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从国家中排除修辞和审慎

霍布斯联结了鼓动激情的修辞术与“个人推理”或审慎的自私。这样，我们就会毫不惊讶地看到，整个《利维坦》的前两部分里，霍布斯都试图从审慎的考虑或者从修辞中区分出理性，并以此定义理性：

理性不像感觉和记忆那样与生俱来；也不像慎虑这种品质从经验中得来；而是通过辛勤劳力而来；首先是恰当使用名词，其次从基本因素——名词起，到把一个名词和另一名词连接起来组成断言这一过程中，使用一种良好而又有条不紊的方法；然后再形成三段论，即一个断言与另一种断言的联合，直到我们获得有关问题所属名词的全部结论为止；那即是我们所谓的学识。感觉和记忆是关于事实的知识，而且不能改变；学识是关于结果以及一个事实与另一事实依存关系的知识。[5.115]

就像提到的那些名词所暗示的那样，霍布斯对学识和慎虑[20]的区分，依赖于他对语言和思维关系的解释。在《利维坦》的开篇，霍布斯把思想（thought）界定为“我们身外物体的某一种性质或另一种偶性的表象或现象”（1.85；cf.3.99），把心理讨论（mental discourse）界定为“思维的序列或系列”，或是“一系列互相连贯的思考”（3.94）。因为我们的自然激情只包括对特殊事件结果的知识的探求（3.96），还因为，无论如何，经验不能给予我们这些事件结果的确定知识（3.94），所以，精神讨论仅能采取谨慎推测的形式（3.97）。人们只能通过语言表达有关理性特征的一般或普遍主张（4.103-104），“世界上除了名词以外就没有普遍”（4.102），而且只有在语言中，真理这样的事物才会存在。[21]

看起来，语言提供了超越纯粹个人推理的方法；简而言之，它似乎提供给我们常识，也就提供了共识和国家的可能性。但是，我们稍后可以证明，对霍布斯和蒙田来说，语言不能避免怀疑主义者质疑解释中共识的存在。随后的引文开始提出这样一个疑问：

真实和虚假只是语言的属性而非事物的属性……既然真实在于断言中名词的正确排列，所以寻求严格真实性的人就必须记住，他所用的每一个名词所代表的是什么，并根据这一点来加以排列；否则他会发现，自己像一只鸟站在粘鸟胶的树枝上一样，身陷语词之中，越挣扎就粘得愈紧。（4.105）

虽然论证依赖语言，但我们从最后的评论可以清楚地看出，推理如果不想受到修辞术的污染，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语言。“语言的首要用处便在于名词的正确定义；这是科学上的一大收获。语言的首要滥用则在于错误的定义或没有定义”（4.106）。这些发生的情形有：“人们用词意义不准，从而表达了错误的思想；他们使用这些语词时，把他们从未构想过的东西表达为自己的概念，从而欺骗了自己”（4.102）。欺骗过后是故意不恰当地使用语言，然后变成故意使用寓意语言：霍布斯描述的[语言]第二次滥用产生于“人们隐喻性使用语词；也就是不按规定的意义运用，从而欺骗了别人”（4.102）。在整部《利维坦》中，这种滥用与人们用语言来交流（而非简单记录）我们的那些观念和激情有关。[22]众所周知，这些激情变化无常，因而没有固定的含义（4.109）。首先，激情的表现（signs）可以伪装（6.129），因此能像寓意一样欺骗我们（5.114，7.132）。第二，我们对那些影响我们的事物的感觉，“那些取悦及惹怒我们的事物”（4.109），影响了我们提及它们的方式。当我们提起那些自己觉得充满激情的事物时，它们却难以得到他人的相信。

但是，就像下面段落中得到的例证一样，在一般情况下，激情也影响语言的合理使用，影响的方法是，出于说话者自己的安排，把没有提及激情的抽象概念转变成隐喻：

因为一个人在推理中必须掌握语词；在我们关于事物本质所构想的意义外，词语还会带有说话者的本性、倾向与兴趣所赋予的意义，比如德与恶等名词就是这样。因为一个人所谓的惧怕，另一个会称之为智慧，一个人所谓的公正……因此这样一些名称不能作为任何推论的真实背景。（4.109-10，cf.6.120）

就像洛克的《人类理解论》（第三册），霍布斯的第一个解决方案就是精确定义我们的语词：

总结起来就是，人类的心灵之光就是清晰的语词，但首先要通过严格的定义去检验，清除它的含混意义……反之，隐喻、无意义和含糊不清的语词就像鬼火，根据这种语词推理，就等于在无数的谬误中迷走，其结局就是争论、叛乱和屈辱。（5.116-17，参5.114）

我们仅能理性地、恰当地定义我们的字词，以避免激情和隐喻滥用理智，这个观点却在一个高度隐喻的段落（检验而不是扑灭人类的理性之光意味着什么？）里悖论地流传。（然而，霍布斯没有像古典主义者那样直接论证：在正确使用语言之前，必须首先考虑语言的滥用；相反，他宣称滥用的可能性未必会影响语言的正确使用。）不过，霍布斯在其他地方会告诉我们，最终的问题不在于欺骗或引诱性地使用隐喻，而在于，其实所有的语言都含混不清，所有的文本都需要解释，所有的解释都有争议。人们无法确认个人的推理（即使是大多数人）是否正确，因为语言的修辞层面一直威胁逻辑或认知层面。在此，霍布斯像蒙田一样偏离了古典主义者：解释的多样性，远非指出可能存在文本意义的共识，而是指出可能存在这样的共识，即不可能存在共识——这种命题像怀疑论者宣称他什么都不知道一样悖论。但是，在霍布斯的论证中，这种次一层（to the second degree）论证的一致很重要，因为它允许霍布斯从修辞（包括诉诸激情）转向逻辑（包括关于激情的推理）。霍布斯最后论证道，这样，我们就应该同意下述看法：由于我们不会同意，一个任意推理的代表可以作为决定的基础，

所以，在计算中如果发生争论，有关双方就必须自动把一个仲裁人或裁定人的推理当成正确的推理。这人的裁决双方都要遵从，否则他们就必然会争论不休而大打出手，或者由于没有天生的正确推理而成为悬案。所有各种辩论情形也都是这样。（5.111）[23]

正确的推理本质上难以辨认，所以必须虚构一个有说服力的正确推理标准，也即，必须存在一个君主。《利维坦》第一部分揭示出怀疑论者对语言和认识的批评，和他们一样，霍布斯想要通过承认修辞来容纳修辞术的威胁，于是有必要建立绝对的意义压制修辞。但荒谬的是，这种压制语言修辞层次的努力，在以另一种方式再次提出修辞时却被终结（end up），也即，通过提出服从的问题而终结。所以，霍布斯完全意识到，他无法解决解释多样性的问题，无法解决这种多样性与权威的判断标准的关系。简而言之，他无法解决权威的问题。他仅仅能把权威从认知领域转到说服领域。我们下一步要问，虚构出的正确推理，为什么以及如何有说服力，为了做到这点，我们必须考虑霍布斯描述的自然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