欲。他们和她们都匆匆忙忙地在这个观念急骤裂变心态浮躁得坐卧难安的疯狂时代互相交易。那一幅幅匆匆忙忙的售卖风景，仿佛都是在进行着世界末日来临之前的最后一场交易。仿佛只有这唯一的一种交易，也许能保他们和她们在世界末日侥幸乘上一艘幻想的“诺亚方舟”似的。无论中国的男人们和女人们愿意承认或者不愿意承认，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乃是——女人们面对时代觉得越来越丧失了起码的安全感，男人们面对时代则觉得连女人们的姿色也越来越慰藉不了他们的占有动机和占有目的了……
然而许多男人和女人，正是由于那一事实造成的原因，更加急切地难以自律地互相吸引，在金钱和美色的一番番交易之中，进一步自欺欺人地虚妄地体验着男人的成功和女人的成功。他们和她们，将生活内容的干瘪误当作丰厚，将人的追求目标的萎缩误当作延伸……
在“华夏心理研究所”所长办公室里间那张宽大又结实的木床上，正由姚纯刚和那个脸像兔子的女人即兴表演（虽然并无观众，想来想去，“表演”这个词也还是可以暂且用在这儿的）着男人和女人巫山云雨颠鸾倒凤的传统节目的同时，在这座城市的另一个地方，更准确地说，是在与“华夏心理研究所”仅隔着两条街的“爱人楼”大饭店的一间包间里，另一对儿男女正身心投入地合演在同一传统节目的序幕中。
我们无疑正处在一个传统和现代混沌一片已经分不清扯不明的时代，所以“爱人楼”并非为传统意义上的“爱人”们服务的。所以它天天食客盈门，生意特别兴旺发达，是“爱人”们最经常光临的去处，又是一般“爱人”们绝不情愿送上门去“挨宰”的地方。一句话，到那里的，差不多都是“爱人”们，又十之八九根本不是“爱人”们。包间是需要预定的，不预定而又想在包间里受到彬彬有礼款款温情的周到服务，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本市的男女绯闻，盖源于此。如果哪一个男人的妻子，和别的男人到“爱人楼”去过了，即或仅仅一次，那么对于那一个男人而言，结果只有一个——离婚。吵也没用，闹也没用，不依不饶也没用，都是改变不了那种结果的。反之，倘若哪一个女人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到“爱人楼”去过了，那么对于那一个女人而言，结果也是一样的。“爱人楼”的生意兴旺发达，本市的离婚率就日益高涨。但是本市的妇联干部们却并不因此而忧心忡忡，相反，她们倒是有几分暗自窃喜。离婚是要收离婚手续费的，离婚手续费这一项大大增加了，妇联的办公经费则就宽裕多了。逢年过节的，也能发点儿奖金了。我们都知道，中国的许多方面的手续费，早已涨至少则百元，多则几百元了，而手续费向来是免税的。一天有那么五六对离婚的，妇联的日收入就颇可观，相当于“搞活”开了一个小餐馆。
当然，忧患之士在任何时候，针对任何现象和事物总是有的。中国是个尤其“盛产”忧患之士的国家，正如它是一个盛产棉花的国家。
这座城市的些个忧患之士，以及和些个其实什么都并不忧患，只不过经常装出忧患的样子，双手捧着忧患而“士”这碗饭的人，曾群起而攻之，在日报和晚报上，曾同仇敌忾地对“爱人楼”大兴问罪之师，大加围剿挞伐过一通，结果是以舆论的惨败而告终，从此偃旗息鼓，不知道再还需要他们忧患什么了。
和他们进行舆论对峙最后成功地进行了舆论反攻的，是本市的些个青年经济学者。他们指出——“爱人楼”是中国转型时期的新生事物，是本市又一方面三产行业的“龙头”。难道不是么？由于“爱人楼”的存在，它周边才产生了许多家专照“离婚纪念照”的私营照相馆，而且产生了许多家专卖“离婚纪念品”的私营礼品屋。礼品从低档到高档到精品到极品，“纪念照”由立等可取的一次成像的“快照”到艺术摄影照到“情节摄影照”。所谓“情节摄影照”，乃是由摄影者对即将办理离婚手续或已经办理了离婚手续的原配夫妻们，进行“情节”设计和“角色指导”——照出依依不舍类的反目成仇类的皆大欢喜类的两厢无所谓类的，或一方觉得羞惭觉得内疚觉得对不起另一方而另一方宽厚为怀成人之美舍“爱”取义的，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一方方陈列橱窗里，很像电影院或录像室橱窗里的剧情片断照。其中两家私营照相馆的名字起得尤其特别——一曰“第三者的风采”，一曰“离得乐”。间杂在这么样的许多家私营照相馆中的，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美发屋、美容屋、“离婚者形象艺术设计室”“再回首服装租借店”什么什么的。自然了，还有一排排的小吃大排档。也就是说，一对儿“爱人”，在“爱人楼”撮过了一顿之后，可以先到“离婚者形象艺术设计室”去花钱从形象方面被很艺术地设计一番，接着到美发屋去美发，到美容屋去美容，再到“再回首服装租借店”去各自租借一套自己喜欢的新潮装，或与原配丈夫原配妻子结婚时穿的那种服装，比如中山装、夹克衫什么的，最后到“第三者的风采”各自去照一张相，变先前的偷偷摸摸为光明磊落，好汉做事好汉当的得意，岂不快哉？倘若是和平协议离婚的呢，那就不妨约上前夫或前妻，在“离得乐”也照一张。最后的最后，如果都没有异议，都互相给面子，那么则可三个人或四个人一起去吃大排档了——比如一个丈夫与自己的前妻与后妻，一个妻子与自己的前夫与后夫，或一对儿后来的“爱人”与他们各自先前的妻子与丈夫……
总而言之，简直谁也没法儿不承认，的的确确是由于“爱人楼”之拔地而起，仿佛“龙头”带动了不少的新行业。不但挽救了因经费不足几近名存实亡的妇联，而且繁荣了本市的经济，好比由于房地产开发业，带动了建材业、建筑业、装修业、家具业等是一样的。贡献不仅仅在经济方面，也在文化方面，营造成了热热闹闹的有情调又有意思的种种“离婚文化”。
“家庭”这个社会的“单细胞”的加剧裂变，难道不会引起社会总体态势的不安定么？忧患之士们振振有词地说——那还用问么？当然的！
而和他们在舆论上坚决对峙的年轻的经济学家和学者们，联盟了一批少壮派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一批少壮派知名人士，通过电台电视台的热点访谈节目，通过日报晚报的专栏，抛出一串串调查数据，证明并没有因为本市离婚率的上升，伤害和凶杀案发案率也上升，似乎恰恰相反……
“告诉你啊，我刚从‘爱人楼’回来！”
如果一个妻子或一个丈夫，进了家后只消这么说一句，那么她的丈夫或他的妻子，也就只剩一个选择了——是先陪着去“离得乐”照相而后再办离婚手续呢，还是先办了离婚手续其他的再另当别论？倒好像“爱人楼”成了一个最具权威性的宣布离婚从法律上已经判定的什么地方，而真正办离婚手续的某些地方，只不过成了收手续费履行公事地发离婚证书的地方了。而我们又知道，夫妻间因为离异引起的伤害案凶杀案，即或发生，大抵也是发生在离异之前。真的离异了，存在过伤害对方的犯罪动机的，因为离异成为事实，那动机往往也就自消自灭了。企图凶杀对方的，往往也就面对事实“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既然一切手段都已改变不了离异的结果了，一切手段还有什么采取的积极意义呢？还折腾个什么劲儿呢？
所以，大多数丈夫或妻子，在听到妻子或丈夫向自己宣布已光临过“爱人楼”之后，一般都会保持住一定程度的冷静。“爱人楼”使这一座城市的男人和女人们，尤其中青年男人和女人们，对离婚二字的心理承受能力空前地增强了。如同普遍之中国人，对人民币贬值、物价上涨、贫富悬殊、官僚腐败、假冒伪劣产品的心理承受能力空前增强了一样。
有哪个离婚不在乎或心理虽然很在乎表面上却故作不在乎的丈夫或妻子，听了妻子或丈夫的宣布后，往往强装潇洒地说上一句——“我早有心理准备了，甭打算使我吃惊。怎么着？什么时候陪你到‘离得乐’去？”
如果夫妻二人之间进行了以上的具有表演性质的对话之后，相互还有什么可吵可闹可打可骂可恼可恨的呢？一切情绪的宣泄，差不多都会变成极其索然的事了。极其索然了，也就都会觉得没意思了。于是呢，十之八九都会选择后一种了结方式——定下个日子，一块儿到“离得乐”去照张纪念相，然后溜溜达达的，顺便各自买件离婚纪念品互赠。感情一般的，就买件一般的，还有那么几分割舍不断的感情并且钱包充实的，则买精品，买极品。反正，到了这般地步，都会本着你对得住我，我也尽量对得住你的原则，那么你买精品，我也必买精品，你买极品，我也必买极品。绝不至于发生一方慷慨，一方小气的情况。谁都能争取离得潇洒离得体面的那么一种良好感觉，也就都不会在最后的交换中失算和吃亏……
夫妻闹别扭，假如一方脱口说出一句气话是——“还过个什么劲儿，离了算啦！”
在别的城市，另一方也许便会说：“离就离，明天咱们去办手续！”
而在这一座城市，另一方则往往这么说：“离还不简单么？你明天约上谁到‘爱人楼’去撮一顿就是了嘛！”
某些本来恩恩爱爱的中青年夫妻，受“离婚文化”的冲击式的影响，倘实在的耐不住寂寞，一时心血来潮，也会假戏真做，照离婚相，互赠离婚纪念品，过把离婚的瘾而不死，接着恩恩爱爱地过小日子……
“爱人楼”的耸立，既不但起了“龙头”的作用，带动了本市小经济的繁荣发展，而且营造出了意想不到的一种“离婚文化”，使离婚这件对从前的中国人来说太严肃太严峻太令人不敢作不敢为的事，悠乎似的就变得无比的有谐趣无比的有意思无比的好玩儿，使“第三者”这种一向被视为可憎可恶可诅咒的形象，悠乎似的就变得有风采变得很时髦甚至变得很时兴了起来。于是本市的中青年夫妇们，无论结婚时就没打算往长久了过的，还是过了一阵子过得全没了新鲜劲儿的打算离的，或者暂时虽还不打算离，但说不定某一天就会打算离的，统统的都成了那一种“离婚文化”的虔诚的拥护者和维护者。于是本市那一小撮忧患之士，最终成了孤家寡人，由舆论的围剿者们一变而成舆论的被围剿者了。中青年夫妻们，谁那么傻兮兮的愿意站在他们一边啊？那不等于自己先行用公开的舆论表态的方式，堵死了自己某一天真要离婚的后路么？在这么关乎切身利害的问题上，谁愿站错了队哇？现实生活之中早没有多少有谐趣儿的有意思的好玩儿的事儿了，终于有人为中青年大众利益创造了发明了，怎么能不拥护呢？那不是太缺少大众利益之意识，连自己也对不起了么？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再说“爱人楼”包间里那一个男人和那一个女人。那一个男人——本市“华通广告公司”经理，自然该算是一个有钱的男人，钱不太多，一百来万。与南方，比如深圳、海南的有钱的男人相比，上不了数，充其量是个“小款”中的“小款”罢了。但在北方，在这一座城市，就是名副其实的“大款”了。他叫王相中，这名字叫起来很顺口，分析起来也没什么讲究。从字面破译，按北方老百姓的普遍理解，“相中”其实也就是“看中”的意思。而且通常情况下，属于女性的习惯口语。比如两个女人在商店里买什么东西，其中一个若问：“相中了没有？”那意思无非就是在问——你看中了没有？瞧上眼了没有？但是一个男人起了个名字是“看中”的意思，总不免会使别人心中猜寻思，觉着不大对劲儿似的。“看中”或者“看不中”，无论和百家姓中的哪一个姓连在一起，都不大像一个人的名字啊？别人一猜一寻思，就会猜测，这“相中”两个字，一定另有一番讲究。于是，凡初识王相中，尤其从他手中接过印制精美的黑香名片后（如果他抬举对方，给对方一张的话），不管男的女的，差不多都会犹犹豫豫地问一句：“王先生，您这名字，有什么另外的讲究没有哇？”——犹犹豫豫之中，肯定还显出几分惭愧的样子，惭愧于自己的学识浅薄。
王相中高兴别人称他先生，对于别人问他的名字有什么“另外的讲究没有”，却是非常非常反感的。如果他的名字确有另外的什么讲究，那他也许不至于会反感。别人不知道，他讲解给别人听，不正透出别人的无知，透出他的名字起得有学问么。进而不也间接地证明了，给他起名字的他爸或他妈，起码是个知识分子么？但是据他所知，他的名字除了“看中”或“瞧上眼”这层含意，再无另外的含意。他不明白爸妈当初为什么偏偏要给他起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名字。他爸妈早死了，想问个清楚也是不可能的。为了化解他对自己的名字的困惑，他曾虔诚地去请教一位本市的语言学教授。一位老教授，七十多岁了，编辑过好几本大字典和词典。他给了人家二百元钱，请人家替他考证考证，“相中”两个字，除了“看中”或“瞧上眼”的意思，到底还有没有“另外的意思”。老教授是个老学问家、老学究，而且是个对自己所从事的学问一向持严谨态度的老学究。人家想了半天，没当场回答他有，也没当场断言肯定没有。人家要求给人家三天的时间，严谨嘛。三天后他又去见人家，人家以非常负责任的庄重的表情回答了一个字——“有”。王相中一听可就喜笑颜开地乐了，敢情还真有哇！毕竟是学问家，毕竟是学究，看来不佩服学究就是有专门的学问是不行的。在他听来，人家那个“有”字，仿佛说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其实人家不过低低地说出了一个“有”字。他一高兴，从兜里掏出钱包，又塞给了人家二百元钱。迫不及待地追问人家，那“另外的讲究”，是怎样的讲究。人家又收了二百元钱，自然也很高兴。在目前这个时代，除了钱能使人真正高兴起来，还有什么能使人真正高兴起来呀？人家指着书橱里的一排字典说：“你看，为了你的名字，我翻遍了我所有的字典。连《四库全书》和《康熙字典》都翻过了。‘相中’二字嘛，除了‘看中’或‘瞧上眼’的意思，另外再有的一层意思，那就是鼻梁的意思了。”顿然他那咧开来乐着的嘴，好像小孩子在将要含住妈妈奶头的时候被定住了似的。人家诲人不倦地继续告诉他——相，当然也指容貌；中，无疑便是中央，中部了，容貌的中央或中部，鼻梁是也。在古文中，说一个人鼻梁高或鼻梁低，常曰某某“相中凸直”或“相中低凹”。别说他了，就是当今的一位什么语言学硕士乃至博士，也未见得就一准知道“相中”还有鼻梁的意思。倘单论学问二字，知道的比不知道的，当然显着学问高，起码显着见多识广。但谁若告诉别人他的名字还有“鼻梁”的意思，结果却一定适得其反。何况，王相中是个塌鼻梁，也可以认为他根本就没有鼻梁可言。一个人只有鼻子，根本就没有鼻梁可言，尊容缺陷明显，心理上难免就会常常因鼻梁而自卑，又怎么能愿意别人知道他的名字还有“鼻梁”的意思呐？所以王相中又给了对方二百元钱，嘱咐人家千万别再扩散了。大抵有学问的人，无论对学问的态度多么严谨，总难免还是会有点儿卖弄之心。结果老学究就将自己查了《四库全书》又查了《康熙字典》获得的一点儿新学问，有意无意地传播给了学生们。学生们又连锁传播，一传十，十传百，不久许多人都知道了。既然知道了，背地里就都将王相中叫作王鼻梁了。王相中非是傻瓜。一个大傻瓜，在今天这个时代，也不至于能发到一百多万元，当上什么广告公司的经理啊！于是王相中渐渐地便知道背地里某些人们都怎么叫他了。事关他的大名也事关他的鼻梁（尽管他其实没有），他一向是特别敏感，而且特别在乎的。于是他特别恼怒地去找老学究当面质问，大兴问罪之师，还要索回总共六百元的咨询费。老学究自然不肯轻易认错，其实更是不肯轻易退给他那六百元钱。这年头，一涉及钱，谁愿做好人儿哇？明明是老好人儿的，也往往更看重钱，而轻视老好人儿的名声了。六百元钱也是钱啊！通货膨胀，并非使普遍的中国人对钱随随便便了，而是使普遍的中国人对钱更加看重了。老学究买菜的时候，对三毛五毛钱还要斤斤计较一番呢，何况六百元！成了学究也得食人间烟火嘛！于是老学究和王相中据理力争，强调“相中”二字，尽管也是他王相中的名字，但并非他的专利，而是学问，是中国五千年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炎黄子孙，每一个中国人，都有继承、发扬和传播这一遗产的义务。他是学者，是学究，尤其有传播的义务，再说他是传播给学生，传播给自己的学生，这叫教学使命，乃是义不容辞的。否则还算学者，还算学究，还算导师么？王相中辩不过老学究，一怒之下，就把人家给告了，告人家侵犯了他的名誉权。于是就在本市引起了一场人人关注的文化官司，于是本市的一切传播媒介，一个时期内就有了所谓“热点”和花边新闻，于是就在王相中和一个女人之间造成了一种缘。那个女人，就是此时此刻正坐在他对面的女人。不消说，像王相中是个有钱的男人一样，她是个有姿色的女人。她叫曹菂，是姚纯刚的妻子。
曹菂是一个落魄了的干部家庭的小女儿。用“落魄”这个词，是因为她父亲已不在位了。今天，大小是个干部，哪怕是个十六级的科长，凡在着位，凡手中握着份儿实权，就落魄不了。反过来，哪怕大到市长省长，一朝无职无权，那份儿落魄的感觉，就足够自己个人品味的了。品味得越细，越沮丧，别人不当他已经落魄了，他自己也会偏偏当自己是个落魄之人了。
曹菂的父亲，曾任过市委的副秘书长。市委秘书长是正局级干部，副秘书长自然是副局级。她父亲又不属于名正言顺的一位副局级，属于正处级，享受副局级待遇那一类，而且仅仅在位一年多就到了离职年龄了。由先前的市委绿化处副处长被提升为后来的副秘书长，实在不过是体现着党对一位辛辛苦苦为党效忠了大半生的老处长的体恤和安慰。
她父亲没离职的时候，她在她那个社交圈子里，开口闭口的，总将一句话挂在嘴边上——“咱们干部子弟……”，动辄“咱们干部子弟”长、“咱们干部子弟”短的。那个社交圈子里的人，并非都爱听她那句挂在嘴边上的话，有的甚至对她那句话非常反感。因为在那个社交圈子里，似乎怎么轮，也轮不到她这位市委副秘书长的女儿开口闭口“咱们干部子弟”如何如何怎样怎样啊！但她的父亲毕竟是市委的副秘书长，毕竟还在着位。在本市，她也毕竟还算是一位干部子弟，何况又是女的，所以爱听不爱听的，反感不反感的，碍着她父亲的面子，也碍着她是女的这一层特殊性，都尽量隐忍着，并不曾抢白过她。她呢，偏偏又是个自我感觉时常倒错，倒错了之后还自我感觉尤其良好的女人。在她那个社交圈子里，往往地，数她身上干部子弟那股虚乎劲儿拿捏得十足，不但十足，往往还很过分。所以在那个社交圈子里，她其实是一个很不受欢迎的人。但她自己浑然不觉，凭着自己先天有几分姿色，后天又善于化妆善于打扮，便误以为自己是那个圈子里的一朵花儿了似的，觉得那个圈子里的一切男人，都暗暗地对她的姿色垂涎欲滴。这么觉得原本也没什么，一个有些姿色的女人，往往心理上会产生这么一种本能意识。这么一种本能意识，也不能非说是一种多么不好的意识。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嘛。可她并不防他们，她反而利用自己的姿色，常常主动地去诱惑他们。公平论之，她对他们进行诱惑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巴结他们的企图，更没有打算利用他们的企图，只不过是企图凭自己的姿色笼络住他们罢了。她无非觉得不能失去他们，失去了他们，不就等于失去了一个社交圈子么？是人，不都得有一个所谓社交圈子么？社交圈子之不同，不是意味着人的社会档次不同么？那是十几年前的事，那时的她才二十四五岁，那时的她整日过着狂蜂浪蝶似的生活，仿佛生活的基本内容，于她而言无非是吃喝玩乐加上恋爱。那时她在晚报当记者——“合同记者”，其实也就是编外记者，非正式记者。合同期两年，分工报道商企动态。她对商企动态兴趣不大，喜欢往文艺界圈子里钻。这座城市却并非一座文艺人才荟萃的城市，所谓的文艺界没多少事值得报道，没多少事值得报道她也偏爱报道。于是就像“包打听”似的，专从文艺界这位人物那儿，打听和“刺探”那位人物的什么什么事儿，再从那位人物那儿，打听和“刺探”这位人物的什么什么事儿，无非是些鸡零狗碎、卿卿我我、花前月下的绯闻逸事报道来报道去的，自己也卷进了那些鸡零狗碎、卿卿我我、花前月下的绯闻逸事。自己也今天和这个卿卿我我，明天和那个花前月下起来。当年“大腕儿”这个词儿还没时兴，如果已经时兴了，她准会以新闻界“大腕儿”自居的。
当年她可真是一个“恋爱狂”，在这座城市的文艺界和她引以为豪的那个社交圈子里，两边轮番地恋来爱去。再就是吃喝玩乐。她仿佛成了本市最忙的一个大忙人儿。有些日子，从上午八九点钟至夜里一两点钟，都在吃喝玩乐之中，在不同的饭店与不同的男女们吃喝，在不同的场所与不同的男女们玩乐。或者是别人请她，或者是她请别人。她请别人，当然不是自己掏腰包，拉上哪一位商企业的头头脑脑充当付款的角色就是了。某些商企业的头头脑脑，也高兴有机会名正言顺地自己大快朵颐自己开开心心，有文艺界的红男绿女相陪，有记者小姐从中热情周旋，谁会不高兴谁肯错过机会呢？当年“大腕儿”这个词儿虽还没时兴，“公关”这个词儿却已经开始时兴了。吃喝玩乐的实质，有“公关”这个词儿“包装”着，可不就名正言顺了么？有些日子，她同时爱着五六个男人恋着五六个男人。电话里调情，卧室里幽会，不管结了婚的还是未婚的男人，抑或正准备结婚的男人，她都毫无忌讳，都敢往自己的小窝儿里领。她也敢毫无忌讳地主动送上男人们的家门去，只要人家的妻子不在，便把人家的卧室当成自己的卧室一样放心大胆地为所欲为。有时她刚刚在自己的小窝里与一个男人结束幽会，五分钟后就匆匆出门，赶到另一个男人家去与另一个男人幽会。她在另一个男人家里和另一个男人的幽会结束，可能当天还要赶到另外第三第四个地方，与第三第四个男人幽会。倘不是她，换个女人，按说够累的，会把自己搞得够紧张的，不是被逼着，一般的女人，未见得多么情愿。可她当年一点儿也不觉得累，一点儿也不觉得精力不够用，一点儿也不觉得时间不够用。恰恰相反，她乐此不疲，反而更加显得精力充沛，神采奕奕，仿佛也更加显得容光焕发，姿色妖娆了。当然会在两边的男人之间，也就是在文艺界的男人和她引以为荣的那个社交圈子里的男人之间，掀弄起阵阵的醋波妒浪，却使她更加感觉良好。在她引以为荣那个社交圈子里的男人之中，她比在文艺界的男人之中还无忌讳。因为她拿前些个男人们，当自己人，拿他们的妻子或未婚妻，当自己的姐妹。在自己人中，有什么可抹不开（北方人将不好意思也叫“抹不开”）放不下的呢？所以她特别地抹得开特别地放得开，甚至可以到刚刚和一个姐妹亲密无间地交谈过，人家转身一走，她就会抓起电话，一个电话挂到人家丈夫那儿去，与人家的丈夫在电话里打情骂俏进而提出幽会。她认为自己该和他们发生关系的男人，她都和他们发生过关系了。当然不是一般的交往关系，而是苟且的肉体关系，她一点儿也不觉得羞耻。没有谁教诲过她那是应该觉得羞耻的，她的母亲如果还在世的话，是会给予她许多这方面的教诲的。她的母亲曾是女中的校长，一位受人尊敬的女人，一位深谙道德二字的真谛并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女人。但她的母亲犯了一个一直试图改变至死都没改变得了的错误，那就是嫁给了她的父亲。这女人后来又犯了第二个非是自己主观所愿犯的“错误”，那就是在她十三岁那一年撇下她病故了。她的父亲没心思教诲她，他的全部心思都用在官场上了，他也从不认为女儿需要自己这个父亲给予什么道德教诲。当然，他也不是完全对她没有进行过教诲，教诲还是教诲过的，最经常的谆谆教诲只有一点，那就是——女人的姿色并非储蓄，存的时期越长利息越高。恰恰相反，是一种随着岁月流逝越来越贬值的东西。如果一个女人天生有姿色，而她自己居然不会充分利用，那她实在是一个顶顶愚蠢的女人。在她长到十八九岁亭亭玉立、丰满标致的时候，他就开始幻想她有朝一日嫁给某一位局长的儿子。当年他还是一位小小的科长，幻想还有尺度局限着。
十八九岁的她，却不像她的父亲，幻想被尺度所局限。她的幻想，也就是一位小小的科长的女儿的幻想，是根本不受现实的尺度的局限的。什么局长的儿子，是没资格进入她的幻想王国中的，即使挤进了，也只能充当一个情人兼仆人的角色。她所幻想的如意郎君或曰“白马王子”，乃是大军区司令员的公子或省长省委书记的公子，起码也得是市长市委书记们的公子。
在她二十一二岁那一年，一九七九年底或一九八〇年初，她从报上读到了南方某省几名高干子弟纠合成一个“猎色”团伙，奸淫玩弄女性达四十余人的报道。非常难以理解的是，这一则震动全中国的报道之对于她，并没有像对于普遍的中国女性那样，引起内心里的强烈义愤。恰恰相反（我们不得不再一次用这个词），在她内心里却引起了一种幻想，一种希冀某一天也能被奸淫甚至被轮奸的幻想。当然不是被小流氓们或歹徒们，而是被所谓高干子弟们。仿佛她认为，由于男人们的社会门第的不同，女人们的感受也理应有别于一般性质的奸淫甚至轮奸。对这一种感受的希翼和渴望于她也是很强烈的，以后她经常在梦中被奸淫被轮奸，这样的梦使她在心理和生理方面都获得过极大的满足，丝毫没有过什么恐惧，只感受到过极大的满足……
后来她一直关注类似的报道，如同文学女青年关注文学新作。耸人听闻的胡编乱造或所谓“纪实”的，她都关注，并且收集，剪贴成册，当成床头枕下之不可或缺的读物。尤其是某些暴露高干子弟们腐败糜烂的生活情状的文字，她一遍遍地读，一遍遍地反复品味和咀嚼，飘飘然心向往之。她希冀着那样的生活，渴望着那样的生活，幻想着自己某一天变为那样的生活中的一分子。哪怕仅仅是那样的生活的一种点缀、一种陪衬，甚至干脆就是一种牺牲，也是她心甘情愿的。依她想来，那些特殊的男人就该过那样的生活，倘他们不过那样的生活，他们倒是非常不可思议了。现实生活本身倒是非常不可思议了。难道居然还有另外一种生活比那样的生活更好更美妙么？难道更好更美妙的生活，不该首先属于最有资格充分享受的男人们么？至于一个女人，如果她有姿色而没有资格，她被那样些个男人抬举，究竟有什么不幸可言呢？何必装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模样呢？……
当她由一个小小的科长的女儿，升格为市委副秘书长的女儿之后，她便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不但是一个天生在姿色方面有资格，亦在门第方面身份方面有资格进入到那样一种早就幻想着的生活之中去了。双重的资格，使她作为一个年轻女性的自我感觉，从来没那么的自信过。她趾高气扬，俨然以女王的姿态进入到那样一种生活之中去的。所以她常把“咱们干部子弟”这句话挂在嘴边，也就丝毫也不足为怪了。
不是点缀，不是陪衬，而是名副其实的一分子，而是在身份和门第方面较优越、在姿色方面很优越的人物。双重的资格加上双重的优越集于一身，自己已变成了多么幸运的女子啊！正如她曾长久幻想过的那样，些个局长们的儿子，她才不放在眼里呐！他们中的某几个，也确实仅仅充当着她的情人兼仆人的角色罢了。省市级领导们的子女，有妻室的没妻室的都算上，似乎都是可以被她呼来唤去的，似乎床上床下的，唯其命是从，唯其马首是瞻。她觉得自己活得好不舒畅，好不快活。一点没法儿也不意识到，其实在她和他们的混乱不堪的关系中，她仍不过是点缀、仍不过是陪衬，扮演玩偶角色的，仍不过是她自己，从来不曾是他们。只不过游戏的规则稍微变更罢了……
她在自我迷幻状态中，快活到了她父亲离职那一天。于是她的厄运就从那一天开始了。
“咱们干部子弟……”
在一次惯常的聚会中，当她又这么说的时候，被一位局长的儿子打断了。
“你也配自称干部子弟么？……”
对方擎着满满一杯啤酒，将饮未饮之际，瞪着她冷冷地问。
她怔住了。这是她完全没有料到的，对方曾是她的候补情人和忠实仆人啊！
对方接着说：“也许你不知道，那么我今天就告诉你个明白。你父亲，从前不过是我父亲手下的一个催巴儿，是一贯靠了溜须拍马这一套，才由催巴儿混上科长，由科长混上处长的，享受副局级待遇，那就证明刚混在副局级边儿上。如果连刚混在副局级边儿上的人也算高干，如果连你这种下贱货也能充高干子女，那么……”
没容对方说完，她将自己手中的一杯啤酒，猛地泼在了对方身上。
对方并未也将满满一杯啤酒泼在她身上。对方很绅士风度地微笑了一下，缓缓站起，缓缓脱下被她泼湿的西服，缓缓摘下领带，一齐搭在椅背上……
她正欲继续发作，对方已走到了她跟前，一把抓住她的头发，将她抡倒在地……
她寻求保护地望向其他人，望向那些曾被她姐长妹短地叫过的女人和那些无数次和她上过床的男人……
他们和她们也望着她，更准确地说，那是一种俯视。他们和她们的目光，都那么镇静、那么冷静。他们和她们的表情，都是那么无动于衷。在她们的眼里，甚至还有幸灾乐祸的快感熠熠闪烁着。在他们的眼里，甚至还有期待着看到更刺激的情形发生的欲望。
事实是，这一个由他们和她们聚成的小小的特殊的圈子，原本是一个正常的社交圈子。如果说有什么特殊的，无非因为其成分是一些特殊的青年男女或中年男女罢了，相互之间的关系，既不曾多么糜烂，也不曾多么腐化。只是自从她介入进来，才变得糜烂了，变得腐化了，变得丑陋而邪恶了。夫妻相恶，朋友反目，交叉成仇，情妒欲肆等等一切不齿之事，几乎全是由她所挑起的。最使他们和她们一个个早就暗怀惩念的是——她不但使这个圈子变得糜烂了变得腐化了变得丑陋和邪恶了，而且还要将由她酿造的种种糜烂种种腐化种种丑陋种种邪恶当作茶余饭后聊以卖弄的谈资，一桩桩一件件传播向社会张扬向社会。她们和他们，是早就打算严厉地教训她整治她，早就盼着这一天了……
有姿色的女人有的是，完全不必像从前那么煞费苦心地去勾引去诱惑。他们父辈的权力，加上他们自己利用父辈们的权力“创造”的大笔大笔的源源不断的个人收入，会轻而易举地使各种年龄的大多数的有姿色的女人，极其情愿极其愉悦地投入他们的怀抱，扑向他们的床榻，再也不必顾虑受到司法的制裁，甚至也不必顾虑他们自己的和他们父辈的名声毁誉。因为与她相比，她们都是那么明智，都清楚地知道，如果她们要长久地寄生于权力与金钱织成的五彩罗网之中，她们就必须首先从社会舆论方面珍惜这张五彩罗网，维护这张五彩罗网，不做任何损害这张五彩罗网的事。和她们一相比，她算什么东西？连娼妓都不如！娼妓们有时还懂得，对于有权又有钱的嫖客，口舌是要讳莫如深的呐！……
于是，在她和她们与他们眈眈相望之际，有人起身往“卡拉OK”机里塞了一盘歌带……
于是她们和他们齐声大唱特唱……
于是在纯羊毛地毯上，在这圈子中的一个的家里，她被她的候补情人和忠实仆人扒光了衣服……
她曾姐长妹短地叫过的她们，拍着手，俯视着，唱着，跳着……尽情表达着她们的兴高采烈。
她终于因为她和她们的丈夫、未婚夫或情人们之间的混乱的肉体关系，在她们的俯视之下付出了代价……
他们，以最令她们满意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她们的忏悔似的。仿佛只有这一种方式才足以证明，从此他们不会再干任何不忠于她们的勾当……
那一天以后，她从她曾引以为荣的圈子里消失了，她的双重资格双层优越感被彻底粉碎了……
那一天，他们终于圆了她的一个梦。她终于感受到了从少女时期就幻想着感受到的体验……
然而那一种体验是她唯一不愿向任何人诉说的体验。
她总算多少知道了一点儿羞耻二字究竟意味着什么。连文艺界的圈子，也从那一天开始鄙视她了。一些女人也替另一些女人对她进行了报复，一些男人干了另一些男人也早就想干的事……
她乃是一个不能不依附性地活动于生存于某一个圈子里的女人。心理和生理方面的双重创伤渐渐平复，她摇身一变，又成了在本市一些闲男散女们聚会时经常抛头露面的人物。那些闲男散女，是由一些渺小而俗气的暴发户、个体餐馆的主人、小发屋的女老板、专为什么什么活动拉赞助从中索取回扣的漂亮姐儿，专为男性“大款”们“猎色”“拉皮条”的下作男人，以及其他诸类人等组成的。总而言之，是被叫作“社会人儿”的一群。“社会人儿”这四个字是明显地具有些微贬之意的。他们乃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派生于“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中国人”和中国底层“工薪族”之间的一些人。他们或者有单位，或者没单位，即使有单位的，在单位也是些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绝不愿为单位效力，更谈不上尽职敬业，而单位又惹不起，绝不敢除名的男女。单位绝不敢除他们或她们的名，细究起来，倒未见得是因为他们或她们都有这样那样的背景，什么大的小的靠山。一般而言，他们或她们，是既无背景，也无靠山的，不过是些“青皮”或“泼妇”，是些“牛二”式的男人或“孙二娘”式的刁俏女人。不是富人，都没指望成为富人，但也不是穷人，永远也不会沦落为穷人。依附于富人，甚至寄生于富人，靠为富人进行种种“灰色”的甚至违法的“服务”而获得“小费”。从富人那儿获得的“小费”，要比单位发给的工资或底层“工薪族”们的月收入多得多。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或她们，得机会便欺诈富人们一把，坑骗富人们一把。而富人们，即使被欺诈了，被坑骗了，往往也奈何不了他们或她们，拿他们或她们毫无办法。控告是威胁不了他们或她们的，因为他们或她们，是些根本不惧法的男女。这又并不意味着，他们或她们，纯粹是些“法盲”或凡事豁出去最敢以身试法的人。事实上，他们或她们，对法还是很知深浅的，有的甚至很有研究。对富人的欺诈或坑骗，掌握着一定的“原则性”，以富人的心理和实际承受能力完全承受得了为前提。所以，即使富人将他们或她们控告了，他们或她们的罪名，通常也不至于使自己身陷囹圄，饱尝牢狱之苦。他们或她们，往往在法的边儿上对富人欺与诈、坑与骗，钱财的数量，大抵自限在法即使想要认真又确实有些不大值得过分认真的尺度。而且，往往富人在不经意间，自己也被裹胁到了法的边上。富人也只有自认倒霉，别无他法。最主要的是，富人似乎还不能长久地离开他们或她们，离开了他们或她们，富人时不时需要的种种“灰色”的甚至违法的“服务”，就没有效劳者了。所以，被欺诈一次坑骗一次，也就权当是犒劳，是发奖金了。而且富人又都明白，这种事儿，老百姓心里偏向着的，并非是富人，而是他们或她们。把他们或她们整治惨了，老百姓的同情，则就彻底地倒向他们或她们一边儿去了。自己也将和他们或她们结下仇怨，真的结下仇怨，他们或她们，一旦实行起报复来，也够富人惴惴不安、惶惶然不可终日的。富人有时非常厌恶他们，有时又很喜欢他们，有时极力摆脱他们，有时又不得不笼络他们。完全缺少了他们，富人会觉得，仿佛在社会舞台上缺少了随从角色的簇拥，富得冷清，富得寂寞，富得怪没劲儿的。整日被他们围绕着、纠缠着，在他们的怂恿和诱劝之下这样或者那样，富人又会觉得仿佛丧失了自我，仿佛被他们的簇拥遮蔽住了，常常有点儿搞不大清楚了——究竟自己是富人，还是他们是富人？在自己和他们之间，究竟应该谁听谁的？谁指使谁？并且，和他们打交道的时候，富人得常常防备他们的手伸入到自己的钱包里去。这一点是最令富人感到头疼，从内心里往外烦他们的地方。在富人看来，如果自己像蝴蝶，他们则像毛毛虫，永远不能变成蝴蝶的毛毛虫，但又是从自己产的卵里生长出的毛毛虫。富人难免常想，倘没有他们的存在该多好！但又一想，他们毕竟是从自己产的卵里生长出的啊！如果富人连卵都不产了，那么富人的生活内容，除了富以外，岂非太单调了么？富人是打心眼里永远地轻蔑他们，永远地瞧不起他们的。这一点他们心里十分清楚、十分明白。正所谓常言道——“心中有数”。他们是打心眼里永远地敌视富人的。因为永远地不能成为富人而永远地敌视富人，又敌视又羡慕，所以也就永远地不得不周旋于富人之间，混迹于富人之间，做着富人的随从而又有所不甘，对富人怀着富人对他们一样的憎恶。同时又尽力取悦于富人，谄媚于富人，奉迎于富人，巴结于富人，唯恐富人有朝一日一脚将他们蹬开……
这一种社会现象，是中国这一个时代才又有的现象。当然解放前也有过，不但有过，而且随处可见，几乎在一切有富人的地方都屡见不鲜。解放后，富人被从中国消灭了，连可能产生富人的种种条件，也几乎被完全彻底地消灭了。于是中国没了富人，只剩下了大小“干部”。所以解放前取悦于谄媚于奉迎于巴结于富人的现象，转变为取悦于谄媚于、奉迎于、巴结于大小“干部”的现象。后来中国的社会越来越“干部等级化”，而且一“化”到底，一“化”几十年，于是便从等级化了的“干部”中，派生出一批批的大小权贵。大小权贵对他们啖以私利，他们为大小权贵效鞍前马后之劳……
现在，中国又有了富人，他们也就“随行就市”，转变为一批由媚权而媚富的人了。媚权与媚富相比，分明地，奴才的意味儿更重些。两相取舍，他们似乎还是宁愿选择媚富的。于他们而言，媚富无需媚权那般的小心翼翼，而且也更实惠些，更容易被理解些，俯首帖耳的意味儿少些。
对于老百姓，他们又是这样一些人——有神通、有能耐。谁人谁家有了小小不然的困难或急难，送点儿薄礼就能得到就能帮上忙的人。比如搞个煤气证啦，比如孩子转学啦，比如换房啦，比如违反交通规则自行车被扣啦，比如办个摆小摊的执照啦……在这些方面，老百姓求他们比求小官吏们心理负担轻些。他们如果帮不上忙，他们还会感到很内疚，绝不至于板出一副拒老百姓于千里之外的冰冷面孔。而他们只要收下了薄礼，则总会不遗余力地去办。终于办成了，他们自己先就很高兴。终于没办成，他们自己先就很沮丧。归根到底，比起富人，比起权贵，他们的心，似乎对老百姓更亲和些。因为从血统上讲，他们几乎统统出自于老百姓中，他们是些活在老百姓边儿上的人，正如他们是些活在富人边儿上的人一样。区别在于，活在老百姓边儿上，老百姓一向以较友好的甚至颇怀敬意的态度对待他们；活在富人边儿上，哪怕富人在对他们伪装出笑脸的时候，笑脸的后面依然是轻蔑。他们是太清楚这一点了。对于富人，他们有时是高俅；对于老百姓，他们有时是“及时雨”宋江，是些现实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人。正如他们有时对富人是那样……
他们正在成批地继续派生出来，在各个大城市，尤其在那些越来越商业化、富人越来越多的城市。一旦派生出来，就本能地活向老百姓的边儿上去，同时本能地与老百姓尽量保持着亲和的血统关系。在老百姓的边儿上活稳妥了，他们就本能地活向富人的边儿上去，同时本能地与富人保持着心理距离和情感距离。在老百姓的边儿上和富人的边儿上之间，他们本能地聚集着、纠合着，吐他们自己的丝，结他们自己的网，形成他们自己的阶层……
前市委副秘书长的女儿，姚纯刚的妻子曹菂，在被那个她引以为荣的干部子女们形成的圈子翻脸无情地驱逐了之后，转而一头钻入了他们的圈子。细细想来，竟是那么合情合理，那么自然而然。因为，她又如何甘心一下跌入到老百姓中去呢？“老百姓的边儿上”和“富人的边儿上”，正是她那时可以摆放妥自己的最佳坐标点啊！并且，依恃了“富人的边上”这有利的一点，才得以向她从前那个圈子摆出“东方不败”的面孔。依恃了“穷人的边儿上”这有利的一点，时不时地，还可以向她从前那个圈子发出心理示威。依恃了这两条，她仿佛又重新具有了双重的优越性似的。她这种女人的尊严、自信心和勃勃野心，以及放荡不羁的习性，又开始渐渐地恢复，渐渐地显露了……
在新的圈子里，她又有了一句新的口头语——“他们干部子女……”如何如何，动辄“他们干部子女”长、“他们干部子女“短”，谤词肆肆，极尽攻讦之能事，仿佛她在娘胎里，就早已和他们结下难解的仇恨了，将他们有过的种种劣迹，巨细无遗地传播给新的圈子里的“兄妹伙”，将他们“莫须有”的种种劣迹，也超前地胡编给新的圈子里的“兄弟伙”听，以取悦于对方们，同时向对方们表示着某种忠心和对原先那个圈子的决裂……
起初他们确实很爱听的。当然，他们也不是第一次听说，早就听说过一些的，但大抵属于道听途说之类。而她则不同，她来自那一个圈子。那一个圈子里的人们之种种劣迹，由她详说漫谈起来，似乎听了更觉新鲜、更觉刺激、更真实、更可信。连听了后产生的嫉妒和羡慕，都似乎更强烈。她的取悦，一度赢得过他们的欢心。
后来，渐渐地，他们不那么爱听了、索然了、漠然了，不再感兴趣了。因为某一类话题，对具体的一些人们，无论一度多么爱听过，总有听烦了的一天，总有不再觉得新鲜不再觉得刺激的时候。何况，他们也是有头脑的人，而且是些头脑绝不比一般的人们笨的人。他们渐渐地心里就都产生了一种疑问——如果哪一天她也和他们这个圈子闹翻了，结下了仇恨，她不是同样也会以她那条舌头当武器，对他们的名声实行扫荡性的摧毁么？于是他们对她筑起了心理上的工事。尤其当她眉飞色舞地大讲特讲自己“单枪匹马”便如何如何怎样怎样迷惑倒了她原先那个圈子里的一切已婚的未婚的男人，如何如何怎样怎样在床上床下将那些男人唤来斥去摆布得乖乖顺顺、服服帖帖，以及他们的妻子未婚妻们如何如何怎样怎样拿她毫无办法，拿她们的丈夫未婚夫们也毫无办法，“望洋兴叹”醋海翻波的“光辉业绩”时，这第二个圈子里的男人们，其实是内心里很不平衡地醋海翻波的。他们瞪眼盯着她，一边听她讲，一边都在想——他妈的那些个男人可以跟你睡觉，我们为什么就不可以？这想法包含着他们对她的极大的不满。如果换一种说法——他妈的你高兴和那些个男人胡干，怎么就不给我们同样的机会同样的权利？怎么就不跟我们玩同样的游戏？——那么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设身处地考虑考虑，他们的要求不但似乎并不过分，他们的不满简直还很合情合理呐！
然而，他们一个个内心里渐渐对她产生的并日益增强的潜在要求，却被她有意无意地漠视了。有些时候，她是没有感到他们对她那种要求。她是完全地沉浸于自己对原先那个圈子里的男人们的口舌报复之快感中了。这种快感只带给了她个人极大的满足，却造成了他们——她的“听众”们的极大的不满足。那情形好比一只北京肥鸭，在眉飞色舞地现身说法烤鸭的色香味儿如何如何怎样怎样，讲述得越生动、越详细、越自得，“听众”越馋涎欲滴、越暗吞口水、越恨不得立时就将“它”褪了毛烤得焦黄焦黄的饕餮而餐。你不能非说这一定是他们单方面的错。贪色，人之欲也，尤其是男人们天经地义之欲也。只不过有的好色不好淫罢了。在她的报复之快感和极大的满足，与他们的潜在的但也是正当的要求被漠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极大的不满之间，于他们之方面而言，也确实是有点儿太欠公平了呀！另有些时候，她明明是看出了感到了他们对她有那种要求的，这时她的漠视，则就体现为一种有意的漠视。她暗想——就你们他妈的也配？把我当成什么女子了？当成个下等娼妓了呀？以为不管什么样个男人，我都高兴跟他胡干哇？以为我加入了你们这个圈子，不是抬举你们，也等于是把我自己贱卖给你们了呀？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做你们他妈的美梦去吧！……
不错，她加入了他们的圈子，不过是由于感到生活的无聊，不过是由于心灵寂寞，不过是由于虚荣的需要。她真的认为，像她这么一个出色女子的加入，是对他们诸人等的格外的抬举。她那曾一度被粉碎了的自尊心虚荣心，正是在她的主观之认为的前提下，一点点一小片儿地重新复合起来的。一旦渐渐复合，她就开始有些轻蔑他们、鄙夷他们、瞧不起他们了。她的有意的漠视，他们一个个也是看得出来感受得到的，包括她内心里对他们那种轻蔑那种鄙夷的想法，他们都能猜得八九不离十。是的，在他们心目中，她和一个下等娼妓是差不了许多没太大区别的。一位前市委副秘书长的女儿，即便干娼妓的勾当，即便彻底地沦为娼妓了，那也绝非可以等同于一个下等娼妓的，娼妓也是该分等级的。这是她的逻辑。他们的逻辑却不是这样，他们的逻辑是——他妈的，管你是前市委副秘书长还是更大的前什么官儿的女儿！一旦多了个“前”字，还他妈的值钱啊？还他妈的配把自己当成是金枝玉叶啊？和那么多男人胡干过，你还他妈的认为自己不是娼妓哇？不是娼妓还是淑女哇？娼妓就是娼妓！这世界上的什么东西都讲个品牌，唯独娼妓是不分品牌的。首先是娼妓，其次才是这样的娼妓那样的娼妓。究竟哪样的好，完全是由男人们的兴趣所裁定的……
公平而论，曹菂她不认为自己和原先那个圈子里的男人们所干的勾当，竟是和妓女与嫖客之间干的勾当差不多的，自有她的一番道理。虽然她也收过他们的钱财，但是他们讨好地取悦地也是自愿地送给她的，不是她按自身的什么价码伸手向他们索讨的。最主要的，他们绝非些个寻常男人。她始终这么认为，即使在被他们驱逐了之后，仍这么认为，仍这么承认。她也绝非寻常女子，尽管她自己有时也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实际上的确和娼妓没什么两样，但她是市委副秘书长的女儿啊！就好比老百姓的儿子如果和女人们鬼混，叫流氓，叫群奸群宿；而文人雅士、将相之后干同样的勾当，不是另有说法，叫“风流”，叫“逸事”或叫“绯闻”的么？这两种性质的事，怎么可以混淆了同日而语呢？
“他们干部子女……”
有一天，在她自己的小窝里，在她又开口这么说时，被冷冷地打断了。
“你呢？你不也曾和他们是一丘之貉么？……”
他们中的一个，吸着烟，望着她皮笑肉不笑地抢白了一句。
她没料到会被这样抢白，怔住了。毕竟是在她自己的天地里啊！毕竟她是主人，他们是客人，她是受一种好心情的支配，心血来潮地预备了吃的喝的宴请他们啊！
她用手指斥着对方说：“你，滚出去。”
对方使劲儿将烟按灭，像按死一只金属臭虫似的。并且，不是按在烟灰缸里，而是直接按在餐桌上。餐桌上铺着一块桌布，她原先那个圈子里，一位“白马王子”从国外带回来送给她的，据他说价值二百多美金，她始终相信它确值二百多美金，起码在国外值二百多美金，那么当折合人民币一千六百多元了。尽管，那“白马王子”在使她刻骨铭心的那一天，也在纯羊毛地毯上参与了对她的轮奸，她却唯独不恨他。唯独当时在被他轮奸时，其实是有几分情愿的，甚至体验到了几分接近达到高潮的快感。如同“追星族”中的某些少女，即使被心目中的崇拜偶像所强奸，也同样会觉得是一种满足。她曾幻想那“白马王子”弃妻舍子，离了婚后明媒正娶了她，这一幻想仍是她的幻想。是的，她不恨他，恨不起来他。几分钟之前，她还向客人们炫耀那块桌布来着……
“操你妈！……”她被激怒了。脸上充血，柳眉倒竖，杏眼圆睁。
“我妈早死了。”对方平平静静地说。
“对，他妈早死了，你操不成了。”另一个男人用作证的口吻说，也把烟蒂按灭在桌布上。
于是每一个男人都将正吸着的烟按在桌布上。刚吸了几口的烟和吸剩了半截的烟，长长短短，像一具具男性的生殖器，扎根在那块价值一千多元的桌布上，或凭着一股坚挺劲儿，从桌布正面穿透过去……
半小时后，她那温馨的小窝里只剩下了她一个人。
这女人其实很不明白自己，不明白自己在有的时候、有的情况之下，所需要的仅仅是性、纯粹是性，是性方面的满足和性方面的快感。在另一些时候、另一些情况之下，所需要的仅仅是虚荣、纯粹是虚荣，是虚荣方面的满足和虚荣方面的快乐，是被她自己具体化了的，仿佛能代表她所需要的一切虚荣的一个或几个甚或一整个阶层的男人。那时候那种情况之下，他们如同是水果，而她如同是一个爱吃水果的女人。她对他们奉献着自身，却以为自己正在获得着他们。他们将她当作一块泄欲的海绵，她却觉得是自己在享用着中国的“上流社会”最完美的好东西，因而竟会产生一种似乎唯自己才有权利有资格大快朵颐般的良好的优越感。她又常将自己那两种截然不同的需要搞混，在自己明明需要的是纯粹的性的时候和情况之下，却以为自己需要的是虚荣；在自己明明需要的是心理方面的虚荣的时候和情况之下，却又以为自己需要的是性。
她非常心疼那块一千多元的桌布。长长短短四截烟仍立在桌布上。她将它们一一拿起，放在手心，瞧着，一股恼火，顿然又从心底升起。她找到剪刀，都将它们剪成了烟丝。都剪到过滤嘴儿为止，留下过滤嘴儿不剪，用保养得很好的涂红了的指甲，一个个撕开，于是内心里有一种相当解恨的快感。撕开后，捏在一起，捻成一条，一手拎着，一手按着打火机烧。那是特殊的东西，一触火苗，顷刻收缩，变成了一点点焦黑的残骸，还烧疼了自己手指。丢在烟灰缸里后，又将那些烟丝收拢，用一条儿白纸，卷成了一支又细又长的烟，于是开始吸那支烟。由于所用的纸厚，由于烟丝里也掺杂了剪碎的烟衣，每吸一口都很呛，呛得她直咳嗽，咳嗽也吸，直至吸完。瞧着掸在烟灰缸里的烟灰，觉着是将那四个男人卷成烟一口口吸成了烟灰似的解恨……
几乎一切女人，是的，肯定地说几乎一切女人，对于她们和男人，或反过来男人和她们之间的肉体关系中，尤其在她们是被攻击的情况之下与他们所发生的不情愿的肉体关系中，都无一例外地存在着一个配与不配的问题。事实上，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攻击性的性行为，排除性虐待的非常成分姑且不论，那么他对她，或他们对她们所造成的生理方面的伤害，比之所造成的心理方面的伤害要小得多。我们不妨设想，在“类人猿”或“类猿人”的时代，她们一旦遭遇到文明时代曰之为“强奸”的意外事件，起身之后逃之夭夭，被袭击被攻击的意识大抵便会随之消弭。因为在她们心目中，一切雄性“类人猿”或“类猿人”都是不分高低尊卑的，她们心理上是不会同时感到受了伤害的。一次被“强奸”的遭遇，不过就是一次意外的身不由己的性交罢了。谁见过一只雌鹿或一头母猩猩，由于被同类“强奸”而悲伤呢？谁目睹过它们因被“强奸”而对雄性的同类产生憎恶仇恨乃至报复的现象呢？它们的心理上所能产生的，往往是对雄性的同类的性畏惧罢了。但在一个文明时代的女人心目中，一切男人却皆是有高低尊卑之分的。一个牧羊女被一位郊游的王子强奸了，或一位正在踏青的公主被一个其貌不扬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强奸了，事件的性质虽然完全相同，牧羊女和公主当时的乃至过后的生理反应生理感觉，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区别，但由此造成的她们的心理活动意识活动，却极可能是大不相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对于牧羊女，那遭遇极可能在她心理上留下对自己的性自信和性幻想，她一辈子都可能记住那遭遇并不断地回忆它，最后它甚至可能成了她的一种性资本性骄傲。不是每一个牧羊女随时都会被一位王子强奸，一位王子，这一点正是改变了她的遭遇的性质唯一主要的根据。她的潜意识里，一旦觉得他配，她的遭遇也就似乎是值得她回忆的了，她甚至可以靠回忆抹去强暴的事实，为她的遭遇编织温爱的色彩自欺欺人。但对于公主，恰恰相反。一位公主当然不会认为一个其貌不扬衣衫褴褛的流浪汉，是配强奸自己的，于是她的性高傲受到了摧毁。构成女人最无与伦比的高傲的，不是她们的权力，不是她们的财富，而是她们的性高傲。她们在捍卫她们的女人之身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捍卫支撑她们的性高傲的资本。这一种资本被破坏、被摧毁了，往往足以使她们产生大富翁被抢劫一空的心理感觉。
配——抑或不配！这乃是所谓文明了的社会，注入到女人心理和潜意识里的一针迷幻剂。尤其，当配与不配仿佛已简单到只消以权力和金钱来划分的时候，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某些中国当代女人，无论是否享受过高等教育，她们的女人观、女人意识，乃至女人的性心理，其实都已经扭曲到和曹菂这个女人差不多的地步了。当她们认为被某些男人奸淫原本是他们很配的被另外一些男人奸淫才是她们的羞耻的时候，她们其实是等于将社会完全彻底地性化了的。只有在将社会完全彻底地性化了的情况之下，她们才觉着自己活得幸福，活得洒脱，活得开心并有重大的意义。
这样些个女人在中国当代正无可奈何地多起来。她们，正是她们，而非是那些强奸了她们的男人，才使中国当代社会越来越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风景后面，呈现出类似达利的野兽派绘画般的恐惧格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