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埠之初的原居民與移民家族

在上一章中粗略介紹了香港開埠初期部分具影響力的家族發展歷程後，讓我們回過頭來，談談早期的香港社會到底有何獨特之處，而不同家族又如何在那個獨特的環境中各師各法、各展所長。簡單而言，開埠之初的香港可謂風高浪急，巨大機遇與巨大挑戰繁衍相生、相互依附。

一個簡單的說法是，開埠之時較有實力或較有地位的家族，只是寥寥可數，因全島總人口只有約5，650名華人⁽¹⁾，當中約45.1%為農民，屬於「原居民」；另約有14.2%為小商戶、5.3%為勞工，這些居民很可能是來自對岸的九龍半島，且很可能是開埠之初才湧入的首批「新移民」；餘下的35.4%，則是那些「以舟楫為家、飄泊無定」，並被傳統社會視為「賤民」階層（學術界稱之為「邊緣族群」）的水上人。⁽²⁾ 1851年的人口統計數字更顯示，男性人口純佔總人口的七成多，女性則只佔二成多而已，可見男女性別極不平衡，亦說明大多數人口應是移民。換言之，當時的社會可謂孤家寡人極多，擁有家室並且妻妾子女成群者並不多見。

自英軍在水坑口（英文名叫Possession Point，含有佔據之意）登陸，插上英國國旗Union Jack，並宣佈佔領香港後，慕利而來、背景複雜，並且各有所圖的洋人商賈及傳教士乃一湧而上。除了軍人及殖民地官員，最突出的一群，相信非商賈莫屬，他們登岸後紛紛成立公司（當時稱為洋行）、設立據點，希望早着先鞭發展業務。

在眾多洋行中，除了早前提及的渣甸洋行，還有同樣屬於英資背景的林賽洋行（Lindsay & Co.）、寶順洋行（Dent & Co.另譯顛地洋行）、太平洋行（Gilman & Co.）、端納洋行（Turner & Co.）和連卡佛洋行（Lane Crawford & Co.），其次則有美資的布殊洋行（Bush & Co.）、羅丹斯公司（Rawle, Duns & Co.）和旗昌洋行（Russell & Co.），巴斯資本的巴侖治洋行（C. Pallanjee & Co.）、佩斯敦治洋行（C. Pestonjee & Co.）、賈塞治洋行（F. Jawsetjee & Co.）、和律敦治洋行（D. Ruttonjee & Co.），印度資本的依巴拉謙洋行（A. Ebrahim & Co.）、阿杜拉利洋行（A. Abdoolally & Co.）和拿打巴洋行（C. Nathabha & Co.），以及猶太資本的沙遜洋行（Sassoon & Co.）等。

創辦這些洋行的家族，日後叱咤香港商場，部分名字甚至成為香港街道或建築物的名稱，深深鐫刻在香港歷史中，亦有一個不少的數目至今仍十分顯赫，對香港的政治、商業及社會頗有影響。當然，更多的洋行家族，則因急功近利，只顧投機倒把，最終失敗離場。而他們的故事所折射出來的歷史背後，相信是初期香港社會的制度尚未建立、道德與價值觀念出現扭曲，以及營商環境的風高浪急等因素。

當然，與唯利是圖的商人相比，傳教士的到來，則為開埠初期的香港作出不少撫慰人心、教化人民的貢獻。最初來港的基督教會馬儒翰牧師（John R. Morrison，早期傳教士馬禮遜之子）及郭士立牧師（Karl Gutzlaff），浸信會的叔末士牧師（John L. Shuck）及羅孝全牧師（Issachar J. Roberts），天主教會的若瑟神父（Theodorus Joset）、西班牙方濟會的納神父（Michael Navarro，另譯陸懷仁）及斐神父（Antonius Feliciani，另譯傅安當）等，便是開埠之初湧入的較著名的傳教士。他們在那個綱紀未張、人心未定的時期踏進香港，利用本身教會的資源及網絡，在港辦學興教，並承擔一些社會救濟工作，對社會建設頗有貢獻，但他們畢竟只佔全港人口一個微不足道的比例而已。

相對而言，華人移民則在英軍控制大局、並宣佈將香港開闢為自由港後才大量湧入。由於香港只屬偏南一隅的蕞爾小島，加上英人因向華輸入鴉片及掀起戰爭後佔領該島，有識之士或富有人家對開埠之初的香港，印象其實十分負面，甚至有「聞港色變」、搖頭卻步的情況。反而那些在鴉片戰爭前曾為英軍提供糧食及原料補給又不容於鄉里的「奸民」（主要是那些邊緣族群），則成為華人移民踏足香港島的「先鋒」。舉例說，在1842年，便有多達2，000名蜑民（水上人）大舉來港。他們選擇來港的原因，則相信與他們在中國大陸難以容身，而香港則給予較大生存空間有關。

接着湧入的，則是那些為香港進行基礎建設的石匠、三行工人、苦力、僕役及小販等。亦有不少諸如海盜、罪犯、賭徒、三合會成員、走私者及無業遊民等，乘着社會仍處渾沌狀態之際湧到香港，碰碰運氣。簡單而言，這些早期移民大多屬於社會的低下階層，目不識丁不在話下，來港謀生時更是形單影隻，身無長物，目的亦一如其他移民一樣，只求發達致富，對香港可謂沒有什麼歸屬感，亦甚少打算在香港紮根。統計數字顯示，由於移民人口的不斷湧入，開埠十年後的1851年，香港人口已由原來的5，690人上升至3.29萬人，其中九成半乃華人，而移民人口又屬整體人口的絕大多數，他們又對香港缺乏認同及歸屬感，社會人心虛浮可想而知。

由於華人移民多為傳統社會邊緣族群及社會低下層，教育與文化水平較低，洋人及殖民地官員以此類推，以為所有華人皆如此，對之由蔑視轉為歧視。由於語言及文化等差異，普羅華人所接觸的，又大多是警察、海員或低級洋人，他們又多屬舉止粗魯之人，加上常醉酒鬧事，以本身種族優越自居，對華人每多騷擾、欺凌，令華人對洋人的印象亦十分惡劣，並強化了傳統上「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感受。⁽³⁾正因如此，開埠之初的香港，華洋種族之間可謂壁壘分明，互視對方為野蠻敗類，矛盾不少，種族隔閡及衝突極大，能像早前提及高三貴（Daniel Richard Caldwell）那樣的洋人，既通本地語言，又能與華人打成一片的，真是絕無僅有。

概括而言，開埠之初的香港實在並非我們今天所想像般浪漫。一方面是移民眾多，且男多女少，性別嚴重失衡，另一方面則是三教九流聚集，社會矛盾尖銳，加上人心不穩、目光短淺，治安一直十分惡劣，不但集體打鬥、無故殺人時有發生，偷竊、拐騙、搶劫更是不絕於耳，連門禁森嚴的港督寓所，據說亦曾在1843年4月26日晚上遭爆竊。

正因當時治安不靖，自1843年起，殖民地政府便實行了宵禁政策，規定華人家庭的門前晚間必須掛上燈火，夜間9時後外出，須手持照明工具（燈籠），更須持有由僱主發出的「街紙」，否則會被檢控。⁽⁴⁾

另有一說尤其嚴重，指當時華人人口中，有多達四分之三的比率乃三合會成員，⁽⁵⁾比率之高，可謂十分誇張，所以犯罪率高得令人咋舌。說實在的，在這樣波濤洶湧的社會環境下，不但人生安全不獲保障，禮教道德難以伸張，不少家族亦像怒海小舟般無從安穩健康地成長。

如果說開埠首十年的社會一直處於渾沌紛亂的狀況，令香港難以吸引來自較有質素及實力家族的移民，那麼以拜上帝會為號召的太平天國運動，於1850年左右在廣東及廣西爆發，之後又迅速蔓延至華南，引致政局不靖、治安欠穩，則成為兩廣與福建一帶富有人家來港避亂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令香港社會的家庭結構出現了微妙轉變。至於1856爆發的第二次鴉片戰爭，雖然曾令香港社會一度變得氣氛緊張，華洋之間的猜忌日深，但接着（1860年）九龍半島被割讓，則既擴大了香港社會及經濟綜合發展的舞台，亦進一步提升香港人口的多樣性，同時亦增加了家族和社會的層次和類別。

眾所周知，安土重遷乃古代社會的普遍心理，世家大族尤其重視。他們對家族的祖墳、祖居及故鄉山水等，總有一種崇敬依戀之情。若非身不由己或逼不得以——例如遭遇饑荒、戰亂，或是被發配充軍、流放邊疆，甚至是為了出仕、經商等緣故——他們實在不會選擇離鄉背井、遠走他方。⁽⁶⁾

與開埠之初湧入的移民絕大部分屬於單身男性，主要來自社會低下層或邊緣群體的背景及情況不同，1850年之後來港的移民中，有不少是舉家同來的，亦有一些家族頗有家財，文化水平較高，他們當中更有部分打算在港長期居住，甚至紮下根來。部分家族在來港之前甚至已經與洋人有了初步接觸，並對香港的發展前景抱有一定信心。

統計資料顯示，在1851年時，香港人口雖已上升至3.29萬人，但男女比例仍然嚴重不均，在每百名人口中，男性佔了75.4%，女性則佔24.6%，兒童更只佔整體人口中的17.7%。到了1861年，香港人口已大幅上升至11.93萬人，但男女性別比率及兒童比率則有輕微改變。在每百名人口中，男性佔73.7%，女性則佔26.3%，兒童則只佔整體人口中的17.3%而已。⁽⁷⁾可以這樣說，1851至1861年這十年間，香港人口的結構與模式表面看來變化不大，但箇中的社會內涵及經濟關係則開始丕變，原因則與那時抵港的移民中，已出現一批略有財富、較有文化，並擁有一定商業及社會網絡的家族有關。⁽⁸⁾

1851年之前，由於華人幾乎全皆屬於文盲的社會低下層人士，部分更是被傳統主流社會排擠的邊緣群體，他們就算偶然能從生意或投資中獲利，亦多靠運氣為主，早前提及的盧亞貴家族便是一例，他們甚少因個人識見與才幹突圍而出。反觀洋人家族（例如渣甸、連卡佛、太古、沙遜等）則在不同層面佔盡優勢。他們不但擁有一定資本，商業網絡較闊，商業觸角較多，而整體教育水平與國際視野亦較高，加上他們與殖民地政府同聲同氣，利益同沾，華人家族因而只能仰其鼻息，依附在洋人家族身上以圖生存。

自華南一帶較有家財、學識及社會網絡的家族於1851年起陸續來港營商謀生後，香港商業舞台上你爭我奪、各展所長的狀況、氣氛或力量均衡，開始發生微妙變化。雖然洋人家族的實力與華人家族的實力相比仍然強弱懸殊，政治力量或後台更是高低立見，但後者立足於自己的土地上，又較集中於中小規模的生意，在從事與中國土特產及製品相關的貨物採購及買賣時，其實佔有不少優勢。加上這些家族往往較能吃苦、肯捱敢搏，又懂靈活變通、「捐窿捐罅」，因而可日漸壯大起來。

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由於中國經濟日趨凋敝、民生困頓，而海外則因歐美列強積極開拓各自的殖民地而對廉價勞工需求殷切，這兩股一推一拉的力量產生了一浪接一浪的華工飄洋出海大潮。這些飄洋海外的華工，就如「豬仔」般被賣或被拐地送到海外謀生的故事，雖然有如牛馬，十分淒酸及不人道，不少更客死異邦，⁽⁹⁾但他們人數眾多，並幾乎散佈在世界各地的情況，不久即為不少華人家族帶來了連串生意機會，亦大大擴展了他們的營商及貿易網絡，令他們無論在財富或生意規模上可以取得突出發展，日後更可逐漸收窄與洋人家族的距離，有些甚至可以擺脫洋人家族支配的命運。

還有一點不容忽略，自太平天國在1861年由盛而衰之後，部分追隨者或將領見勢色不對，乃先後攜同親屬家少逃港避難，部分更帶有一定身家財帛。由於無論是洪秀全、洪仁玕或不少太平天國追隨者早前都曾在香港生活、求學，或是接受基督教義的薰陶，其思想及信仰可謂深受香港傳教士的影響，而運動發展期間更一直與港英政府頗有接觸，港英政府對於這些太平天國追隨者到港生活亦來者不拒，並在某些層面上為他們提供方便，讓其隱姓埋名，日後可一心經商，在港繼續發展。而由於他們屬較有背景及實力的一群，其在香港定居，自然擴大了香港社會的光譜及多樣性。⁽¹⁰⁾

綜合而言，自1861年之後，雖然華人社會的底子仍弱，洋人家族的資本仍與華人資本相去甚遠，政治力量更是差天共地，但不少有識見、有網絡，亦肯吃苦的華人家族，已因肯捱敢搏的精神及投資策略得宜而逐漸冒出頭來（例如李陞家族、高滿華家族及陳煥榮家族等）。至於部分家族在港定居下來後，誕生新一代，他們在港成長、接受教育，日後更成為叱咤一時的顯赫人物，周壽臣、何東及周少岐等便是其中一些重要例子。這些開埠後土生土長的第一代香港人，在那個渾沌年代先後出生，則更為實在地說明他們的父母一輩，大約在1860年代前後踏足香港，為他們日後的崛起播下了重要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