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貴家族：混合華洋種族，結交黑白兩道

如果渣甸與麥地臣家族在十九世紀的迅速崛起，反映了中西貿易方興未艾與香港開埠之初機會處處，那麼本文將要介紹的家族，則反映了華洋接觸之初能夠掌握中英雙語多麼吃香，甚至可以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地居間致富。而這個家族的特殊經歷，更可以作為洋人移民在同樣變幻莫測的社會背景下大起大落的證明，顯示那段時期的香港社會，不但波譎雲詭、巨浪滔天，並瀰漫着為了發達可以不擇手段的扭曲價值觀。

表面看，高三貴的名字像是華人，但實質是洋人，也有說他是混血兒。高三貴又名高和爾，英文名字為Daniel Richard Caldwell。綜合不同文獻記載，他應是蘇格蘭人，父親乃軍人，曾駐守因拘禁拿破崙而名聞於世的聖海倫娜島（St Helena），高三貴據說亦在該島出生，後隨父東來，⁽¹⁹⁾他初時定居新加坡，並因常與當地人交往，打成一遍，所以學懂了包括馬來話、葡萄牙話、印度話及廣東話等多種地方語言和地方習俗，當中尤以語言特長一項，成為他日後脫穎而出的優勢所在。

在新加坡活動期間，高三貴曾因精通粵語被聘用於走私鴉片往華的工作，這種工作又令他與三教九流者有了直接或間接的接觸，不但開始了他與香港的關係，亦逐步建立起個人與三山五嶽人物的人脈關係，左右其日後的人生和事業。其中最為重要的，相信是他在鴉片戰爭期間與威廉堅（William Caine）的交往，因這種特殊交往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

香港開埠後，威廉堅獲委任為警察裁判司（Police Magistrate，早年並沒將警務處與裁判司處分開）一職。由於他對高三貴精通多種地方語言十分欣賞，因而在1843年（其時他已27歲）聘任高三貴為警察裁司署的通譯官，算是令高三貴在香港找到了發揮所長的舞台。翌年（1844年），休莫（John W. Hulme）獲任命為最高法院按察司，高三貴又因其過人的語言能力獲聘為最高法院的總通譯官。一時間，高三貴身兼兩職，並可享受「雙重收入」的優厚待遇，令人艷羨。

雖然任職於政府，但高三貴與三教九流人士的交往並沒終止，並在不同層面上與他們往來頗密。其中又以他在開埠之初與華人女子交往甚密，不但曾染指經營妓院生意，更參與地產炒賣，以及暗中支持黑道人物經營妓院及賭場等事宜，引來洋人社會的閒言閒語。至於他最令部分歐洲人不滿，並且受到他們諸多批評的，應該是他漠視禁止歐洲人與華人通婚的規範，於1845年按中國傳統儀式迎娶被指乃妓女的華人女子陳亞有（Chan Ayow Mary）為妻。⁽²⁰⁾

不少歐洲人雖然不滿高三貴的「反叛」行為，但當時社會極缺乏中英雙語通譯人才，高三貴的語言能力可以說達至無人能及或無可取代的地步，因而他們只能徒呼奈何，不敢將之拒諸門外。1847年，殖民地政府似乎採取了行動，認為高三貴一身兼兩職並收取兩份工資的做法於理不合，並取消其「雙重薪金」的安排。此舉令一直依靠雙重薪金支付豪華生活，並作物業按揭還款的高三貴，一時間陷於入不敷支的困境，隨後更被迫破產。

同年年底，高三貴似乎解決了私人債務問題，因而重獲港府聘為通譯官一職。到了1849年，高三貴再獲委任為署理總督察一職，算是加冠晉爵了。期間，他曾參與不少打擊海盜的行動，其英勇表現，更取得一定成績，其中原因據說與他每每能夠獲得準確無誤的情報有關。

1850年，華人太太陳亞有信奉基督，高三貴因此於1851年與陳亞有在聖約翰座堂補行西式婚禮，此舉再次引起華洋社會的關注。⁽²¹⁾而陳亞有日後雖然積極參與教會工作，亦對所信奉的宗教表現得十分虔誠，但種種跡象顯示，她並沒真正獲得（或提升）歐洲人對她的接納或認同，可見那時的種族樊籬是多麼高不可攀、難以逾越。

1855年，高三貴以1847年任職以後薪金沒有增加，但家庭負擔日重（育有多名子女並需送他們到英國求學）為由，請求政府增加工資。為此，港府曾按程序作出多方面的評核，但其評核結果卻令高三貴失望，因為報告認為，「高三貴雖然精通中英雙語，但卻不懂中文書寫」，顯示他在文件處理方面，未能取得令港英政府滿意的水平，因而拒絕了他的增薪要求。為此，高三貴十分不滿，並憤然辭去所有公職，與一直名聲不好，且被指曾為海盜的好友黃墨洲一起合夥經營航運生意。

雖然高三貴一度破產，甚至與曾被指控乃海盜的朋友合夥經商，用傳統社會眼光而言，私德可謂不如人意，但港府卻因看重其精通多種語言，並與華人社會關係密切，且受不少華人喜歡，而於1856年11月再度向他招手，此次更將他擢升為總登記官，並給予太平紳士的頭銜，後來又擢升他為撫華道，管理一切與華人民生有關的事務。一時間，高三貴可謂求仁得仁，仕途三級跳，不但步步高升，官運更是亨通無阻。

高三貴春風得意且扶搖直上之時，被委任為律政司的安士迪（Thomas C. Anstey）於1856年由倫敦到港履新，並掀起了高三貴人生上的多次風浪。不同資料顯示，安士迪對當時殖民地官員貪污成風、腐敗塞責的情況看不上眼，而他本人重視原則的個性，更令他極不願意與同僚「埋堆」或同流合污。在往後的日子，他曾公開批評殖民地官員因循苟且的處事作風，又曾檢控部分貪污官員，令殖民地政府十分尷尬，⁽²²⁾而高三貴過往甚少讓人知悉的陋習惡行，亦被揭露了出來，因而轟動一時。

簡單地說，高三貴在1856年升官之時，安士迪走馬上任。由於後者對開埠初期社會的各種劣習惡行表現得十分厭惡——尤其對殖民地官員間的利字當頭、行政失當及互相包庇等行為作不留情面的批評，至於對高三貴過往的所作所為，亦看不過眼，因而曾經在不同場合上要求港府清理門戶。

資料顯示，令安士迪感到不能再容忍，並須採取行動的，相信是黃墨洲案。1857年，與高三貴關係密切，並曾合夥經營航運公司的黃墨洲，被控串謀海盜罪名成立，入獄17年。審訊過程揭露，高三貴在不同層面上曾與黃墨洲串通，甚至公器私用，靠黃墨洲提供的情報，打擊與黃墨洲敵對的海盜，因而才令黃墨洲勢力得以坐大，地盤日多，自己則可樹立功績。

對高三貴的不滿，安士迪據說曾私底下向當時的港督寶靈（John Bowring，任期1854-1859）反映，但卻不獲認真看待，原因據說與寶靈任期快將屆滿，不願另生事端有關。由是之故，到了1858年5月，安士迪乃在立法局會議上提出公開彈劾，指控高三貴犯下19項罪狀，包括私通海盜、貪污瀆職，以及操縱妓女，同時又曾經營無牌妓院，並以太太或太太姐妹的名義貪污受賄。

由於事態嚴重，寶靈只好在1858年5月27日成立專案委員會，進行調查。經過長達7星期的25次聆訊，並傳召多達50位證人作供，委員會作出了裁決。在19項指控中，裁定8項沒理據，7項缺乏證明，只有4項有實質證明。據此，委員會雖建議港督褫奪高三貴太平紳士的銜頭，以作懲戒，但卻認為其「罪」非重，毋須終止高三貴的官職。

對於此調查結果，安士迪顯然最感不滿。他指斥調查委員會偏袒高三貴，因部分委員與高三貴有間接關係，又指委員會只聽取各人的辯護，沒就指控作深入調查。舉例說，安士迪指出，總督察查理斯·梅（Charles May）曾在搜查黃墨洲住所時，找到高三貴寫給黃氏的信函，內裏提及金錢轇轕，但信函交給當時出任輔政司的布烈治（高三貴好友）後卻被燒掉，委員會對此竟然沒作任何深入調查和追究，令人失望。

其實安士迪上任後對殖民地官員們諸多批評，早令港督寶靈甚感不耐煩，彼此間的關係亦並不太好。而當時調查委員會對高三貴的調查既已有了結果，便應息事寧人，將事件劃上句號。但安士迪卻拒絕接受，認為港督做法不妥，應追究到底才對。對此，任期屆滿在即的寶靈覺得若讓安士迪「惹火」的舉止繼續下去，肯定會為自己添煩添亂，故於1858年8月將安士迪停職，同時決定不再追究高三貴有否貪污瀆職或私通海盜等問題。

事件告一段落後的1859年2月，高三貴曾統領兵船在澳門外海圍剿海盜，並取得彪炳成績。據說，當時的高三貴只率有兵船3艘，但卻能輕易擊毁海盜船20艘，殲匪200餘名，舉止可謂神勇無匹。同年9月，對高三貴一直十分賞識，並且頗有私交的威廉堅退休返英，而新任港督羅便臣（Hercules Robinson，任期1859-1865）抵港履新，他所接獲殖民地部的其中一項指示，據說是跟進安士迪早前對高三貴的指控。

1860年2月，高等法院判處一宗拐帶華工出洋案，主犯名叫宋亞興。經過連串聆訊後，宋亞興被判罪名成立，入獄4年，而更為重要的，是案件揭示高三貴牽涉其中，因而令港府再度感到不快。正因如此，羅便臣在1960年8月24日宣佈成立調查小組，再次對高三貴進行紀律聆訊。

此次聆訊對高三貴提出24項指控，聆訊期更長達30天，其中5項指控——包括勾結海盜及貪污受賄——曾作深入調查，並證實罪成。據此，羅便臣按調查委員會的建議，將高三貴革職，但沒有採取其他懲處。這種處理方法，在今天社會標準而言，可說匪夷所思。

雖然遭港督革退，丟掉了官職，但高三貴在社會仍有不容低估的影響力，其中的原因則與他和不少政府官員頗有交情有關。據說，在麥當奴（Richard MacDonnell，任期1866-1872）出任港督期間，由於他推行賭博合法化政策，一些賭館持牌人曾聘高三貴作顧問，藉其以疏通官府、打通經脈，而那些賭館給予高三貴的袍金，每年高達25，000元⁽²³⁾，金額在當時而言可謂天文數字。1875年，高三貴在港去世，令其富爭議性的人生劃上句號，而其後人不久亦像盧亞貴家族般在香港社會失去踪影。

翻查土地登記檔案，高三貴以其個人名義（不包括其太太、胞弟或子女等人）購入的地皮連物業共有32項，出售的則有19項，另有20項則與按揭有關。地皮買賣較多在他出任公職期間（1845-1860），而地皮按揭則較多集中於1864年之後，部分物業及地皮又曾經營妓院。以高三貴當年的工資，而他與陳亞有又育有多達10名子女（有些年幼早夭），可以想像生活開支不少，但他卻有大量資金可以收購不少價值高昂的地皮及物業，若當年政府亦有如今天般訂立「財富與公職收入不相稱，即屬違法」的條文，安士迪應不用大費周章而可令他入罪。

高三貴因精通中英雙語，由窮小子爬升至總登記官暨撫華道，並可購入數十個價值不菲的地皮及物業，擁有令人艷羨的財富，無疑是開埠初期香港社會機遇處處的最佳寫照。而他出任公職期間利字當頭，貪污瀆職，甚至公器私用，為求目的不擇手段，卻能安然無事的故事，則反映了政府本身的百孔千瘡、價值扭曲，乃至官員貪污嚴重。

事實上，不同研究亦發現，早期殖民地政府的官員，不少其實像高三貴一樣十分腐敗。舉例說，前文提及而官至副督的威廉堅，曾被指中飽私囊；曾任署理輔政司的布烈治亦曾濫用職權，以謀私利；而同樣官至護督的莊士頓（A.R. Johnston），據說亦曾收受利益、貪污舞弊，安士迪對當時殖民地官員極為不滿，正是基於此因。⁽²⁴⁾與高三貴不同，他們的不法行為沒被調查，離職時可以冠冕堂皇，殖民地政府更以其名字作街道的名稱（例如堅道、莊士頓道、必烈者士街），作為「歌頌德政」的紀念。

深入的分析顯示，高三貴無法像其他殖民地官員般風光，反而招來諸多阻撓的一些深層次原因，看來與他低估其行為衝擊種族主義意識形態有關。本來，高三貴掌握多種本地方言乃極大的升官優勢，但他與華人接觸交往太密，與三教九流人士為伍又毫不避忌，加上與華人女子通婚，生下十個混血兒女，並期望他們能進入歐洲人的生活圈子，獲得同種待遇，這便令一直以優越種族自居的歐洲人感到擔憂和威脅，最後必須做出劃清界線、分清你我的舉動，將其拉下馬，以免讓更多歐洲人有樣學樣，帶來更嚴重的後果，威脅其殖民管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