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亞貴與何福堂家族的不同發展道路
毫無疑問，開埠之初，遠渡而來的洋人——尤其英國人——在香港的發展佔有絕對優勢，背後原因不難理解。至於本地或由附近地方湧入的華人，能夠突圍而出的，看來以兩類人為主：其一是不理是非黑白或生死存亡，敢於犯險拼搏者；其二是懂得英語並且能夠獲得洋人洋商信賴，又可依附其身上者。本文介紹的家族，便屬前者的最佳例證。
不容否認，開埠之初的一段時間，香港社會其實一直處於道德低落、治安不靖的混沌雜亂狀態。原因與殖民地草創之時，各種新制度新價值尚未完全建立，但舊制度及舊價值則遭到顛覆有關。簡單點說，香港落入英國統治之初，傳統價值與道德不是被扭曲，便是被摒棄，令社會瀰漫着為求生存，可以各師各法、不擇手段，甚至是不理是非對錯。
這樣的一個社會，社會學者黎必治（Henry J. Lethbridge）稱之為「暴發戶社會」（parvenu society）——一個不問對錯，只講實際利益，而且強調弱肉強食，傳統道德價值遭到扭曲的社會。日籍歷史學者可兒弘明則稱當時那種社會為「金錢掛帥」的社會，即是說，為了賺錢可以無所不用其極，以至採用「野蠻致富」手段，總之就是森林規則掛帥，弱肉強食。(25)
於是，經營賭檔的、開辦妓院的、販賣鴉片的、充當海盜的，自願當娼的，甚至是私通外敵的、販運人口（俗稱「豬仔」）的，甚至是打家劫舍的，只要敢拼肯搏、甘於冒險，加上一些運氣，若能得手，便可盆滿砵滿。這種情況，與歷史學者黃仁宇所指，歐洲不少強國進入資本主義的初階時，出現各種極為嚴重的剝削和掠奪，例如販買農奴、僱用婦孺勞工，以及利用其強大軍力四出侵略奪取資源與殖民地等舉措，(26)可謂頗為相似，顯示香港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同樣經歷了一個並不光彩或並不道德、有血有淚的過程。
簡單而言，那些在司馬遷眼中採用「奸富最下」手段致富的群體，在攫取巨大財富後，即可買田買地，成為一時巨富，令社會階層不斷往上流動，而身家豐厚衣食無憂時，如果懂得經營包裝，做些慈善救濟，甚至可以獲得港英政府的垂青，搖身一變成為社會賢達，在開埠之初曾叱咤一時、富甲一方的盧亞貴（又名盧亞景或斯文景），則是當中之表表者。
英國殖民地部的檔案資料顯示，盧亞貴原為蜑家人，屬於被傳統主流文化排斥的社會最低層，乃「賤民」之一，他在香港開埠前已淪為海盜，糾眾劫掠，並經常出沒於珠江口，因為有膽色，敢拼敢衝，又甚精明幹練，所以成為海盜中的領袖，在珠江口一帶甚具影響力，滿清朝廷因而曾向他招安，不但答應不追究其曾經充當海盜的罪名，還賜予六品官職的銜頭，他亦一度接納，金盆洗手，且落腳廣州。
但是，那種招安為官的安排，很可能如孫悟空被招到天廷當任弼馬溫一樣，屬於有名無實的閒職，難有實利，所以到了鴉片戰爭期間，他明顯抵受不了英軍的利誘，甘願放棄官銜，重操舟楫馳騁水面賺取收入，不過那時已不再充當海盜，而是在珠江口一帶走私，為英軍提供物資補給，支援其襲擊清兵，從而賺取巨利。
到英軍佔領香港後，殖民地政府乃「投桃報李」，贈與他多塊地皮。盧亞貴因而選擇「棄舟登陸」，在太平山一帶生活。由於有了價值不菲的土地作生活的物質基礎，加上走私期間積累了不少財富，盧亞貴一方面參與了開埠初期的土地投機炒賣活動，另一方面則在太平山一帶經營妓院、賭場及鴉片煙館等生意，令其財富及地位迅速提升。不但如此，他還投下巨資，興建市場、戲院，令其財源滾滾，身家亦進一步膨漲，儼然開埠之初的香港「首富」，風頭一時無兩。據估計，盧亞貴在最高峰時期，名下曾擁有百多間店鋪及樓房，單是租金收入，已令他可以生活無憂、盡享榮華。
從一份在1848年由當時主要地主（27位）因經濟低迷時政府地租仍居高不下，乃向殖民地政府要求寬減地租的入稟狀（petition，亦可視作陳情書）中，我們發現，其中五分之一的地主，竟然來自盧氏家族，其名字包括盧景、盧孻、盧寬、盧成及盧昭（最後兩位可能是盧亞貴的兒子），而家族擁有地皮最集中的地方，在開闢街道時，更以盧亞貴的名字命名，當時稱為亞貴里（Aqui Lane），日後則易名貴華里，並且沿用至今，可見盧亞貴家族的財富，在當時而言，確實乃華人社會中首屈一指的。(27)
雖然出身卑微，屬於被放逐的階層，發財後的盧亞貴卻與今時今日不少商賈一樣，想到了「發財立品」的問題。而其中的重要善舉，則是針對當時殖民地政府毫無社會救濟或援助措施，與另一位同樣被認為乃「白手興家」的華人富豪譚亞財，一同牽頭於1848年在荷里活道興建文武廟，作為華人社會慎終追遠、祭祀神明、仲裁糾紛，乃至聚眾論事的場所，同時亦作為給貧苦無依者提供最低程度救助之機構，從而豎立個人在華人社會中的賢達或領袖地位。至於當時的港英政府，亦因盧亞貴這種身份而看作「政治吸納」的對象，在處理華人社會問題時，有時會尋求其意見或協助。
盧亞貴敢拼敢搏、勇於冒險的性格，加上不擇手段，雖令他迅速致富，但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的一場地產投機，又令他全軍盡墨，最後甚至要在1855年宣佈破產，而家族不久亦在風高浪急的香港社會中消聲匿跡，其巨大財富就如泡沫般爆破，其在香港社會叱咤一時的身影，亦如沙灘上的腳印般，在海水洗刷後不留痕跡。
對於像盧亞貴般在香港開埠初期「暴發戶社會」的氛圍下只「向錢看」，不理後果對錯，而個人及家族無論是財富、地位或遭遇又暴升急跌、大起大落的情況，歷史學者蔡榮芳曾不無感慨地得出如下的評論，而此評論或者可以作為盧亞貴性格或精神面貌的一個注腳。他這樣寫道：
像他這樣冒着風險由貧賤而致富的人，具有複雜曖昧危險的性格⋯⋯另一方面，為了社會公益，為了救濟貧困，他又時常慷慨解囊，因此也令人尊敬。能夠令人感到既畏懼又尊敬，這是當時港島粗暴社會精英所具有的品格。(28)
如果盧亞貴曇花一現的故事，可以作為早期「暴發戶社會」華人移民在風高浪急的環境下暴起急跌，在香港歷史上一閃即逝，財富難以持久，或者是富而不貴的例子，那麼何福堂家族的冉冉上升，則可視作獲得洋人洋商信賴，並能不斷壯大，既富且貴的例子。此家族日後無論對香港，乃至中國社會均深具影響力。究其原因，除了與該家族重視下一代的現代教育，相信與其擁有豐厚宗教資本有一定關係，兩者均成為此家族能夠與洋人溝通並能獲得其信賴的核心。
何福堂，又名何養或何進善，原籍廣東佛山，父親早年已飄洋出海，到了南洋的馬六甲謀生，後輾轉進入倫敦傳道會創立的馬六甲英華書院當雕版技工，並信奉基督。1837年，年約20歲（1818年生）的何福堂，離華赴馬六甲與父親團聚，掀開了人生的新篇章。
在馬六甲期間，何福堂在父親的鼓勵下受洗成為基督徒，進善的名字則是受洗後所改的。之後，何福堂又在父親支持下跟隨英華書院校長理雅各（James Legge）學習英文，研讀聖經。由於秉性聰穎，刻苦用功，何福堂的英語能力及對聖經的理解能力均進展神速，令理雅各刮目相看，鼓勵他進行翻譯工作，寓工作於學習。而何福堂的表現亦沒令理雅各失望，先後翻譯了一些古典故事，並取得一定成績。
香港被開闢為英國殖民地後，理雅各按倫敦傳道會的指示，在1843年由馬六甲轉到香港，繼續其辦學傳教的任務，何福堂則隨同理雅各一同來港，主要職責仍是傳教及協助翻譯福音。由於何福堂掌握中英雙語，這在香港開埠之初對翻譯人才極為渴求的情況下，無疑炙手可熱，十分吃香。(29)雖然政府或洋行曾以高薪厚職向他招手，但他卻不為所動，一一拒絕，堅持其傳道翻譯的職責，令理雅各等教會人士對他加倍欣賞，所以亦倚重有嘉，而對他的信任更是與日俱增，這點日後更成為了何福堂家族的重要社會資本。(30)
由於表現卓越，信仰虔誠，何福堂於1846年獲授予牧師職銜，乃倫敦傳道會第一位華人（另一說指是華人中的第二人）獲此職銜。何福堂雖然一心傳教與翻譯，但在投資方面原來亦頗有涉獵，而且獨具慧眼，屢創佳績，其中的投資祕訣，更像今時今日不少投資者般「獨好地產」。
據說，在港工作期間，何福堂將所有收入及儲蓄，悉數投放到物業地產之上。其物業除留了部分自住，其他的則全數出租，以賺取穩定而豐厚的回報。儲存到一定金額後，又再添置物業，令其名下物業的數目由一而二、由二而四，不斷倍增，個人財富更因地皮不斷升值而水漲船高。此種投資方法，對今日社會不少有固定收入人士而言，無疑仍很有參考價值。
1870年，何福堂不幸中風，並因健康轉差而辭去教會工作。期間，他曾返到廣州探親訪友，並於翌年4月3日息勞歸主，享年53歲。而他死後留下的財富（主要為物業），總值多達15萬元之鉅，(31)這在當時而言實屬於一個龐大的數目（若以1871年港英政府全年總收入約有84.4萬元計，其遺產約佔政府全年總收入的17.8%）。身為牧師，並沒參與什麼商業貿易活動，何福堂卻能憑地產投資積累巨大財富，無疑是令同時代人艷羨不已的事情。
一方面是留下豐厚的經濟遺產，另一方面是留下豐厚的宗教及人脈關係資產，加上重視子女教育的人力資本，何福堂離世後，其家族並沒像其他家族般走向沒落，反而更上層樓，更為顯赫，至於最為可貴之處，則是既富又貴，寫下了其家族在香港社會的耀目篇章。
舉例說，何福堂去世兩年後的1873年，兒子何啟（又名何神啟，曾讀中央書院）在父親遺產及人脈關係的支持下得以赴英深造，入讀深具名氣的鴨巴甸大學（Aberdeen University），日後不但取得法律及醫學雙學位返港，還娶了一位洋人太太（Alice Walkden）回來，可惜何啟的太太在港生活不久便去世。而何啟在港工作期間，則因表現突出而於1890年獲港英政府垂青，委任為立法局議員，代表華人社會與殖民地政府溝通，維護權益，而他擔任此職更長達24年之久（即直至1913年才不獲委任）。(32) 1912年，何啟更獲大英皇室賜封爵士銜頭，乃第一位華人獲此榮銜者，風頭實在一時無兩。
比何啟風頭更大的，相信是其長姐（何妙齡）的丈夫伍廷芳（又名伍才），他與何啟一樣在何福堂遺產及人脈網絡支持下得以赴英深造（1874年），而他則較何啟早十年（1880年）獲港英政府委為立法局議員，乃香港開埠近四十年後首名進入議事堂的華人代表。可惜，伍廷芳因「炒燶」地產而於1882年被迫放棄立法局議席，黯然離港，任期短促。
但是，伍廷芳的仕途並沒因此劃上句號，而是在中華大地上找到了更加可以一展身手的大舞台。原因是他北上之後，投靠李鴻章門下，成為其幕僚，並憑其精通中英雙語的能力，加上對國際形勢的充分掌握，於1897年獲委任為大清駐美國大使，過境赴美時曾轟動一時。清室覆亡後，伍廷芳曾出任中華民國（北洋政府）外交總長及代總理等職，其子伍朝樞（即何福堂外孫）亦曾出任民國政府的駐美大使職務。
何福堂另一女兒（何晚貴）則嫁給曾篤恭，曾氏家族亦屬早期海外華人後裔，他與周壽臣一樣，乃大清留美幼童的一員，早年留學美國，接受西式現代化教育。返國後，曾篤恭在清政府服務一段時間，之後轉到南洋，在出版業界頗有名氣，惜日後與何晚貴離異。(33)
何福堂的其他多名兒子如何渭臣（又名何神保），何神泰及何神祐等，同樣學有所成，日後在法律及傳譯等專業發光發熱，其中的何神祐，曾在姐夫伍廷芳的推薦下出任中國駐三藩市總領事一職，而何渭臣則一直在港執業，在法律界的名聲雖沒乃兄大，但亦屬一時翹楚，不容小覷。唯一屢遇挫折、事業坎坷的，則是何神添，他因投資常犯錯誤而破產收場。(34)儘管如此，我們已可毫不誇張地說，何福堂家族乃香港開埠後的第一顯赫家族，無論對本地或國家的發展，均曾發揮巨大影響，乃中國歷史上其中一個不容忽略的家族。(35)
(1)請參考King, A.Y.C., 1981, “Administrative absorption of politics in Hong Kong: Emphasis on the grass roots level”, in King A. Y.C. and Lee R.P.L.（eds.）Social Life and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pp.127-146,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請參考Lau, S.K., 1983,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3)請參考Wong, S.L., 1988, Emigrant Entrepreneurs: Shanghai Industrialist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請參考司馬遷，2000，《史記》，馮誠、田曉娜（主編），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
(5)相關討論，請參考鄭宏泰、黃紹倫，2008，《香港將軍：何世禮》，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6)請參考司馬遷，2000，《史記》，馮誠、田曉娜（主編），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
(7)較具參考價值的入門書籍，可參考馮邦彥，1997，《香港華資財團1841-1997》及1996，《香港英資財團1841-1996》，兩者皆為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8)怡和洋行的名稱，相信與此公司一直與十三行之一的「怡和」（伍秉鑑家族）往來密切有關，但兩者其實並沒隸屬關係。
(9)1834年前，英國對華貿易由東印度公司壟斷，中國對口單位則為廣州十三行，亦同樣屬專利經營。由是之故，所有不經十三行進出的貨物，均屬走私，不容於滿清律法。
(10)參考馮邦彥，1996，《香港英資財團1841-1996》，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1)詳見Endacott, G.B., 1962, A Biographical Sketch—Book of Early Hong Kong, Singapore: D. Mo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12)詳見馮邦彥，1996，《香港英資財團1841-1996》，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3)請參考丁新豹，1997，〈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載王賡武（編），《香港史新編》（上冊），頁59-130，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4)詳見Endacott, G.B., 1962, A Biographical Sketch—Book of Early Hong Kong, Singapore: D. Mo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15)說來奇怪，威廉·渣甸像不少大富家族一樣，本人並沒子嗣，其職位及股份由侄甥等繼承，所以渣甸洋行日後出現了凱瑟克家族（The Keswick family）主導企業發展的局面。
(16)亞歷山大·麥地臣雖與占士·麥地臣同姓，但前者其實是後者胞妹的兒子，胞妹雖與妹夫同姓，但兩個家族並沒近親血緣關係。相關討論請參考上注的資料。
(17)參考Steuart, J. 1934, Jardine, Matheson & Co.: An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a China House for Hundred Years, 1832-1932, Hong Kong: Privately printed.
(18)由於渣甸洋行及其大班等曾在香港政商界叱咤一時，香港的不少街道、建築物及山頭等，均以他們命名，例如渣甸山、渣甸坊、怡和街、波斯富街、敬誠街（Keswick Street）、渣甸台及怡和中心等等，可謂多不勝數。
(19)有關高三貴乃混血兒（mixed blood）的說法，指他生於新加坡，童年時常與當地人一起生活，所以才能充分掌握不同地方語言。相關討論可參考Endacott, G.B., 1962，A Biographical Sketch—Book of Early Hong Kong, Singapore: D. Mo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20)有關說法可參考林友蘭，1975，《香港史話》，香港：芭蕉書房。
(21)請參考Lim, P., 2011, Forgotten Soul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Hong Kong Cemetery，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2)舉例說，他曾公開指責身為大律師（日後曾獲委任為署理輔政司）的布烈治（另譯必烈者士，William T. Bridges）有違處事謹慎的專業守則；又指總裁判司希利雅（Charles B. Hillier）審案手法不嚴謹，做事同樣並不專業；更曾計劃以敲詐囚犯罪起訴助理裁判司暨驗屍官米曹（W. H. Mitchell），指他行為不當。
(23)相關討論可參考Endacott, G.B., 1962, A Biographical Sketch—Book of Early Hong Kong, Singapore: D. Mo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24)相關討論可參考曾銳生，2007，《管治香港：政務官與良好管治的建立》，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
(25)前者可參考Lethbridge, H. J., 1978, Hong Kong: Stability and Change: A Collection of Essa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後者則來自可兒弘明，1989，《「豬花」：被販賣海外的婦女》，孫國群、趙宗頗（譯），陳家麟、陳秋峰（校），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
(26)請參考黃仁宇，1991，《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27)相關討論可參考Smith, C.T., 2005,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8)可參考蔡榮芳，2001，《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頁2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9)相對於高三貴的精通中英雙語，何福堂明顯是中英講寫俱佳的類別，所以在當時社會而言是屬於尤其難得的語言人才。
(30)請參考Tiedemann, R.G.（ed）, 2009,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1800 to the Present（Vol. 2）, Leiden: Brill.
(31)相關討論可參考Smith, C.T., 2005,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32)何啟另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他曾在西醫書院教過孫中山，成為影響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其中一位重要人物。
(33)從殘缺不全的文獻中看，何晚貴可能是華人婦女中第一位可以自主決定個人婚姻的人，原因是她自己提出與丈夫離婚。這在婦女被視為丈夫附屬的年代，乃極大突破。相關討論請參考鄭宏泰、黃紹倫，2014，《女爭》，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34)參考Choa, G. H., 2000,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Kai Ho Kai: A Prominent Figure in Nineteenth—Century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35)相關討論可參考李志剛，2012，《基督教與香港早期社會》，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