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理论综述和分析思路

1. 理论综述

价值链分解基于价值链一体化，没有价值链一体化，则价值链分解无从谈起。关于企业价值链一体化的理论有很多，如不确定性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基于能力的理论等。一是奈特的不确定性理论，奈特区分了风险和不确定性，认为不确定性导致了企业的产生，减少风险的方法一种是保险，另一种是将价值链一体化于企业内部，即将保险原理运用于企业实践，使得不确定性的损失和收益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二是交易成本理论和产权理论，是自科斯的《企业的性质》之后研究企业理论的两个主要分支。交易成本理论以威廉姆森为代表，克莱因、阿尔钦等都用资产专用性来解释企业规模的变动；产权理论以阿尔钦与德穆塞茨为代表；三是基于能力的理论。彭罗斯的企业理论是基于企业在一项或者几项活动中发展与众不同的能力需要进行价值链一体化，理查德森延伸了彭罗斯的企业理论，强调了企业内部合作是导致企业价值链一体化的动力。其他理论还有契约理论、期权理论等。

价值链分解是与价值链一体化完全相反的一种生产行为方式，按照交易成本理论，若企业内部的协调成本增加超过市场交易成本的增加，则企业不会将经济活动纳入到内部进行，即企业会进行分工生产而不会一体化。但并不是将所有价值链一体化理论进行反向解释都可以概括企业价值链分解理论，因为其间产生了一个新的组织调节层次——价值链企业网络。从理论探讨的历史来看，在JSTOR（外文过期期刊数据库）所收藏的经济学科的现有文献中，标题中明确提出“disintegration”一词的是Karl Schlesinger 1920年发表于《经济学杂志》上的文章《奥匈帝国的货币解体》（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Austro-Hungarian Currency）⁽²⁾。文章是在奥匈帝国⁽³⁾解体之后发表的，分析了奥匈帝国共同货币的解体（这是伴随着帝国兴亡发生的一件事情），这里的“disintegration”是与“joint”相对的一个词，所触及的只是流通中的媒介合而“分开”的含义，并没有涉及生产。其后明确涉及企业生产的价值链垂直分解（vertical disintegration）是Simon N. Whitney在1955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文章《电影业的垂直分解》（Vertical Disintegration in the Motion Picture Industry）⁽⁴⁾，讨论了反托拉斯法案的影响，描述了因为美国政府反对垄断，将电影业的制作、发行、演出部门分开的历史，即描述了在外因驱使下导致企业价值链分解的史实。不过，我们现在探讨的重点不是类似政府反垄断等外因作用下的价值链分解，而是企业的一种主动行为策略。

目前，国外学者分析企业将价值链分解理论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来阐释：一是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降低理论，如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沿袭科斯（1937）的交易成本理论，提出为了节约交易成本，社会分工也可以取代企业内部分工，Michael J. Leiblein和Douglas J. Miller（2003）利用期权理论解释了价值链分解行为，他们认为企业如果拥有必要的管理资源和能力，寻求生产外包会比竞争对手享有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收益等；二是产品知识技术创新理论。Stefano Brusoni（2001）等人利用技术原因来解释价值链分解，Gomes-Casseres和Benjamin（1994）指出，伴随着知识领域进行成长的总体力量，企业可以将非核心的部门剥离出去，专注于核心部门生产，进行创新等；三是企业内外利益关系协调理论。Bengt Holmstrom和John Roberts（1998）还将价值链分解看作是一种和产权相对的激励机制设计，Yongmin Chen（2005）认为，水平竞争是理解问题的关键，因为市场竞争，价值链一体化企业的分支部门销售中间产品的能力不如独立性企业，由此可能导致价值链分解，以追求更多的市场和利润等；四是外部市场结构与不确定性理论。Franco Malerba（2006）等人将分解与专业化生产等同起来，更强调价值链相关环节企业所构建的外部市场的灵活性，Michael G. Jacobides（2005）认为交易成本只是产业演进的一个非常偶然的因素，是中间市场的出现带来企业间的专业化收益，从而引发一体化企业组织内部分工等；五是产业关联理论，这也是交易成本在实际中的应用结果。Mike Wright与Steve Thompson（1986）认为，价值链分解在不断增长的产业中是一个典型发展阶段，Scott（1986）将价值链分解与产业聚集联系到一起，利用交易成本将二者联系起来，认为大量企业聚集会降低外部交易的空间成本，引发价值链分解等，Octávio Figueiredoa（2010）利用一种新的方法重新检验了“马歇尔假说”，指出专业化生产和价值链分解在一个工业积聚区更为有利，作者利用赫芬达尔指数来统计企业内工人的股票、企业规模和部门活动，指出价值链分解行为在工业积聚的地区比较高，并且试验揭示强化了这种正向相关的关系。意大利学者Roberto Antonietti（2011，2013）利用意大利伦巴第的数据分析，也指出了空间地理聚集对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价值链分解的重要性；六是涉及价值链分解的指数测量指标设计。目前有两种代表性的测量指标，其一是Feenstra and Hanson（1997）采用粗略计算方法，将每个产业中购买的每种类型的投入品价值，乘以该种投入品的进口份额，然后加总每个产业的所有投入品。其二是Hummels，Ishii and Yi（2001）的垂直专业化方法，Hemmels，Ishii利用投入产出表中的数据，提出了两种价值分解专业化生产的测量方法：一是测量一个国家出口价值中所含有的进口中间产品的价值份额；二是测量一国出口价值中所含有的被别的国家用来生产出口的中间投入品的价值份额；等等。

国内对于价值链分解的综合研究很少，研究主要集中在网络关系、分工与专业化生产以及产业提升某个方面，或是对企业价值链分解的具体操作方面，如外包、企业联盟、虚拟企业等具体形式的研究，一般是从管理学、地理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角度阐述。孙天琦（1999）在《国有企业的纵向一体化和纵向分解》中提出国有企业纵向分解问题，从规模经济的角度对纵向一体化分解进行解释，并提出具体运行模式。卫玲（2000）在《纵向一体化理论与国有企业的纵向分解》中只是对纵向一体化作了一些理论分析，认为国有企业应该进行纵向分解，但对纵向分解并没有进行理论分析。朱英明（2003）在《产业积聚论》中从规模经济的角度提出价值链分解，认为规模经济可能在公司内或通过外部市场交易联系的公司联合体来实现，前者情况下生产是垂直一体化的，在后者情况下生产价值链是垂直分解的，主要是从区域经济的角度探讨企业分工在地理区位上的聚集效应。刘东（2003）在《企业网络论》使用“非一体化”的概念，她认为非一体化有许多途径：有垂直分解、增加生产迂回度、外包制，非一体化使得在企业和市场之间没有严格的区分界限，实际上完全独立与不具有任何独立性只是两种极端情况，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广阔的中间地带，存在许多兼有两者特性的混合形式，即企业网络，作者将企业分工与企业网络联系到一起进行分析。郁婷（2008）认为服务业逐渐从制造业领域分工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是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吴福象（2009）分析制造业垂直分离动因，建立了各种模型，对影响企业价值链分解的需求、利益等市场因素以及经济方面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分析了价值链分解与贸易一体化的内在关系，最后提出本土企业技术升级的观点。陈颖（2009）指出世界制造业价值链分解使得国际分工从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及产品内分工转化。产品生产过程包含的不同工序和区段被拆分，表现为特定产品的跨国性生产链条或体系。孙治宇（2013）分析了各种外部条件变化对发展中国家价值链升级的影响，考察了不同价值链类型的升级路径，并对中国价值链升级问题进行探讨。崔焕金（2015）通过探讨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的产业发展，分析全球价值链的治理与产业升级关联模式，指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产业发展战略选择，等等。

尽管相关的理论有很多，但就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价值链分解的研究而言，还没有从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外围视角进行的系统研究，也没有学者将其和宏观增长问题结合起来分析。本书从核心—外围视角系统分析企业价值链分解这种生产方式，并将企业、产业和经济增长3个层次的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2. 分析思路

在分析思路上，本书综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问题分析思路⁽⁵⁾和产业组织理论中哈佛学派SCP范式及其发展者的观点“市场结构（S，Structure）—企业行为（C，Conduct）—市场绩效（P，Performance）”的双重反馈效应，即技术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变化导致企业行为转换，企业行为转变又带来企业间结构关系和企业生产绩效的转变。从理论上讲，本书从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外围视角来探究企业价值链分解，系统分析其动力机制、组织调节模式、生产设计模式等等，侧重于分析企业采取某种行为方式所构建的企业间生产关系以及由此导致的分配关系。

第三次技术革命提供了一体化企业价值链分解的技术条件，相当于马克思理论所言的生产力水平的满足，价值链分解突破传统的国家或者市场、企业等为主导的生产组织调节模式，带来了企业网络的组织调节模式，同时也构建了核心—外围的生产模式和分配模式，价值链分解后构建的企业网络，有些是采取模块化组合的合作生产形式，非产权的调节合作就需要以信任为核心的社会资本做保障，以构建稳定的网络关系，稳定而密切的生产合作又为创新提供了较好的环境。

本书分析了价值链分解的动力机制——客观动力是第三次技术革命条件下企业应对不确定性的需要，主观动力是企业追求核心地位的需要；价值链分解专业化生产所需要的组织调节方式——价值链企业网络；企业网络的生产设计模式——主要是标准化模块外包生产；企业网络作为新的组织调节方式所需要的社会环境保障——社会资本；企业网络中的创新效应等内容，系统论述价值链分解进行专业化生产所构建的核心—外围二元生产关系结构以及分配关系结构。

也就是说，本书围绕价值链分解企业间形成的核心—外围关系为中心来探讨其动力机制、组织调节方式、生产设计模式等问题，研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政府如何通过规制产业引导企业制定发展战略，提升产业结构，实现经济的发展增长。

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技术条件下，企业的生产行为方式是不同的，企业每一次生产行为方式的变迁都与技术革命相关。第三次产业技术革命提供了企业价值链分解的物质技术基础，出于企业要应对市场不确定性、集中精力打造核心地位的需要，一体化企业将价值链分解，即技术带来的生产力变动导致生产方式变革。价值链分解后相关的企业之间形成企业网络，企业网络的具体生产模式是将非核心业务进行外包，一些产业还采用了模块化组合模式。企业网络内的企业间合作就要求相互信任和其他一些联系，这就需要良好的社会资本来维持长期合作关系。价值链分解使得保留核心部门的原企业在相互关联的企业中（企业网络）占据核心地位，形成了核心—外围结构模式。

图1-1　思路图示

从核心—外围视角研究价值链分解的生产行为方式，主要是基于发达国家制造企业的发展实践而言，研究结果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或者落后国家的企业、产业及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价值链分解的生产行为方式是适合于所有国家所有产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