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等·奖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中的国有经济改革初探

石化离退休干部局　吕高升

中国历来有读史的传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史有很高的地位。回望历史不是怀旧，而是一种追寻；是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历史中可以汲取教训，获得经验。所以从古至今，人们常常要回溯历史，而梳理历史，也变成了一件饶有兴味又富有意义的事情。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思是说历史研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离不开研究者的当下情怀，我们今天对以往历史的研究工作，很难脱离现实处境。当我抱着了解历史的想法开始读《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时，发现作者吴晓波在中国古代经济改革每一讲里，都多多少少的提到了国有经济，这对于我来说是意外的发现，于是便有了“探访者”的兴奋心态，期望着能寻着书中经济改革的只言片语，勾勒出国有经济从无到有和发展变革的足迹，进一步加深自己对现在国资国企改革的认识，也是对历史学家克罗齐关于历史研究离不开研究者当下情怀论断的回应吧。

一、拨开芜杂史料和历史迷雾要找准观察和分析工具

我国是一个史料特别丰富的国家，可谓是汗牛充栋，这就需要我们在芜杂的各类史料中，找出一条或几条逻辑的主线，确立自己的观点，方才能将史料信手拈来，为我所用。这样的一条或几条逻辑主线，就成了我们看待历史现象的工具和方法。在导论中，作者吴晓波开门见山地把自己探寻出的两个分析工具告诉读者，其一是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其二是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一书正是用这两个分析方法，沿着时间的脉络，以经济制度的变革为核心主题，做了一次跨时空的逐一解读，有理有据，逻辑严密。作者吴晓波建立逻辑框架分析历史现象的方法对于我们以后读历史、研究历史、认识现实问题，是一种有用的借鉴。

二、初探古代中国国有经济的形式及特点

1.管仲初创国有资产承包经营形式

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是变革的时代。齐桓公和管仲联手，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成功的经济大变革。管仲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是盐铁专营，招募民众煮盐，官府专卖，这就是后世非常流行的“国有资产，承包经营”的雏形。盐铁专营以垄断专卖的方式来达成控制战略性和民生必需的物资。“管仲变法”之后，当时的官府收入从主要由税赋构成，变为由赋税收入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由此衍生的治理思想，即国家必须控制“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国有企业应当在这些产业中“处于指导地位”，在我们现在的国资国企改革思想中也得到了体现。

2.商鞅将矿产资源国有化，控制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和交易权

商鞅认为，治国之要就是让民众“归心于农”。他把“山泽之利”全部收归国家，既增加了国库收入，又阻拦了一条从事非农活动的发财道路。同时，控制粮食买卖，不允许粮食交易，国家控制了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和交易权。

3.汉武帝扩大垄断经营的范围并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

汉武帝将铸钱、煮盐、冶铁和酿酒几个与资源垄断有关的制造业国营化，并称“三榷”，作为国家实行垄断经营的主要产业。将铁冶炼和铁骑的制作与销售，一律交由官府负责。这一政策区别于管仲的盐铁专营政策，政府不但垄断了销售和定价权，更直接进入了制造的环节。

4.初步建立计划经济形式

汉武帝在流通领域的零售市场实行了“均输”的办法，就是统购统销，建立起一个中央政府统一管理的国营商业网络；配套在批发市场采取了“平准”的办法，就是物价管制，以平衡物价，二者的功能相当于物资部和物价委员会，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计划经济运作模式。

5.垄断经营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王安石变法与前朝不同的是，对垄断资源进行授权经营，有两种模式，一是“买扑”，类似现在的招标承包；二是“钞引”，主要是在盐业，商人向官府购买凭证，拿凭证到指定机构支取食盐。到了明清两代，这项制度日渐完善为特许授权经营制度。

6.尝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洋务运动开始了一场缺乏现代性的现代化变革。李鸿章提出了“官督商办”的企业制度，这是中国第一个规范意义上的公司章程。在李鸿章看来，政府必须握有经营的主导权，并成为最大的获益者。甲午中日海战之后，大兴铁路成为热潮。1904—1907年间，各省成立了18家铁路公司，其中，13家商办、4家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仅有一家为官办。1911年，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化，“路权回收令”颁布后，以湖南和四川反抗最为激烈，四川总督枪杀请愿群众，民变骤升，清政府抽调湖北新军驰援，武汉空虚，同盟会发动武昌起义，很快清政府被推翻，古代国有经济的历史就此终结。

三、古代国有经济体现出的优势与内生性缺陷

1.巩固了中央政权及其控制力，成为政府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武帝通过盐业专营获得的利益约占财政收入的一半，王安石变法中均输法实施后，仅市易司获得的收入就相当于全年夏秋两税收入的三成，政府因青苗法获得的利息也相当惊人。历史上，桑弘羊提出了著名的“桑弘羊之问”，即：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国家的财政从哪里出？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可见古代政治家已经对国有经济的重要性有充分认识，深谙国营之于富国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使中央政府有了较为独立和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所以把最能够产生利润的工商业收归国家经营。

2.提升了技术水平和社会生产力

在汉朝，人们已经认识到政府投资的国营事业在规模化生产上比私人企业在效率上大很多。在官府投资的驱动下，汉代盐铁产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都得到了空前的提升。比如铸铁柔化处理技术和炼钢技术，在西汉初年还没有普及，但官营冶铁后却得到迅速推广，工艺也更为成熟。这都体现了国营企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征。

以洋务运动为例，其在实物层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它全面构建了中国的产业格局，打下了一个基本完备的工业化基础，修建了铁路，架设了全国性的电报网络，建成了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体和船舶制造厂，创办了银行和保险公司，已经开始勘探及开发全国矿产。

3.内生性缺陷——始终管制商业进一步发展

古代推行鄙视工商的重农政策，工商业者的地位非常低贱。管仲提出“士农工商”，将“工商”与“士农”并列，并认为振兴商品经济是增强国力的最佳途径，但他的重商主义思想在古代经济思想史上是个例。因为在古代，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不是繁荣商贸，而是稳定政权。

比如明朝，“明太祖主要关心的是建立和永远保持一种政治现状，他不关心经济的发展……虽然认为中国向来是世界的中心，但是必须保持其农业特征”，实现的经济政策是对外断绝一切联系，闭关锁国，对内维持男耕女织的社会经济结构。即使到了近代，这种思想依然没有变化。以铁路为例，曾国藩看来，铁路网络一旦修成，商品流通和人口流动会大大加快，运行数百年、基于男耕女织的小农社会结构将被彻底打破，新的贫富悬殊和社会动荡将可能发生，威胁政权稳定。

工商业能产生巨大利润，要将工商业中的私人利润转化为国家利润；为了保持政权稳定，就要坚持小农经济，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对小农经济的破坏。在这样的执政逻辑下，古代社会的国有经济营养不良，因为执政者不愿意它长大，不能突破小农经济是古代国有经济固有的天花板。

四、给我们的启示有哪些

1.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管仲提倡盐铁专营，并不是主张政府亲自下场，而是云集民间商人自主经营，政府专卖，其增值部分，“民商得七成，政府得三成”，培育了众多市场主体，做到了利益分享。而汉武帝“自实体产业及流通被国家专控之后，文景之治所形成的民间经济大繁荣的格局被彻底扼杀，商品经济从此趋于衰竭”，导致到了汉武帝晚年“天下困弊，盗贼群起”，这是因为“政府收入的增加并非因生产效率的提高，而是既有的社会财富在政府和民间的重新分配”，即切蛋糕而不是做大蛋糕。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 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与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与创造力并不矛盾。

2.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宋朝均输法让发运使衙门成了一个权力空前膨胀的“政府性公司”，它到处与民争利，官方的采购价格与市场波动背道而驰，要么大大低于市场价格几近抢劫，要么大大高于市场价格收受回扣，发运使把大米运到一些缺粮地区，销售价格比之前上涨了一倍，正常的市场运行被完全打乱了。此外，宋朝放纵甚至鼓励官员经商，商人大多与官府权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很多甚至就是官员的直系亲属或属下。

以洋务派为例，其坚持官办、官商结合、官督商办的制度，既是裁判，又是球员，因此利用裁判的权利，追求其球员的利益，1884年的轮船招商局事件成为“官僚资本主义产生的转折点”，“这种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使得政府利用垄断地位与私人企业争夺资源，并压制私人企业的发展”。

以上表明，厘清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关系与边界，是国资国企改革中要认真解决的问题，要明确政府和国有企业在社会经济体制中的不同地位，促使国有企业成为依法自主经营的独立市场主体。

3.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王莽“五均六莞”（简而言之就是全面恢复盐铁专营和均输、平准二法）国营化改革中，由于缺乏铁腕的监督机制，穿着官府的商贾趁机与行政官员沆瀣一气，虚设账簿，掏空国库，大肆牟取私利，最终的结局是官府的钱没有充实多少，天下百姓却苦不堪言。

又比如在王安石变法中，本意是国家拿出一部分钱给地方上放债，以免穷人受富人高利贷的剥削。可是一到执行阶段，各级官员把陈旧的霉粮发给农户，收回的却是新粮，一来一回，实际利息比高利贷还高，并且还发生了摊派的现象，民间苦不堪言。

从理论上讲，国有企业作为国家的企业、全民的企业应当体现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应该与非国有经济有所区别，不能任由其唯利是图，贪污腐化。尤其在现在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大背景下，要不断制定和完善监督及激励制度，设计“制度笼子”，保障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落实。

4.市场经济呼唤“企业家精神”

书中认为，明清的晋商、徽商和十三行商人，他们财富的增加与市场的充分竞争无关，与产业开拓无关，与技术革新无关，始终没有摆脱对官场的依赖，始终没有培养出一种“商人精神”，这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企业家精神”。但我们不否认，洋务运动中，在内忧外患的夹缝中，仍然成长起来一些“企业家”。以洋务运动的第二个小高潮为例，1894年的恩科状元张謇以“舍身喂虎”的勇气下海经商，在短短几年内创建十余家关联企业，成为全国最大的纺纱工厂和民资集团，对社会的激荡效应难以估量。

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增强竞争力，需要国企负责人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国有企业要以现代企业面貌参与市场竞争，自然需要国有企业负责人发挥企业家精神。

5.健全“产权制度”和“法治精神”的顶层设计

明清的晋商、徽商和十三行商人当以商人身份完成财富的积累后，或投靠结交权贵，或投资于本族子弟，促使他们通过科举考试，成为体制内的权势者，唯有如此才能“保卫”既得的荣华富贵，这不是因为市场缺少产权制度和法治精神吗？

与前面提到的其他古代经济大变革相比，洋务运动最特别之处在于它并非是自上而下地发动，而是由一些地方任职的官员自发的、缺乏组织的展开，并且这些洋务派官员没有真正执掌过朝政。而真正执掌朝政的慈禧以及满族大臣首鼠两端，以维稳为第一需求。因此，洋务派没有从体制设计的高度来完成制度的顶层设计，变革的随意性很强，洋务运动坚持清朝政府的政治垄断，没有建立保护企业的法律制度基础。

企业产权制度是企业制度的核心，它决定了企业财产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应进一步在深化产权制度改革、转变产权管理方式、提高产权配置和运营效率、加强产权保护上下功夫，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要充分尊重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大力推进简政放权，做到放权到位、监管到位，这正是法制精神。

五、最后

读吴晓波的《历代经济改革得失》，对我来说是一场意外的收获。作为国资委石化老干部局的新入职人员，是国资国企改革知识的“门外汉”，没想到自己能在读《历代经济改革得失》中，抽丝剥茧地理出一点头绪，写出读书心得。

书中提到的改革大家王安石，曾在游记《游褒禅山记》中说，“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我想，国资国企改革的宏图伟业，也许正是那“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非有志者不能至。

此番阅读，既是对《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中的国有经济改革初探，也坚定了自己的信心，有关国资国企改革的相关书籍不要怕专业，要随着兴趣继续读下去，也许会有另一个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