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行高滿華家族與金山莊李陞家族

香港開埠，殖民地政府將其定位作國際自由貿易港，而最能反映此種定位的行業，相信非充當華洋貿易重要橋樑或中介的南北行——即經營南方與北方貿易的行業——莫屬。至於元發行的高滿華家族，則應是當中最突出的例子。回頭看，促使這個家族能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那個波譎雲詭時刻迅速崛起的原因，一方面是該家族能夠掌握當時社會的發展形勢，另一方面則是其能逐步建立起溝通內外的貿易網絡。

高滿華（又名高楚香或高廷楷），潮州澄海人，本屬農民，但略懂文墨，腦筋靈活，早於香港開埠前已隻身遠赴南洋（即現在的東南亞一帶）謀生，對國際形勢有一定了解，並因掌握經營之道而在暹羅（即泰國）致富，後來自置帆船，從事航運及貿易生意，之後又因生意日大而被稱為「滿華船主」，在當時社會而言，可說是薄有名聲。資料顯示，高滿華最初的業務，主要集中於採購南洋土特產——尤其泰國食米——轉銷潮州，再從華南及潮州一帶，採購製品與特產，轉銷南洋，從中取利。⁽¹¹⁾

潮州瀕臨南海，海岸線曲折綿長，但地少人多，耕地貧瘠，糧食長期不足，故每遇風災、蟲禍以及戰亂等侵襲，便會發生嚴重糧荒等問題。由是之故，據說遠自宋代已有人民懂得乘着季候風之利，漂洋出海，到南洋謀生，一來藉以減少家鄉糧食需求的壓力，二來則可尋求糧食供應，解決長期糧食短缺、無以為繼的問題。高滿華則是無數潮人往外發展、尋找生機的其中一個例子。⁽¹²⁾

雖然無數鄉民往外尋找機會，但並非全都成功，吃盡苦頭者實不計其數。若遇成功個案，他們立即會將信息傳播回鄉，然後「以戚引戚、以鄉引鄉」地將鄉里親友引領到客居地，並將他們引進其行業，令其可在行業中形成一種近乎「壟斷」的局面。其中最常被引用的例子，莫如潮州人在泰國紮根，並近乎「一條龍」地壟斷食米業——即由種植、採購、碾米，以至出口，然後利用香港的戰略位置，將泰國稻米輸到香港，再轉口潮州及華南等地，構築起一道無遠弗屆的民間食米供應網絡，成為特殊社會現象。⁽¹³⁾

香港開埠並闢為自由貿易港後，高滿華亦因注意到其有利發展業務的優勢，計劃在港設立據點、拓展生意。其時，據說有一位名叫高元盛的同鄉，他經營的生意正面對困難，正在尋求援手，高滿華則因想到在港進一步發展業務而與他一拍即合。原來高元盛早於1850年左右已在港島設立元發行商號，經營南北行生意。所謂南北行，是指自辦理或代辦南方與北方貨物行商辦館高度集中的地方。該地位處文咸街近三角碼頭的位置，在香港開埠初期屬於商業貿易的心臟地帶。一般而言，北方貨物泛指出產於華北及日本等地的特產，南方貨物則指來自南洋一帶的特產，香港則是北貨南輸與南貨北調的中轉站。可見南北行業務的興起，與香港轉口貿易地位的奠定並肩前進、步伐一致，兩者相輔相成。

或者受早前談及的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末經濟環境欠佳所影響，元發行的業務初期並不理想，加上高元盛本人年紀已老，體力不繼，其子又沒興趣接手其業務，乃考慮將之轉手他人。他的意興闌珊，與高滿華的在港設立據點、開拓生意的打算可謂一推一拉，因而造就了高滿華的事業。

自元發行由高元盛轉給高滿華經營後，業務旋即發生變化。這一方面是高滿華悉心打理的結果，另一方面則是他注入了資本，加上結合了家族的航運生意以及貿易網絡，生意乃出現一番新景象。剛巧這時爆發第二次鴉片戰爭，英軍對各種日常貨物需求殷切，元發行的業務乃在內外各種因素配合下迅速發展起來，不但聲名鵲起，身家財富亦節節上揚。

九龍半島被割讓後，香港的人口急增，經濟實力亦隨之提升，而海外華人數目在一浪接一浪華工飄洋大潮刺激下亦大量急增，⁽¹⁴⁾又令香港的轉口貿易與日俱增。元發行則因屬於行業翹楚而獨領風騷，業務不斷發展。除了自辦南北百貨，元發行又開闢代辦百貨服務的生意門路——即客戶將貨物寄存在元發行代為轉售，令元發行可不花分文投資即能從中賺取利潤。按照行規，代辦貨物雖然只收取百分之二的僱金而已，但因貨物交易總額不少，加上不用額外增加成本，亦不用承擔額外的投資風險，其業務一直成為不少公司爭奪的目標。元發行則因本身信譽好、關係網絡及運氣佳而成為不少客戶爭相將貨物寄存代售的對象。

對於元發行的發展，高滿華孫兒高貞白如下的一段回憶，則多少可以作為元發行生意暢旺的一個有趣注腳：

元發行的生意非常旺，凡是託元發行買賣貨物的，無不順利而且獲利三倍，於是來委託買賣辦貨的人越來越多。也許是迷信人所說的「行運」吧，有些客人（委）託元發行賣貨，元發行太忙，實在人手不敷（應用），未能顧及，或有什麼問題，不便接納，把客人婉拒了，客人不得已另託別家，往往賺不到好價，下一次還是來託元發行，說了不知多少好話。接納了，客人又賺錢了。因此一班客人認為元發「旺」，非委託它不可。於是元發行其門如市。⁽¹⁵⁾

以上「好運」之說，聽起來有點言過其實，但多少可以說明元發行的生意隨着香港轉口貿易的日趨活躍而不斷壯大起來，令高滿華家族的財富水漲船高，在香港的影響力亦有增無減。至於南北行公所及東華醫院（即東華三院的前身）在1869年籌建時，高滿華乃其中一位牽頭的華人領袖，日後更曾捐款支持這兩家組織的發展，並參與其管理及領導的事跡，則多少印證了該家族在早期香港社會的顯赫地位及巨大貢獻。

不可不知的是，像高滿華般自香港開埠即前來發展貿易的潮州家族，其實為數不少，乾泰隆的陳煥榮家族及榮發行的陳春泉家族等，便是其中潮州家族在港發展而常被提及的例子。至於他們自香港開埠不久即選擇紮下根來，日後又「以鄉引鄉」，互通聲氣，吸引更多潮州同鄉移居香港，在南北行、食米貿易，乃至其他行業上發光發熱，因而更讓潮州人日後成為香港經濟及社會發展中一股不容低估的力量，時至今日仍極為吃重。

香港島中西區除了有一家李陞小學，還有一條李陞街，以及一個李陞街遊樂場。⁽¹⁶⁾對不少香港人而言，與李陞家族有關，或者以李陞名字作稱謂的，雖然有不少，但對此人及其家族在香港發展與紮根的故事有所了解者其實不多，絕大多數市民可能覺得甚為陌生。畢竟，李陞生活的年代，與我們現今生活的年代，已相去一個多世紀了。認識有限可謂不難理解。

李陞（又名李玉衡或李璿），祖籍廣東新會七堡，1854年受太平天國運動影響，與胞兄（另一說為堂兄）李良和胞弟李節等，一同舉家遷港，創立和興號，主要從事貿易及銀錢生意。由於二人在新會時已擁有一定家財與經商網絡，到港另起爐灶時自然駕輕就熟，並不困難。

事實上，香港開埠不久，美國舊金山（即現在的三藩市，San Francisco）即傳出發現金礦的消息，因而吸引大量華工前赴該地謀生的浪潮，希望「挖金」致富，而香港則成為華工出洋的「中轉站」，地位日見突出，和興號的生意，亦與華工出洋日多同步成長。

除了「尋金浪潮」，美國不久又銳意興建鐵路，貫通西東，因而急需大量廉價勞工，而歐洲列強在中南美洲殖民地的急需開發，同樣對廉價勞工有很大需求。至於經濟凋敝、人口眾多的中國，則成為輸出大量低廉勞工的地方。由是之故，一批批華工持續不斷地取道香港及澳門前赴祕魯、古巴等地。後來，澳洲的悉尼及墨爾本等地亦先後發現金礦（俗稱新金山，與舊金山作區別），⁽¹⁷⁾而南洋（即東南亞諸國）等地亦因推出多項大型種植及採礦工程，對廉價勞工需求日增。換言之，自十九世紀中葉開始，受內外力量的驅使，大量華工取道香港及澳門出洋，形成一浪接一浪的移民潮，這個前所未見的歷史現象，大大強化了香港與世界各地的往來和接觸——包括貿易、匯款、訊息及客旅等等，令香港日後可以發展成國際樞紐。

正因香港連結中西貿易的地位隨着華工大舉出洋而日見吃重，和興號的生意亦不斷壯大及興旺起來，業務除了原來的一般日常百貨貿易、客棧、航運及銀錢匯兌，還擴展至安排華工出洋（俗稱「豬仔」貿易），以及經營鴉片與賭館等，⁽¹⁸⁾令李氏兄弟的名聲一時無兩，在金山莊（即專門經營對舊金山貿易的行業）的行內無人不知，何東的生父何仕文便曾與和興號頗有生意往來。

一方面是家財日豐、名聲日隆，另一方面則是生意遍及華洋，李陞家族據說曾招來家鄉人民及政府的一些批評。其中一個說法指李陞「曾資助英軍組織華人參與第二次鴉片戰爭，當時他（李陞）向英軍捐資10萬元，受香港政府所賞識，為他在香港這塊殖民地的經營創造了有利條件。」另一說法則指家族曾暗中支持法國侵佔當時仍屬滿清藩屬的越南，令越南最終脫離滿清，落入了法國之手。⁽¹⁹⁾

和興號生意蒸蒸日上之際，作為企業靈魂人物之一的李良於1864年不幸去世，其領導大權因而落到李陞一人身上。雖然失去了胞兄的助力，但和興號在李陞獨力主持下生意並沒走下坡，反而是節節上揚、不斷壯大。以下是多項有力的證明：

（一）1869年，華人社會籌建東華醫院（即東華三院的前身），李陞已因財富及聲名大噪成為主要牽頭人之一。

（二）1876年，在主要大戶（企業）向殖民地政府繳納稅款的名單中，和興號排第十一位，到了1881年已躍升為第一位，冠絕香港，令時任港督的軒尼詩（Pope J. Hennessy）大感意外。

（三）1877年，李陞牽頭創立安泰保險有限公司，該公司當時的集資額高達40萬元之巨，一方面顯示李陞可以將業務擴展至保險業，另一方面則顯示他已從洋商中學懂了利用公眾資金發展業務的竅門，能夠充分利用股票市場的機制了。⁽²⁰⁾

（四）1882年，李陞與何亞美等華商在廣州創立華合電報公司，藉以開拓電報行業，該公司日後改組成廣州電報公司。

（五）1883年，李陞斥資10萬兩白銀於廣東省中山的大嶼山鉛礦和儋州銀礦，六年後（1889年），又斥巨資與唐廷樞等創立廣州城南地基公司，購買土地，興築碼頭及堆棧，連串舉動說明其投資及生意不斷擴大。

（六）同樣在1889年，李陞獲渣甸洋行大班占士·凱瑟克（James J. Keswick）及遮打（Paul C. Chater）之邀請，成為香港置地及投資公司的創建董事，另一方面，李陞還獲邀出任省港澳輪船公司的董事，顯示其地位獲得把持香港經濟命脈的英資商人所肯定。⁽²¹⁾

綜合而言，乘着華工出外謀生浪潮興起而香港連結國際的網絡又逐步建立起來之際，金山莊生意不斷壯大起來。而李陞則如早期不少其他身家急漲的華洋商人一樣，將營商獲利一方面大量投放到香港的土地物業之上，另一方面則以附股方式投資到各種規模較大、投資前景較佳的「公眾公司」之上，因而令其家族的財富能與香港經濟的發展步伐同時前進。

1900年，李陞去世，其名下已浮面的遺產多達600萬元，數量比港英政府該年的總收入（約420萬）還要多出約180萬，財富之豐、身家之厚，可想而知。李陞死後，其家族後代在香港仍深具影響力，其中尤其以李紀堂及李寶椿最為著名，上一代香港人可謂無人不知。⁽²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