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关于国有经济的重大辩论——读《盐铁论》有感

宣传局　刘　辉

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在丞相车千秋的主持下，以御史大夫桑弘羊及其属官御史和丞相史为一方，以郡国应诏所举贤良、文学士唐生、鲁万生、刘子雍、祝生等为一方，围绕盐铁、酒榷、均输、平准等国有经营事业的存废问题，展开了历史上著名的大辩论。这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辩论会。汉宣帝时，庐江太守恒宽根据保留下来的会议“议文”编辑整理为《盐铁论》一书，忠实地记录了论辩双方的观点和主张，是思想史上难得的对话实录，很多情节与当前关于国有企业的争论极为相像，为我们研究国有企业的改革思潮提供了极富价值的借鉴资料。

一、争论的背景

中国的古代经济思想有三大正统，分别是：儒家的“贵义贱利”论和“黜奢崇俭”论，道家的“无为论”和“善因论”，法家的“重本抑末论”和“轻重论”。西汉时期共召开了两次盐铁会议，实质上主要是法家“轻重论”与儒家“贵义贱利”论和道家“无为论”“善因论”之间的论战，目的是确定国家应当采取何种经济政策，尤其是对国有经营事业是采取扶持，还是削弱的策略。两次盐铁会议后再无关于国有经济如此精彩的辩论。《盐铁论》主要记录了第二次盐铁会议的内容。很多学者认为第二次会议是辅政大臣霍光出于权斗目的而授意召开的。虽然没有明显的证据能够证明这种揣测错误，但证据更倾向于证明这只是一次纯粹的国事政策辩论。

法家曾辅助春秋战国时代很多国家成就霸业，最著名的当属管仲辅佐齐桓公、商鞅辅助秦孝公。尤其秦自孝公后，均以法家治国，国力大增，并最终统一六国。重视经济工作是法家非常鲜明的特点。“轻重论”是齐鲁法家也就是东方法家的重要观点，代表人物是齐国相国管仲，经过很多执政者具体实践，体系较为完善，尤其是在国家建立直营经济，实现富国强兵方面有很强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成效。“轻重论”的核心是要“有为”，认为国家应当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通过价格变化来控制重要物资，以实现中央集权，集中各种资源进行战争等国家行动。建立强大的国有经济是“轻重论”实现目标的重要手段。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执行了过于严苛的法政，激起人民的强烈反抗，最终被推翻，并被后世称为“暴秦”。“白登之围”后，西汉开始向匈奴采取“和亲”策略，赢得了和平的良好局面，同时鉴于秦因酷法而亡，以及经历秦末连年战火，社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国力贫乏，甚至连天子出巡也不能乘坐四匹毛色纯一的马车，只能乘坐牛车，因此不得不采取了道家的执政理念，汉文帝、汉景帝、窦太后都是道家支派黄老之学的拥趸，并取得了良好的执政效果，国民经济持续向好，出现“文景之治”的盛世。“无为论”是黄老之学的重要观点，讲求“清静无为”“与民休息”，减徭轻赋、政简刑清，认为只要做到不扰民，民则会自定。“善因论”则是“无为论”的延伸。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提出，“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善因论是指政府不应当干涉私人，并顺应由此形成形势，因为人们天性好利、好名、好富，他们自己会主动从事经济活动，不需要国家来进行诱导强迫，国家只要把法律规则制定好了就可以了，不要直接经营经济事业，否则就是“与民争利”。富民优于富国，只要民富，国家自然富强。

汉武帝即位后，鉴于国力蒸蒸日上，重新执行“有为”的积极政策，开始以军事手段代替带有屈辱性质的和亲政策来解决北方匈奴的威胁。为了将资源更有效地集中到国家手中，汉武帝就采取何种经济政策组织朝臣展开了第一次盐铁辩论，并最终以黄老派著名代表颜异被处死，卜式被申饬后罢官，轻重派代表桑弘羊得到重用而告终。自此轻重论主导经济管理的格局基本形成，封建国有经营事业迅速发展，国家手中能动用的力量不断强大，调控经济的能力明显提高，尤其是通过统一币值打击了大商人，稳定了货币体系，通过盐铁和酒榷专营，设立均输和平准制度，平抑市场，很好地控制了战略资源，形成对匈奴的明显物资优势，为西汉王朝战胜匈奴连获大捷，攘夷拓土、国威远扬奠立了坚实的财政经济基础，汉地的基本范围和汉族的称呼自此确定，汉武帝也被后世尊称为“汉武大帝”。但是，这些政策也给农业生产、中小工商业和群众生活带来了某些不便与困难，特别是剥夺了地方诸侯和富商大贾的既得利益，因而必然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同时，为了更好地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强化王权，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自此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要特别说明的是，这时的儒家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由董仲舒等根据执政的需要进行了改进，如同董仲舒著作《春秋繁露》所展示的那样，糅合了很多其他学派的观点，核心在于强调君为国本，屈民伸君，推崇德化、正名，主张无为、尚贤、重民、善治等执政理念，主要目的在于建立比法律更高的道德规范。义利观是儒家观点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凡事应当以“义”为上，利必须要服从于义，也就是要按照规范的方式取得利益，首先要服从道德规范，然后才考虑获取经济利益。“君子”只要抓住了“义”，“利”就会自然而然前来。

由于持续多年连续用兵，忽视了与国力的匹配度，造成百姓生活趋于困苦，国家经济不断恶化，加之巫蛊之祸后引起政治上的动荡，汉武帝在晚年开始反省，发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帝王罪己诏——《轮台罪己诏》，并于两年后死去。在这种环境下，是继续执行原有的经济政策，还是改为重新执行黄老之术，就成为新执政层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谏大夫杜延年提议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后决策，辅政大臣霍光采纳了建议，“诏郡国举贤良文学士，问以民所疾苦，于是盐铁之议起焉”。由于儒家已成为思想正统，儒生贤良掌握了强大的话语权，并以“重民”的民间疾苦代表形象著称，牢牢占领了道德制高点，所以试图改变政策的一方主要由儒生组成，虽然他们经常引用《春秋繁露》的语言作为立论的根据，但其在具体经济策略层面的论点仍旧多是黄老之术的观点。

二、争论双方的主要观点

《盐铁论》一共60篇，前59篇是贤良文学与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官员的激烈辩论，主要是问答体，最后一篇《盐铁论·杂论》，是作者对整个盐铁会议及其重要人物的综合评价。59篇辩论文章中：经济问题7篇，占12%；社会问题4篇，占7%；政治问题7篇，占11%；思想意识19篇，占32%；匈奴问题14篇，占24%；相互讽刺8篇，占14%。据书中记载，贤良文学占据攻势，全面抨击了汉武帝时制定的政治、经济政策，桑弘羊等则为这些政策进行了辩护。双方对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财经政策，对屯田戍边、匈奴和战等国家战略，乃至农商本末、德刑礼法、修文用兵、仁义权利等政治哲学问题，展开了一系列激烈争论。由此可见，虽然盐铁专营是焦点，但双方辩论的范围实际上扩展到经济运行模式、管控机制，甚至是经济制度、治国理念了。

贤良文学坚决要求废除国有经营事业，主要理由如下。

一是国有经济“与民争利”，非王者之治。贤良文学引用儒学经典，认为实行盐铁等官营政策是“言利”，违背了古代圣贤“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信条，败坏了淳朴的社会风尚，导致民间习俗的败坏，以致“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王者应当“藏富于民”，正所谓“民人藏于家，诸侯藏于国，天子藏于海内”，而“毋与民争利”。

二是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农业，不应当干预经济事务，不应当经营工商业，不应当干商人的事情。农业才是国家的根本，只要奖励耕种，不误农时，就会衣食充足，即使遇到荒年也不怕。官营工商业“非治国之本务”，主张“进本退末，广利农业”，而这种主张实际上源于黄老之术，主要目的是抑制官营垄断工商业，为私人工商业争取发展空间。贤良、文学称赞私营工商业说“市、商不通无用之物，工不做无用之器”，因此无需干涉。

三是国营机构衙门作风严重，不考虑使用者需求，只要方便自己，制造的产品价高质次，品种规格少，人民不愿意买，政府常常采用各种行政方式强买强卖。“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是以农夫作剧，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今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比起民众们自己做的铁器不仅不合用、质量差，而且成本高，尤其可恶的是“铁官卖器不售，或颇赋与民”，强行买卖，让民众很气愤。

四是使用奴隶、罪犯或免费徭役，生产者没有兴趣，效率低下、成本高。“卒徒烦而力作不尽”“卒徒作不中呈，时命助之。发征无限，更繇以均剧，故百姓疾苦之。”

五是腐败丛生，贪官奸商借官营垄断政策操纵市场从中渔利，官员们才是物价不稳的根源。贤良们攻击平准说：“自市，则吏容奸。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愚窃见一官之伤千里，未睹其在朐邴也。”

六是只要“仁义”，就无需为内外事务忧患。统治者做到“畜仁义以风之，广德行以怀之”，就能“近者亲附而远者悦服”，正所谓“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因此无需为边费忧虑。汉武帝用兵四夷，结果干戈不休、疲敝士卒、苦师劳众，而匈奴等所居的都是蛮夷之地，没有利用价值，应当更加重视国内的建设，不如继续与匈奴和亲，“莫若偃兵休士，厚币结和亲，修文德而已”。

七是应当追求简朴，人们应当利用所在地的物资，而不是追求其他地方的奢侈品，因此也就没有必要流通各地产品。“张骞通殊远，纳无用，府库之藏，流于外国”，这些都是好事的官员们为了私利而鼓动皇帝所做，对国家百无一利，实在是“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为县官计过也”。

桑弘羊作为经济工作的主要负责官员，为自己主管的国有经济进行了辩护，认为不应该改变现有的政策，继续发挥好国有经济的作用：

一是国营事业筹集了大量财政收入，而且做到无需加税和徭役，征收无形有效，减轻了农业税收负担，保证了军事、赈灾等用度。“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控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而且收入“非以贾万民而已专奉兵师之用，亦所以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也。”

二是打击了大商人和地方诸侯，避免了不安定因素。“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的放任型经济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地方分封割据势力和富商大贾日益坐大，对中央王权的统治和整个社会的稳定局面构成严重的威胁。大夫们认为，铸钱、冶铁、煮盐等业务有特殊性，是国家经济命脉，必须控制在国家手中。贤良文学们口中“与民争利”中的“民”，并非老百姓，而是豪族大夫。盐铁“必在深山穷泽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他们制造舆论就是为了“困扰公利，而欲擅山泽”，得利后就会操控市场，决定物价，并益发强大，尤其是在深山穷泽中聚拢“放流人民”“恐生大奸”，严重危害国家政治安全。

三是对匈奴经济斗争有效，获得了敌国重要物资，而自己的物资没有外泄。通过有组织有控制的对匈奴贸易，“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骡驴馲驼，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鼲貂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

四是国有工商业和均输等方便了产品流通，是为民谋利。国家通过“开本末之途”，可以“通有无之用”，极大地方便了民生便利，正所谓“故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故盐、铁、均输，所以通委财而调缓急。罢之，不便也。”

五是国家经营工商业后投入的资金和调动的资源增加，经营水平、技术水平等明显上升。桑弘羊说，“卒徒工匠，以县官日作公事，财用饶，器用备。家人合会，褊于日而勤于用，铁力不销炼，坚柔不和。故有司请总盐、铁，一其用，平其贾，以便百姓公私。虽虞、夏之为治，不易于此。吏明其教，工致其事，则刚柔和，器用便。此则百姓何苦？而农夫何疾？”认为在国家大批量经营之下，技术和工具都有专人指导，是优于百姓个体生产的。

六是均输制度改革了地方运输贡品中的种种不便，直接在各地设置“输官”，重要物品及时押送京城，不重要的物品在各地及时调剂，不仅“民齐劳逸”，而且增加财政收入。

七是平准制度设置“委府”，储存各地运来的货物，根据价格变化进行吞吐，平抑物价，打击投机倒把，维护市场秩序，而且获利较丰。

三、辩论的结果及启示

盐铁会议后，以霍光为首的权臣集团“知时务之要”，故秉承武帝“以明休息，思富养民”的意愿，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但却并未取消、废止盐铁专营政策，仅仅做了小的调整。即考虑到国力衰减而缓和与匈奴的军事对抗，以及缓和与儒生及富商大贾等的关系，从而“罢郡国榷沽、关内铁官”，只废除了全国的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其他的大部分国有经营事业都得以保留。这符合汉代帝王一贯的执政理念，即不是纯用王道，也不是纯用霸道，而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从实际效果上来看，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官僚阶层仿佛赢得了胜利，并且他们关于国有经营事业的论述，以及对“轻重论”的论述则成为今后几千年国家直接经营经济的重要理论依据，被历代当权经济官僚阶层奉为圭臬。以至于现代很多自由主义者认为盐铁会议标志着国家干预主义的盛行，直接造成国家持续垄断工商业，哀叹自由经济和民间资本主义被官府所扼杀。但同时儒家几乎完全占领了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领域，并开始进入政治决策领域，尤其是不久后桑弘羊被霍光所杀，技术经济官员们遭到严重打击，法家轻重论退居到具体操作领域，再也无法和儒家在国家核心战略制定方面一较长短，并不断地被儒家用“唯利是图”等字眼羞辱。

盐铁会议虽然结束了，但留给了我们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从会议及之后的实践来看，至少有如下四条启示：

一是要坚定搞好国有经济的信心。纵观中国历史，可以看出盐铁会议的结果是正确的。自秦以后，中国虽然有分裂的朝代，但总体上成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与此相对应的，必须建立由国家掌管的强大的国有经济。明代著名思想家、泰州学派宗师李贽（李卓吾）明确提出“盐铁不可废”。实际上，中国历朝历代均建有成体系的国有经济，即使在国民党统治大陆期间，国有企业也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

二是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和采取的战略确定了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秦欲灭六国，汉武帝欲灭匈奴，国家需要“有为”，需要集中资源，发挥重大作用，这时就要强化国有经营事业，提高其比例，赋予其重大职能。汉高祖到汉景帝之时，匈奴和地方割据力量强大，国家不得不选择忍气和亲、休养生息的战略，这时就要削减国家干预，减少国有经济的比例。

三是要认真倾听对国有经济弊端的批评，并认真加以改正。贤良文学一方批评的官僚作风、不重视使用者需求、成本过高、官商不分、腐败丛生等现象也都曾是真实存在的问题。与历代君主制国家不同，作为当前最高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中国有着党的坚强领导，坚持一切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应当正视存在的问题，下定决心根治这些顽疾，而且很多问题已经得到有效治理。

四是要注意占领道德制高点，掌握话语权。虽然桑弘羊等对贤良文学们“能言不能行”的批评击中了他们“虚言”“不可行”的致命弊端，但在论辩过程中，桑弘羊等总的来说是处于下风的。面对贤良文学们从道德制高点发动的咄咄逼人的诘难，桑弘羊等常常理屈词穷或默然以对，显得非常被动。虽然切实可行的政策是国家不能抛弃的，但桑弘羊等没能为自己的行为在道德层面找到支撑，而且著书立说等舆论场被儒生所占领，因而法家轻重论几千年来不断被丑化、污化、妖魔化，在国家大政方针讨论时也被压制，严重丧失话语权，进而丧失参与决策权。这要引起我们的警醒。

两次盐铁会议的争论及《盐铁论》是中国传统治国理念中的精华，是中国贤良文学和国家决策层高见的汇集，对我们更好的理解当前关于国有企业的争论有非常好的借鉴作用。鉴于本人能力水平有限，仅就相关部分有感而发，而且未敢对经济哲学等部分展开，难免有所偏颇和遗漏，请大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