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地域以及作为族类
标签的“夷”与“彝”
本书所讨论的黔西北区域，界邻川、滇两省，大致相当于清代大定府管辖的范围，包括今贵州省毕节市的全部以及六盘水市的一部分。该区域位于贵州省地势最高的黔西高原，崇山峻岭，峰峦起伏，地表崎岖破碎，海拔在1300～2900米之间，地势极为险要。境内虽有六冲河、三岔河等河流，但大都源自乱山丛中，地险水浅，难通舟楫。该区域气候高寒，山多田少，土壤贫瘠，清中叶以后玉米和马铃薯逐渐成为主要粮食作物，人口密集而又生活贫困。
历史上，黔西北的绝大部分地区曾分属于乌撒（
）与阿哲（
）两个彝族支系统治，形成了乌撒与阿哲两个部落君长国。元王朝进军西南，乌撒、阿哲先后降附，元廷设置了乌撒、乌蒙宣慰司与八番顺元宣慰司管理今黔西北及其周边的一些地区。在当时的汉文献中，阿哲君长国通常被称为罗氏鬼国，其统治区域横跨乌江上游的鸭池河东西两岸，河西部分称亦奚不薛，又称水西（元代很少使用这一称谓，明代以后较为常用）。注2
注2：参见道光《大定府志》卷45《旧事志一·纪年上》；卷47《旧事志三·水西安氏本末上》。道光《贵阳府志》有过这样的解释：“水西部，蛮语曰亦奚不薛。”“亦奚，水也，不薛，西也。”此处的“蛮语”当不是指彝语，水西在彝语中称阿哲（
），且彝文是单音节文字，称水为
（音“夷”），西为
（音“说”），不管是从语音上还是文法上看，亦奚不薛都不会是彝语“水西”的音译。有学者疑“亦奚不薛”系出自蒙古语（参见史继忠《明代水西的则溪制度》，贵州民院民族研究所印，1985，第18页），但查明代的外语字典《华夷译语》，蒙语“水”发音“兀孙”或“苏”，“西”音为“阿罗捏”或“克丁”，“亦奚不薛”似不大可能是蒙语“水西”之意。查《元史》可知，元初水西有一个首领名亦奚不薛（《元史》卷11：“壬辰，亦奚不薛病，遣其从子入觐。帝曰：‘亦奚不薛不禀命，辄以职授其从子，无人臣礼。’”），所以，亦奚不薛的地名有可能是因人名而转换过来的——正如乌撒、阿哲由人名变成了地名。
元明递嬗后，阿哲君长国首领霭翠于洪武五年（1372）归顺。明王朝仿元制，设贵州宣慰司，隶湖广，令霭翠等“世袭贵州宣慰使如故”，同年设贵州都司。九年后乌撒亦降附，明廷设乌撒土府，隶云南，寻改隶四川。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设省，贵州宣慰司改隶于黔。此外还于洪武十五年、十七年先后在黔西北设立了乌撒卫与毕节卫，分别隶于云南都司与贵州都司，永乐十一年后乌撒卫改隶贵州都司。
明代汉文献对阿哲部的称谓有较大变化，“罗氏鬼国”“亦奚不薛”基本上被弃用，“水西”之称则频频出现，并且衍生出新的含义，大致指三个广狭不同的地域：（1）阿哲君长国的大本营在鸭池河以西，所以“水西”一词常泛指阿哲家的整个统治区域，包括水西与水外六目地，这种用法最常见，又由于阿哲的统治者们在明代兼用汉姓“安”，所以被称为水西安氏；（2）阿哲家统治的鸭池河以西的地方，不包括水外；（3）最狭义者指阿哲家统治的比喇地方，即今黔西县。
天启、崇祯间，水西、乌撒与四川南部的永宁奢氏土司联手反明，迨动乱平定，阿哲的水外地区被割归朝廷，设置了镇西、敷勇等军卫。清康熙三年（1664），吴三桂平定黔西北，改土归流，水西地区设置平远、大定、黔西三府，乌撒地区设置威宁府，随后又进行了一系列改编，降府为州，改卫为县，在黔西北设置大定府，下辖平远、黔西、威宁三州与毕节县、水城厅。民国初年改州、厅为县，其中平远改为织金县。1941年前后，析黔西县北境置金沙县，大定县西南境置纳雍县，威宁县东境置赫章县。1954年，定威宁为彝族、苗族、回族自治县。1958年，大定县更名为大方县。1970年，水城县被划出，并入六盘水地区（今六盘水市）。
黔西北僻居天末，溪谷险阻，历来被视作夷蛮荒服之域。该地族类繁多，据汉文献的记载，有黑倮倮、白倮倮、仲家、花苗、蔡家、侬家、仡佬、六额子、羿子、里民子等，其中黑倮倮居统治地位。在1950年代进行的民族识别中，黑、白倮倮被划为彝族，其余则被定为苗族、白族、布依族、仡佬族等。明中期以前这些族类主要从事畜牧业，兼营农业。马是黔西北的重要畜产品，至迟在宋代便开始被用来同内地交换物品。农作物以荞麦为主。
黑倮倮（黑彝）统辖黔西北的历史相当久远，据说在三国时期便建立了国家。首领们把辖土划分成若干个“则溪”，交给宗亲们管理，水西与水外共有13个则溪，乌撒有9个则溪。则溪的职能有二：一是管兵马，二是管粮草，是一种地缘关系与血缘关系相结合，军事组织与行政组织合而为一的制度。
本书将以彝族为主要讨论对象，揭示周边族类的制度与礼仪在因应王朝持续不断扩张中的演变。“彝”在古汉语中是一个颇具高贵色彩的词，除泛指各种青铜祭器外，还有“常道”“常法”之意。清代的官员与文人们常常用“彝”取代“夷”，泛指周边族类，经过1950年代的民族识别以后，“彝”才成为固定的族称。这一族称涵盖了众多族类，这些族类大都共享着相同的族源故事，并呈现一些相似的风情与习俗，但他们的自称却多种多样，计有诺苏、诺苏濮、阿西濮、格濮、聂苏濮、罗武、倮倮、所都、撒苏、六米、堂郎让、希期、罗罗濮等上百种，其中没有一种是“彝”或与之音近，显然，彝是一种他称。
黔西北的彝族自称“娄素”（
，亦有译为纳苏者）或“娄素濮”（
，亦有译为纳苏泼者），与凉山等地彝族的自称“诺苏”“诺苏泼”的发音极为近似，因此有的学者认为“纳苏泼”（娄素濮）亦即“诺苏泼”，只是由于方言土语不同而稍有音变。这种理解值得商榷，“诺”意为“黑”或“主体”，“诺苏濮”之意为“主体的族群”或“尚黑之族”，“娄素濮”的含义与此大相径庭，资深彝文专家、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的王继超认为“娄素（濮）”意为大地中心或世界中心的人，这是有相当见地的。“素（
）”和“濮（
）”都带有“人”之意，“娄（
）”则隐含着“中间”的意思，如
可译作“中央”。黔西北彝文古籍同样表明，娄素认为自己是居住在大地中央的人，《彝族源流》云：
笃米的六子，如天上繁星，似地上茂草，遍布中央地。
《支嘎阿鲁王》亦载：
（支嘎阿鲁）以星座，划天地界限，划内外界限，中间是彝家，四边外族人。
与“娄”相对的词是“啥（
）”，现在一般称汉族为“啥”，但世袭布摩、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的王子国告诉我，“啥”在古彝文中是“由中央向外发展的人”之意，并没有那么鲜明的民族界限。王先生的观点其实是彝文专家们的共识，他们通常不把古籍中的“啥”理解为“汉”，而是翻译为“外（人、族）”。当然，娄素也往往强调自己神圣高贵的身份，《彝族创世志》云：
彝人（
，即娄素）天之子，道与度来抚。
就汉文献来看，包括黔西北娄素在内的许多彝族支系，在元明清时期都被称为“罗罗”“倮倮”“儸儸”等。但民族调查的结果表明，仅有极少数的支系自称“罗罗”，因此有理由相信，对大多数支系来说，“罗罗”是局外人强加的他称。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即“罗罗”曾经是一种广泛的自称，后来逐渐被许多彝族支系弃用。
“罗罗”“倮倮”等称呼在日常生活中同样被频繁使用，成为最常见的他称之一。“娄素濮”等族类对此很不乐意，认为这是一种侮辱性称号。但是，在某些场合下又却不得不使用它来界定自己的身份，例如嘉庆年间大定府平远州发生了一桩命案，彝人陈阿佃赴京控告，其供词中称：
我系贵州平远州倮倮，年三十八岁，在本州向化里居住。我们土司头目安达屡次向众倮倮派敛银两……
娄素濮对“罗罗”之称的厌恶与排斥是有相当理由的，早在明代，士大夫们就给罗罗一词披上了歧视性的色彩，写作“猓猓”“猓猡”“罗鬼”等，并常常加上“性类犬羊”之类的评价。
和“罗罗”一样广为人知的称谓是“夷”，这是一种他称，却逐渐被遍布川、滇、黔等地的彝族支系认可和接受。至少在晚清时期，黔西北的娄素濮已被当地的汉人称为夷人或夷族，而且他们在汉语语境中也是如此称呼自己。文献的记载与此一致，始修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定稿于民国13年（1924）的《威宁县志》云：
（我邑）其他种族除汉族不计外，以苗民为最多，黑白夷次之，齐细眉次之，土老又次之，阿乌子不多，蛮子绝无。
其他彝区亦有类似情形。1943年，林耀华深入凉山考察，发现“罗罗”一词并不常用，边区汉人称“罗罗”为蛮子，“罗罗”谈话则自称“夷家”。
如同“苗”“蛮”等词一样，“夷”所指对象常常带有很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在许多情况下只能理解为对非汉族类的泛称。这一泛称如何衍生出狭义的内涵以指称“罗罗”，目前尚难以回答。今天被划为彝族的众多支系，在古代的生活状况与思想意识等尚有待考察，可以想见的是，随着相互之间的争战、交往以及改土归流、民族识别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冲击，他们的意识一定处在不断的演变之中。例如，
在古彝文中是指“由中央向外发展的人”，但现在已变成汉族的意思。有必要指出，视彝族为一在历史长河中延续实体之观点固然有可商榷之处，但笔者也很难同意彝族是中国政府经由民族识别建构出来的范畴的结论。当然，不能假定古人与今人有着相同的认同意识与族别观念，在很多情况下，将本书中使用的“彝”字或“彝族”一词，理解为黔西北的娄素濮，或许更为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