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代表的君主和表现的修辞

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分析，反映并且支持了霍布斯的唯名论，以及他最终对语言的使用和滥用的怀疑主义分析，同时，他对自然状态的分析也推断出君主独裁的必要性。尽管霍布斯最初强调不可能有认知的确定性，所以在缺少权威的判断标准下，矛盾不可避免；但随后，他提出了伴随这些矛盾而来的对暴力死亡的恐惧，作为克服矛盾状态的方法。他并不关注这种自然状态是否确实存在（实际上，他怀疑它的存在[13.187]）；相反，他有兴趣的是，提出一个能在逻辑上迫人必须接受的假设：如果你接受这个论证，即所有人都害怕暴力死亡，你必然会接受这样的结论——独裁和绝对王权的必要性。[24]逻辑并没有和激情分开，就像霍布斯的清楚界定：“可靠（推断）的激情就是恐惧”（14.200）。既然如此，那么霍布斯的逻辑和修辞（他谴责他们诉诸激情）的不同就在于，逻辑——不管它的论证形式还是结果——的目的是转换个人推理，而修辞却不是这样。

如果说在语言的分析中，霍布斯能够在形式和主题上进行两面论证（比如，他使用论辩反对自身的可能性，作为废除论辩必要性的证据），从而反对古典主义者全体共识（consensus omnium）的理想，那么，在对自然状态的分析中，他则在人的尊严上全面攻击古典主义者的信仰。在此，恐惧的激情被证明是语言含糊的等同物，但是霍布斯这里再次使用恐惧来反对它自身，使读者确认王权的必要性。

因此，尽管在语言分析中，按照君主宣布权威解释的能力来界定君主；但是这里，在公民生活（如果不是私人生活）中，则是按照君主执行解释的权力来界定君主。就像霍布斯在《利维坦》此处及后文的解释，权威的解释不是认知而是权力。仔细看待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分析，就可以看出，作为人们代表的君主概念，暗示了一种非模仿的、根本上是关于表象的修辞观。

逻辑错误、矛盾和隐喻的不稳定对霍布斯来说，是在自然状态下发现一种说服别人的等同物——所有人都对所有事物有权利（14.190），确切地说，就是对什么都没有权利。通过这个等同物，他想表明，财产的问题、财产和所有权的问题都还没有确定（15.202），所以每个人都能宣称所有权，而实际上没人会被认为可以拥有任何个别的事物。[25]于是，自然状态成为一种战争状态，既然人们拥有对所有事物的权利，人们必然会为争夺同一事物而相互倾轧。因为在这种状态下没有安全可言（14.190），所以，他们会尝试使用暴力来保护他们的财产安全。

如果自然状态意味着人们根据激情行事（竞争心、自卑、荣誉感），那么只有当他们开始论证激情时（13.186），才开始挣脱这种状态。我们预见霍布斯在这一点上的两难论证——他用激情来反对激情或者用个人推理来反对个人推理——的方式是，他评论这样的推理本身就是极度自私（passionately self-interested），因为个体克服了对暴力死亡的恐惧，从而与别人订立契约，剥夺他对所有事物的权利（包括使用暴力）。但理性并非仅由恐惧推动；它也得到恐惧的证实。除非有强力支持，否则契约无效：

首先践约的人无法保证对方往后将履行契约；因为语词的约束过于软弱无力，如果没有某种对强制力量的畏惧心理存在，就不足以束缚人们的野心、贪欲、愤怒和其他激情；在单纯的自然状态下，由于所有人都互相平等，而且都自行判断其恐惧失约的心理是否有正当理由，所以，不可能设想这种强制性权力。（14.196）

因此需用一个君主来转换个体权力（14.191）并且迫使每个人顺从唯一的君主权力。[26]

在霍布斯对政治责任的分析中，君主执行两种相关的职责。他作为代表的职责，就是统一公民不同的意愿，因而可以避免个体意志的可能对抗（最起码在理论上如此）（16.220，17.224-25，17.227）。但实际上，他仅在一定程度上如此，即每个公民都能放弃“使用自己权力”的权利（14.189），因而设立作为共同权力的君主，来使契约生效。霍布斯在《利维坦》第十七章中写道，只有君主才能做到人的“真正统一”，这由承认君主权力的契约建立：

因为根据国家中每一个人授权，他就能运用托付给他的权力与力量，威慑并组织大家的意志。对内谋求和平，对外互相帮助抗御外敌。（17.227-28）

当然，这里的矛盾在于，君主作为代表由契约创立，而君主的强力却用来证实契约和他作为代表的合法性。实际上，君主的权利由复杂的修辞策略创立，在这个复杂的修辞策略里，契约的原因必定预示了它的结果。更为仔细地阅读霍布斯关于君主作为代表的观点，我们就能够认清，这种观点实质上是一种修辞方式——身份（figure）是区分字面和寓意的、我和你的能力的“来源”。

霍布斯关于政治代表（representation）的理论与他关于“人”的观点分不开，因为：

所谓人要不是言语或行为被认为发自其本身的个人，便是其言语或行为代表着别人或（以实际或虚伪的方式归之于他的）任何其他事物的言语和行为的个人……有些虚拟的言行受到被代表者的承认，于是他便称为代理人，承认他的言行的人就是授权人：在这种情形下，代理人依据授权而行动。（16.217-18）

彼特金（Hanna Pitkin）已经论证，君主作为权威代表或者虚拟人（artificial person）[27]的观点，解决了在《法律原理》和《论公民》中曾困扰霍布斯的大量问题——如何通过把公民的意志统一为君主单一的意志，从而避免纷争或矛盾（16.220：“一群人经本群中每一个人个别地同意、由一个人代表时，就成了单一人格”），而同时又免除了君主对契约参与者的责任（916以下）。但是彼特金进一步论证，如果根据“代理”而非“代表”来定义表现，就会导致一个空泛且形式主义的表现概念：

君主被赋予[拥有]所有永恒事物的完全权力，他没有责任考虑国民的愿望，也不担负国民向他要求的那些义务——当然，从我们通常以为的表现或代表的政府那里，国民更是什么义务也无法要求！（917）

或者，按照彼特金引用卡普兰（Morton Kaplan）的观点，认为“什么也不能授权（君主）作为词语字面意义上的代表”（917 n.78；彼特金的强调）。[28]但这正是霍布斯想要强调的观点。

代表（representative）并非一种字面意义的代表（就像代表本身并非矛盾修辞），因为授权人相信自己对代表有行动的权利。一旦这个最初的授权开始生效，君主权力就不再受授权人的控制。被授权的君主代表（sovereign-representative）是有效的，也即有权力的，这恰恰是因为，没有任何契约责任可以限制他，要求他行其国民所行之事。[29]毫无疑问，霍布斯对person的词源非常感兴趣，这似乎可以支持他的观点，他认为在政治代表（representation）中，代理人和授权人本质上不相容：

Person这个词是个拉丁词，而非希腊语中表示面貌的“prosopon”，在拉丁语中，“Person”表示人在舞台上装扮成的某人的化装或外表；有时，person则更加具体地专指装扮脸部的面具或马甲。（16.217）

对person这个词戏剧性的使用（这已经是它希腊语词源的翻译和清除，这词按照伪装的可能性来定义人，代表[可能]作为一种误解）也是更进一层的“翻译”。霍布斯告诉我们，从舞台“变成指法庭和剧院中任何行动与言论的代表”（16.217）。这样，person的概念就引出自然中存在人为（artifice）的可能（或者——结构上相似——在修辞中有逻辑的影响），因为，按照霍布斯的定义，即使个体为了自己而代理和言说，他也还是一个person。他既是自己行为的授权人或所有者，也是个代理人：自然人通过代理或者代表自身而使用面具。拥有并因此而代表个人的行为已经足够歪曲（或者排除）这些行为。因为每个个人都能够伪造自己的意图和行动。确实，在词源的讨论后会稍稍提及这种可能性，霍布斯写道，“有些虚拟的言行得到被代表者的承认”（16.218；第一个强调是我给出的）。无生命的物体、小孩、傻瓜、疯子以及骗子是例外（彼特金，332），这些都是虚拟人按自己的权威来扮演的，或是自然人假扮成虚拟人。

霍布斯的社会从自然中产生，自然人的悖论则是这个解释的基础，因为很清楚，人们无法从自然状态中挣脱出来，除非代表已经是一种自然的可能性。契约是挣脱自然状态的第一步，但是当每个人的行动都代表（represent）他自己，契约的形成已经是一种代表（representation）行为。因为代表的可能性也是歪曲的可能性，个体必须放弃自己（可能是异常的）代表的权利，转给君主。在国家的背景下，人们意愿不同，言行不一而出现表述的差异乃至撒谎或欺骗，这些从本质上会构成威胁，而现在，这些似乎是君主权力的来源。[30]如果对代表的理解意味着一种先前存在或者字面真理的对应，或者通过授权人而控制代表，那么，君主就不一定会代表他的国民。这样，以认知为基础的可摹仿的代表观念，替代了以权力为基础的不可摹仿的代表观念；[31]可摹仿概念的弱点（符号不能反映它指示的东西）转变成一种实际的力量。根据霍布斯的观点，如果在自然状态中，修辞术和代表扮演的角色可能不稳定并带有强制倾向，那么，它们同时也允许我们逃离自然状态。霍布斯似乎再次使用修辞术来反对它自身，目的是为了虚构出逻辑上推理而来的虚拟人，虚拟人仅在“寓意的”意义上代表我们，也即，因为这种“寓意”，虚拟人没有自己的行为而只有权力。

契约被描述为权利和权力的相互转化，但契约只是虚拟的行为（17.226），因为人们不能“真正地”（霍布斯语）转换他们的权利，他们仅能拒绝使用这些权利。[32]而且，就像彼特金的评论，这仍然无法解释君主权力来源的问题。[33]就像我们先前看到的，这不是授权的理性行为或者（能够用来证明契约的）权利的转化，而是恐惧的激情：

因为各种自然法本身……如果没有某种权威使人们服从，便跟那些驱使我们走向偏私、自傲、复仇等等的自然激情相互冲突。没有武力，契约就是一纸空文，完全没有力量使人得到安全保障。（17.223，cf.17.227，21.262-64）

但是，君主权力来源的问题跟契约授权的问题一样。因为正如君主有必要使创立君主的契约合法，所以，他也想有效地转换权利和权力，也有必要[利用]对武力的恐惧，这就是创建“公众的武力”（18.231）。

这里再次证明，霍布斯关于代表和权力的概念带有修辞色彩。他提出君主是强大的（18.231），因为君主的权力是双倍寓意性的：确切地说，这不仅因为权力不来自君主自身，而是通过契约缔造者转移或者“授予”（17.227）他，而且因为这种“转换”本身就是寓意性的。这并不是说君主的权力不真或者无效，而是说它首先在修辞上能有效地劝说公民，这既是也不是他自己的权力。这是公民的权力，因为当人们建立国家时：

如果一群人确实达成协议，并且每一个人都与每一个其他人订立信约，不论大多数人是把代表全体的人格的权利授予任何个人，还是授予一群人组成的集体……那么，无论赞成还是反对，每一个人都将以同一方式对这人或这一集体的一切行为和裁决授权，仿佛（as if）那是自己的行为和裁断一样。（18.228-229）

把这个as if运用于事实时，接受了在虚拟人中授权人和代理人虚构或者假设的统一，国民放弃自己行使一切反对君主权力的要求，因为这样做就是反对他们自己。另外，由于君主的行为又不完全是他自己的行为，他永远不会“行不义，或者确切地说，造成侵害”（18.232），因此起义就没有正当的理由（21.265）。

但是君主的权力也不是国民的权力，就像as if的含糊所表示的，因为某种程度上君主很强大，公民不再认识到自己的权力，而是把它转化成君主的权力。人们被说服去恐惧君主，进而服从君主的权威，因为他们没意识到他们害怕的却是自己（未曾使用）的权力。

在另外一个意义上说，君主的权力也带有修辞色彩。君主控制了国民的观点，从而控制了他们的行动：“因为他有权去判断或者审定观点和学说”（18.233）。这个判断不是逻辑推论出的真理，而是修辞和谨慎地关注某些学说的影响：真理被定义为那些“防止纷争和内战”的学说（18.233）。“因为与和平冲突的学说就不能成为真理，就像和平与协调不能和自然法冲突一样”。因为自然法从属于公开的辩论，所以君主能够向他的国民解释法律。[34]类似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主奴辩证法，在某个辩证中，君主似乎最终成为国民虚构的优秀演说家。于是，[35]霍布斯在其中一段回忆起修辞女士（Lady Rhetoric）[36]的角色，将她的听众和她嘴里流出的雄辩之才联系在一起，他这样写道：

人们取得和平，是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同样，他们制造了一个虚拟的人，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国家；但同时，他们也制造了称为国法的若干人为的锁链，并相互订立的信约，将锁链的一端系在他们赋予主权的个人或议会的嘴唇上，另一端则系在他们的耳朵上。（21.26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