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初始条件的变化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要素条件随着资本积累、相对数量和相对价格都会不断调整；制度条件随着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文化条件的变化是缓慢的，也会随着社会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的变化而提出新的时代要求。因此，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也在不断地变化之中。

一、中国特色经济发展要素条件的变化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要素条件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劳动和资本相对稀缺性的变化。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初期，巨大的资本“缺口”决定了中国必须采取重工业化战略，保证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从马克思的两大部类增长模型看来，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必然要求减少当前生活资料的消费，将经济剩余更多地转化为资本和生产资料，从而迅速推进工业化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

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带来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快速的资本积累使得资本规模迅速扩张，居民消费增长的缓慢是无法避免的。1952—1978年，资本形成总额年均增长率10.4%，1978年资本形成总额是1952年的13倍；而同时期，居民消费年均增长仅4.3%，1978年居民消费是1952年的3倍；特别是农村人均消费，只比1952年高出58%⁽¹⁸⁾。二是由于重工业化战略违背了当时劳动力丰裕这一比较优势，重工业化战略并没有带来工业部门劳动力份额和工业化速度的同步提升。1952—1978年，工业占国民收入份额从19.52%上升到49.4%，但在工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份额却只从6%上升到12.5%⁽¹⁹⁾。

居民消费增长缓慢和工业部门劳动力份额占比较低，都是因为重工业化战略违背了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在一个劳动力相对丰裕和资本相对稀缺的环境下，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才是国民经济和居民消费持续增长的应有之义。1981年6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把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居民消费的增长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迅速发展——从而成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经济特区和外商投资等一系列改革顺利推进的逻辑基础。

从1978年开始，随着乡镇企业的崛起和经济特区的发展，持续的就业规模扩大和劳动力要素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重新配置，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效率和收入水平得以大幅度提高。根据蔡昉（2017）的估算，1978—2015年，城乡就业总规模从4.02亿人增加到7.75亿人；与此同时，中国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从69.6%下降到18.3%⁽²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从而使劳动力要素从丰裕转向短缺——要素相对稀缺性的再一次调整，使得中国经济跨过“刘易斯拐点”进入劳动力工资持续上涨的状态。工资上涨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速，资本投资回报率大幅度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开始下滑，从而使中国经济进入潜在生产率下降、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加速为特征的新常态⁽²¹⁾。

二、中国特色经济发展制度条件的变化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制度条件变化，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前以计划方式为资源配置主要手段，转向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计划经济时代的制度构建主要围绕的是如何为资本形成提供制度保证和国民经济快速“起飞”这一生产力目标。改革开放以来，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经济特区和外商投资等为代表的系列制度条件的变化，通过重新界定产权和法制建设，让要素投入者的成本和收益、权利和责任保持了一致性，有效地激励了农民、工人和企业家等微观主体创造财富的动力，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本承诺。

诺斯多次强调，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近代西方崛起和经济增长的关键。现代发展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的目标和任务应该有所不同。1978年之前，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属于为“起飞”作准备阶段，计划经济在提升投资比例、推动主导产业的率先增长以及为资本形成提供制度保证方面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在小农经济占主导、家庭经营为主体和国际封锁的外部环境下，计划经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会分工和微观主体之间合作的宏观交易费用；在没有“市场价格体系”参照的前提下，迅速地完成了中国现代化工业体系的初步构建，为改革开放以后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必要基础。

毋庸讳言，计划经济体制下微观经济主体的组织效率是低下的，从而导致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等一系列社会其他成员“搭便车”的行为。微观交易费用的降低和微观经济效率的改善，恰恰是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逻辑基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了农民土地使用权和生产决策权；乡镇企业的崛起和后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同时肯定了企业家才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经济特区的设立和中外合作经济的发展更进一步加快了要素在国际合作中的交流，充分利用了中国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的人口红利和工程师红利。

在这里，诺斯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已经具备了双重含义：①微观经济主体自身有效激励的实现（搞对激励）；②微观经济主体之间广泛市场联系的建立（搞对价格）。“搞对激励”和“搞对价格”之间的良性互动，一方面是对马克思关于工场手工业分工和社会分工理论⁽²²⁾的继承和发展，从而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基础；另一方面，构建微观经济主体之间良性的平等竞争、合作发展关系，也是实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也为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制度条件变化指明了新的方向。

三、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文化条件的变化

对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文化条件变化的考察，相比前两个条件变化的讨论，难度要大一些。主要难度在于，文化的共享性和传承性决定了文化在代际是相对稳定的，但文化的相对稳定性并不意味着文化传承一成不变。如前所述，文化条件包含正面和负面两种因素。如何传承那些鼓励竞争、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协作的因素，同时扬弃那些阻碍要素积累、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因素——消除不合理的信念及相关价值观念，是发展经济学和许多文化学者都非常关注的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²³⁾。

如前所述，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以家庭—血缘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合作模式和集体主义文化在目前比较文化研究中颇受争议。这是因为现代西方经济学是在市民社会和个体理性的基本假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格雷夫等（2011）在“文化与制度分化：中国与欧洲的比较”的一文中写道：中国古代人们之间的合作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等级关系为基础的；而欧洲中世纪以城市为中心的合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家族关系，外部的强制性执行机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而后者恰恰是现代市场经济非人格化交易的基本特征。由此带来的疑问即是：以家庭—血缘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合作模式能否转型为非人格化交易的方式？以集体主义为导向的文化能否兼容个体理性基础上建立起来市场经济？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从实践层面和逻辑层面对中国经济发展文化条件的变化进行考察。在实践层面，无论是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期还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时期，以家庭—血缘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合作模式和集体主义文化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在逻辑层面，尽管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在不断变化之中，“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文化信念要求我们必须处理好生产与分配、增长与发展等一系列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视，以及对其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重视，恰恰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因此，对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文化条件变化的考察，目标在于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识中国特色经济发展道路的必然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²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