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人格研究前沿的最新报道

人格研究不再是心理学最显著的领域，这并不是因为它已缩小规模，而是因为其他更新的领域已得到扩展，并成为注意力的焦点。此外，如同在其他成熟的科学领域中一样，许多人格研究者制造了大量过于专门化的细节研究。值得欣慰的是，仍有一些人致力于广泛的和激动人心的研究。

这一领域最新也最有趣的发展是研究人格对中晚年普遍产生的“幸福感”（普通意义上的满足感）的影响。保罗·T．科斯塔和罗伯特·R.麦克雷与参加巴尔的摩老龄化纵向研究的人一起从事这项研究。这是国家老龄化研究所的一个长期研究项目。他们发现，外向的人在社交能力、总体行为和“支配性”（类似于统治）中可得高分，且其中年生活及以后的生活要比内向的人更幸福。他们还发现，与神经质程度（通过长期焦虑、敌意、自我意识和冲动性等特质进行衡量）严重的人相比，神经质程度较轻的人更适应中老年生活的变化，前者更倾向于将中年问题看作危机，他们担心自己的健康，并因为退休而感到沮丧和失望，常常处于抑郁和绝望的边缘。

对于这些人格缺陷，人们该如何应对呢？科斯塔和麦克雷认为，心理疗法可以起到帮助作用，但作用有限，因为巴尔的摩的数据和其他研究结果指出，人格特质在成年生活中已相对稳定。但他们仍然认为，幸福感即使得到一点点改善都会使人受益无穷，完全可和重病患者的病情得到控制相提并论。

根据最近的许多研究结果，许多身体上的疾病起源于某种人格特质，或因其恶化。1975年和1980年的两项重要研究结果均可提供调查数据，证明A型人格（有竞争性、进取心、敌意和紧迫感）的人容易患冠心病。对这一问题的许多后续研究非但没有否决上述结论，反而更加证实了它。

1988年，马丁·塞利格曼及其同事克里斯托弗·彼得森、乔治·瓦利恩特等在更广范围内论证说，一个人的解释风格可影响他的健康。他们对哈佛毕业生进行了35年的纵向研究，从中得出的数据指出，习惯以悲观或消极态度对自己的生活进行解释的人比乐观者更容易罹病，期望寿命也更短。他们认为心理疗法，特别是短期的认知疗法，对悲观解释生活者大有益处。我们看到，塞利格曼继续发展了这一观念，他认为认知训练可将消极的解释风格转变为积极的风格，这对身体和心理健康均有益处，这一观点成为他现在的积极心理学体系中的核心。

汉斯·艾森克回顾了一系列人格和健康研究，包括自己所进行的研究，最后说道：“戏剧性的结果……指明在某些人格和具体疾病之间存在非常直接的联系。”他还认为，许多医生将致癌因素与不会表达愤怒、恐惧或焦虑联系起来，还与绝望、无助和抑郁等感觉联系起来。他说，纵向研究显示，许多同样的特质也与心脏病有关。艾森克和一位名叫罗纳德·格罗萨斯-马迪塞的南斯拉夫心理学家以这些数据为基础，进行过一项预防医学的实验，得出结果如下：

 

[我们]试图用行为疗法教会一些易患癌症和心脏病的人以更情愿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情，教会他们如何应对压力，打消他们的情感依赖，让他们更加自立。换句话说，我们教他们过人格更为健康的生活。

我们将100个易患癌症的人分成两组：50人不接受这种疗法，另外50人接受这种疗法。13年后，45位接受过本疗法的人仍然活着，而在没有接受本疗法的一组中，活着的只有19人。

我们对92名易发心脏病者进行了类似实验，把他们分成疗法组和非疗法组。差别也很明显。13年后，接受本疗法的一组里有37人还活着，另一组活下来的只有17人。

 

令我们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这样的实验没有人复制，也没有人效仿。

特质理论仍然是人格研究中具有指导意义的观点。它在不断地走向成熟，特质理论中的“大五模型”是主要的成熟形式。

多年以来，若干研究者一直试图在卡特尔的基础上，对因素结构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他们辨出比他的16因素组更全面也更基本的因素集合。30年前，部分研究者对卡特尔的相关数据再次进行研究，他们宣布说，可以找到5种超因素的证据。此后的许多年里，当人们让其他被广泛使用的人格调查表经受统计学检验的时候，他们发现这5种超因素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着。到20世纪90年代，绝大多数人格心理学家同意，大五模型是人格中的基本尺度。从那时起，不同的研究者对因素的名字作过润色，但“大五”是现在的特质理论中的基础。

它们是：

——外倾性，该因素在一些人格调查表中被列在相关标签之下，如社交能力、活动能力和人际交往等。

——神经质，或按照其他研究术语说是情绪性、情绪稳定性和适应性。

——对经验的开放性，亦叫做询知智力、智力和“智评性”（这是个不必要的新词，幸好也没有引起注意）。

——宜人性，也叫受欢迎度、利他主义、信任、社会交际力等。

——责任心，也叫可靠性、超我力量、受约束的自律。

按照目前的看法，这五种因素是关键性与总管一切的人格因素，这五条主干的分枝构成了人类人格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尽管这些超级因素对视野只起模糊而不是聚焦的作用——请想象一下，用大五模式中的词语怎样描述哈姆雷特、麦克白夫人或李尔王吧——但它的确为研究者和临床心理学家提供了一套得到验证的尺度，足以用来建构人格研究设计，并把由临床使用的不管哪一种人格测试中得出的数据组织起来。

此领域在另一方面的成熟是解决“一贯性矛盾”：尽管人们都有可测量的特质和可辨认的人格，但任何人在特定情形下的行为却丝毫不能指示他或她在其他情形中的行为方式。面对炮火不动声色的人可能会在与妻子的冲突中胆小如鼠；作为教会支柱的某位妇女，作为公司财务人员，却可能为情人窃取公司资金；模范丈夫和好爸爸可能在其他地方另养情人，或是隐蔽的公共卫生间里的同性恋者。

由于这些跨情形的不一致特性，一些心理学家多年来一直攻击特质理论是无效的。然而最近，更为准确的研究数据使人们得以更明智地解决这个问题：情形越相似，人的行为就越一致；情形越不同，人的行为差异就越大。著名人格研究者和曾经的特质理论批评者、哥伦比亚大学的沃尔特·米舍尔说道：

 

这些数据……并不意味着无法作出有用的预测，也并不意味着，不同的人在不同情形下不会以不同的方式依某些一贯性行事……条件或等价单元的特定种类得以更加小心的方式加以注意，它们似乎比传统的特质理论所假想的更狭窄，或更具局域性。

 

对一贯性和行为预测的论述给出了不一样的观点，但这却是个好消息：人格特质随着时间推移会发生变化，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朝好的方向发展。利用大五模型的六个因素变量进行的元分析（在92项研究中对50,120人进行了调查，汇集其平均变化）表明，一般而言，在人的中老年阶段，六大特质中有四大特质会朝好的方向发展。详见图20（垂直维度测量的是d值，代表与“标准”的平均偏差）。

此领域的另一项新近发展平息了情境论和本性论之间的长期争斗。大多数心理学家现已倾向于两者相互影响的观点，即任何既定行为都是某情形与个人人格相互影响造成的。同样，人格是先天的还是习得的这一古老的争论也逐渐让位于相互影响说。一些心理学家仍认为，父母、同龄人、社会等级和其他环境因素是生成人格的唯一重要因素；另一些人似乎认为，我们的行为就像大多数动物的行为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基因决定的。然而，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倾向于认为，人在任何一个生命点的人格或行为，都是他或她的先天气质与后天经验相互影响的结果。

这是一个复杂的概念。遗传影响和环境影响并不在人格之中简单地叠加，而是和在化合物中加入化学品一样，重新生成一种不同于任何原有化学品的东西，然后再产生后续反应。这就是发展心理学的核心概念，即我们接下去要谈到的心理学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