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彝文献的性质

在研究边远地区特别是南方民族地区的历史文化时，我们所能利用的文字材料往往只是官员与士大夫的一面之词。幸运的是，黔西北地区拥有极为丰富的地方文献，各种彝文历史、哲学、文学书籍以及族谱、契约、碑刻、歌谣等，同汉文材料（包括正史、实录、地方志、档案、族谱、私人著述等）一起为本书提供了一个较为坚实的资料基础。此外，1949年以后大量的少数民族社会调查材料以及笔者本人的田野笔记，也是非常重要的资料。

现存彝文献大都是明清时期的作品，在川、滇、黔等省的彝族聚居地都有发现，其中黔西北是藏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因为各彝区的政治、社会经济与礼俗不尽相同，且文字有较大差异，加上彝文献的某些特点，所以在讨论黔西北的历史（特别是关于制度与礼俗方面）时，笔者一般只使用本地彝文材料，其他地区的彝书仅作参考。

除金石材料外，彝文献一般未标明作者及著作时间。并且在叙述的过程中，除极少数情况（往往是提到汉文史籍中都有记载的人物或事件时）出现干支纪年外，基本上也不说明人物的出生、活动时间或事件的发生年代。虽然其中涉及的许多人物出现在父子联名的谱系或女性谱系中，逻辑上似乎可以用“代数×每代平均时间（如20或25年）”的办法来确定年代，但在对谱系产生的时间及背景缺乏了解，又没有相关汉文献印证的情况下，用它们来建构彝族史（特别是远古史）的时间坐标必须慎重。用某个时期产生的文献来揭示更早时期的历史，必须先要对其合理性进行说明。对这一基本的史学规范，彝文献并不能享受豁免权。此外，用对音的方法将彝书中的人物对应于汉文献中的人物时，同样必须审慎。目前，在彝文献的使用甚至翻译的过程中，上述两点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使得相关研究结论虽然常有惊人之语，但却不能被学界普遍接受和认可。

彝文献大都用五言的形式写成，其中甚至还可看到口述传统的影子。许多叙述极为简略和隐晦，跳跃性较大，并且杂糅着神话与传说，只有充分掌握大量的彝、汉文材料，谙熟当地彝族的传统礼俗，才能真正理解其含义。本书一般不会单独利用彝书去考证、讨论具体的历史事件，但笔者始终认为，彝文献极大地扩展了研究者的视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汉文献的不足乃至纠正其错误，在了解黔西北的地方制度以及娄素濮的思想观念与礼俗方面，笔者从彝文献中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