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手兴家:香港家族与社会 1841-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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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歸僑利良奕家族與莫仕揚買辦家族

在探討家族企業發展的問題時,我們很多時將焦點投放到創業家長的身上,因而忽略了很多在他身旁的人。事實上,雖然不少家族企業由創業家單槍匹馬、獨力開闢而成,但更多的是集眾人之力的「團隊打拼」結果——有些是父子兵,有些是兄弟幫,有些是夫妻檔,更有些是一家人的上下一心、休戚相關、同居共財,同時亦有一些是一班朋友或志同道合的夥伴生意,而創業家長只是其中一位牽頭人,或是在內外形勢轉變的因緣際會環境下突圍而出的「幸運者」而已。上文談及的李陞家族,與本文談論的家族——利良奕家族(即利希慎家族),其崛起之初亦屬「兄弟幫」的類別。

在研究李陞家族及利良奕家族時,有一點很容易令人混亂或造成誤解——尤其是查閱英文檔案及紀錄時。原因是李陞及李良兩兄弟的名字,與利良奕及利文奕兩兄弟的名字很容易混在一起,因為大家的英文拼音十分相似,加上那個年代一個人往往採用多個名字,英文拼音又沒統一規格,加上兩個家族又同時曾先從事與舊金山相關的生意,之後又皆在香港謀生、致富及紮根。

綜合各方資料,我們推斷,利良奕(又名朝光,字吉慶)與利文奕的先世原居開平水井坑村(後來移居新會),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末美國傳出發現金礦後,兩兄弟可能是較早一批踏足舊金山的華工。由於早着先鞭,兄弟二人在舊金山的謀生,明顯較優於後來者,沒有受到美國政府嚴苛對待,並且能夠賺得一定收入,積聚一定財富,(23)之後可能因應環境轉變而選擇創業,從事起生意買賣來。(24)由於利良奕可能有「行船」(當船員)的經驗或背景,(25)其生意看來與金山莊有關——即經營對北美洲地區的轉口貿易。

在舊金山生活及經營一段時間後,自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起,利氏兄弟應該像大多數經營金山莊生意的商人一樣,碰到了逐漸熾烈的排華浪潮。受此浪潮的影響,舊金山的營商環境變得日漸不利。由於覺得生意難做,利氏兄弟乃決定於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左右結束美國業務,打道回鄉。

自美返華後,利文奕返到家鄉開平生活,買田買地,利良奕則選擇搬到新會嘉寮鎮,並在該鎮興建大宅,作為祖屋。兄弟兩人分地而居的決定,雖然耐人尋味,原因不明,但生意上則合作無間,且目標一致。在家鄉居住不久,利氏兄弟據說靜極思動,並在深入盤算及考慮後,洞悉家鄉不利經營貿易和發展事業,反而香港則因中西商賈雲集,生意貿易自由無阻,有利一展所長,因而決定移居香港,再謀發展。

必須指出的是,無論是早年出洋赴美,或是經營金山莊生意期間,甚至是「行船」期間,利氏兄弟與香港的接觸應該是相當密切的,對香港的了解亦應十分透徹,所以能夠在評估過後,得出這個影響家族日後發展的重要決定。(26)回頭看,由於當時的香港乃英國殖民地,擁有像西方資本主義世界般便利經營貿易的制度與條件,又沒西方世界般限制華人進出的移民政策,加上與家鄉近在咫尺,一衣帶水,因而成為他們心目中的理想居住地,吸引很多「海外回流華人家族」湧到香港,舉如上文談及的和興號李陞家族、俟後將談及的在二十世紀初發跡的先施馬應彪家族及永安郭氏家族、余仁生藥業的余東旋家族、虎標萬金油的胡文虎家族,或是更為後期的嘉里建設郭鶴年家族、信和置業黃廷芳家族及三林集團的林紹良家族等等,便是最好的例子。

順帶一提,當我們在深入探討那些來自內地的移民家族如何推動香港社會與經濟發展的同時,亦應注意那些數量相對較少,卻極富傳奇色彩的海外回流華人家族所作出的巨大貢獻。由於這些海外回流華人家族曾在西方世界生活多年,對西方的事物與經營頗有認識,亦擁有一定資金、經驗與人脈網絡,他們在香港定居下來之後,更能較為有效地引入(或吸收)西化的經營與管理模式,提升華資企業的綜合競爭力。至於他們早年曾在西方生活、營商與工作的背景,又有利他們充當中介者的角色,拓展海外貿易,日後成為促成香港崛起作為國際貿易中心,商業網絡遍佈世界的其中一股重要力量。

回到利良奕兄弟二人移居香港的問題上。既然選擇由家鄉轉赴(或移居)香港,兄弟二人又在香港從事何種生意呢?曾孫女利德蕙有如下介紹:「日後,兄弟二人赴港……於皇后大道中202號成立禮昌隆公司,曾祖父與曾叔祖經常往返香港與家鄉之間」,至於該公司的主要業務,據說是「由上海進口藍布,銷售給香港華人」,而所謂「藍布」(blue cotton),則是指「陰丹士林布」(原文如此),並指該種布料「乃普羅市民用作縫製衣服的主要布料」,銷情頗佳。(27)

雖然利良奕兄弟早年赴美及從事金山莊生意的經歷,與早前談及的李陞家族頗有相似之處,但論生意規模及身家財富,利良奕與利文奕兄弟明顯與李良李陞兄弟相去甚遠。雖則如此,到了他們的子孫後代,情況則明顯發生了變化,不但生意規模及身家財富後來居上,在社會上的影響力亦過之而無不及,其後代子孫如利希慎、利銘澤、利孝和及利國偉等人,更曾叱咤一時。

殖民地開闢、華工大舉出洋與華洋貿易興起之後,不但南北行及金山莊等生意如雨後春筍般迅速而充滿活力地發展起來,洋商巨賈東來「挖金尋夢」亦絡繹不絕,他們急欲打開中國的貿易大門,從中取利,自不待言。然而,由於大家無論種族、文化、語言、宗教,乃至商業制度等等的不同,自然為商貿往來及接觸添加障礙。至於一群能夠掌握華洋語言、了解各方文化及商業制度,同時又可在不同社會中往來奔走的人士出現,則成為華洋貿易與交往的橋樑,這個群體被稱為「買辦群體」——即我們常說的中間人或中介人階層。正因他們在溝通各方佔據着極為重要的位置(用今天的話是佔據了「壟斷」地位),他們成為了華洋貿易往來不可或缺的連結點,所扮演的角色十分出眾。

如果我們細看中國近代商業史,應該不難發現自宋以降海上貿易已持續地發展,無論是元朝、明朝,乃至清朝,朝廷均劃出特定的城市或港口,並給予某些群體「特殊經營權」的模式管理這些對外貿易事務。鴉片戰爭前的廣州十三行,則是「特殊經營權」的最突出例子。簡單而言,十三行乃華洋貿易的中介組織,肩負着溝通內外的角色。(28)

鴉片戰爭前夕,滿清政府取消了十三行的「特殊經營權」(壟斷地位),華洋商人為了爭取這個突然「開放」的貿易機會或空間,乃各師各法,早前談及的渣甸洋行,正是在那個時代背景下崛起的。至於那些早前曾經在十三行任事,或是曾經與洋人有過深入接觸,掌握華洋雙語的人士,自然可以突圍而出,成為洋行大班急欲延攬的對象。由於受聘於洋行大班,肩負起在華採購貨物(或在華銷售洋貨)、溝通官府,而同時又負責管理所有華人員工大小事務的工作,他們的身份,很多時被形容為「既僕又主」,甚至指他們對內對外的角色與嘴臉不同,關係瞹昧。(29)

撇除那些對買辦的負面印象或誤解不談,若只集中於探索他們在那個華洋種族各豎樊籬、大家互相敵對與歧視的年代,如何奔走各方,爭取突破,從而促進中西貿易與交流,則不難發現,他們曾經發揮積極的作用。至於他們在這個溝通華洋的過程中賺取巨大財富,更令他們在身處社會中的名聲日隆、地位日顯,令買辦工作變得炙手可熱,成為不少人熱切渴望加入的行列。在這個新崛起的群體中,莫仕揚家族可說早着先鞭,更是其中一個備受注目,而且常被引述的突出例子。

莫仕揚(又名莫彥臣,1820-1879)祖籍廣東香山,祖及父據說已因「富而不驕,好義忘利」而聞名鄉里,顯示莫仕揚出生於商賈世家,不但家境富裕,亦有一定商業網絡。其中一個說法指青年時期的莫仕揚曾經任事於廣州十三行之一的同順行,因而不但掌握了經商的「實戰」經驗,亦學懂了與洋人打交道的竅門與歷練。而同順行行商(老闆)吳健彰本乃莫仕揚同鄉,他在滿清政府取消十三行制度後轉到上海,出任美資旗昌洋行(Russell & Co.)的買辦,之後更獲政府委任為上海道台,莫仕揚據說因為與吳健彰關係密切並得到其信賴,獲對方推薦為同屬美資瓊記洋行(Heard & Co.)的買辦,掌管該洋行在香港的大小「對華」(政府、客戶及員工)事務,於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擠身令人艷羨的買辦階層。(30)

由於買辦需要獨當一面地處理各種「對華」事務,其權力無疑極為巨大,洋人大班對之既忌憚三分,又十分倚重,矛盾的心情不難想像。正因如此,洋人大班在挑選買辦時除了強調人選的才幹及對洋語的掌握外,還極為重視他們的可靠性與誠信。針對後者的條件,洋行大班不但要求出任買辦者繳交巨額擔保金,亦十分重視他們在華人社會的名聲與關係網絡。很簡單,如果買辦在華人社會中擁有深厚名聲及關係網絡,他們在面對危機——例如債務問題——時選擇「賴債」(債務違約)的機會成本便會極高。由是之故,在當時社會而言,能夠獲選為買辦者,不但暗示本身家財不薄,還屬於「牙齒當金使」的極有信譽階層。

恰恰正是買辦本身須承擔為洋人大班工作的各種風險,他們除了平時工作須十分小心,舉重若輕,在挑選自己的輔弼或助手時,同樣極為重視那些人士的誠信。至於將家族成員、姻親、親戚、同鄉,乃至同窗書友等——因這些人在傳統倫理中可以按不同尺度界定為「自己人」,並被視為較可靠——介紹到洋行(買辦部)任職,或是推薦到其他相熟洋行當買辦,甚至充當其擔保人(即今日的「人事擔保」),成為一時風氣,並因而形成一個以家族(血緣)為骨幹的買辦網絡。(31)

資料顯示,自莫仕揚出任香港瓊記洋行買辦後,由於工作表現出色,並且深得大班的賞識和信賴,當該洋行擴展業務,在其他中國城市或港口開創業務時,乃由莫仕揚介紹及推薦他認為可信賴的人物出任該洋行的買辦,而莫仕揚亦如其他買辦一樣,「以親引親,以戚引戚」,將其堂兄莫仕階推薦到上海瓊記洋行任買辦,之後又將莫仕階之子莫冠照推薦到漢口瓊記洋行當買辦,令家族在買辦族群中日漸壯大,身家財富亦與日俱增。

正因個人及家族在社會上的聲譽日隆,當華人社會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末倡議創立東華醫院,作為扶危濟困的機構時,莫仕揚亦獲邀成為創辦人之一,其後更兩次獲推舉為該院主席之職。然而,據丁新豹分析,令莫氏家族名聲更顯、財富更豐的,並非莫仕揚出任瓊記洋行買辦之時(該洋行於1875年倒閉,四年後莫仕揚去世),而是其子莫藻泉日後憑着父親的人脈關係及社會資本,出掌香港英資龍頭大行之一的太古洋行總買辦之職,帶領家族走上更高的台階。(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