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历史不要用现代的概念去理解古代的故事

王先生在稍事休息以后，接着跟我们谈第二个问题，即研究历史不要把现代的概念拿到古代去套用。

王先生说，这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有些联系，但又不完全相同。先举个小小的例子，今天我们填写履历表，有“籍贯”一栏，谁都知道该填自己是什么地方的人。这是一种现代的概念，籍贯即指出生地。可是有人在给古人写传记时，也说某古人的籍贯在某地，这就不对了。在古代，籍和贯是两回事。古代史书中说一个人的出生地只说贯，或称“乡贯”“里贯”“本贯”，不说籍或籍贯，至少在清初以前不这么说。籍，与出生地有些关系，但并非指出生地。籍是指他的家庭对于朝廷负担的徭役种类，或可称之为所从事的职业。现存的明朝的户帖，从洪武到崇祯历科进士登科录，都是绝好的例证。户帖上先写户主名，接着便是府、州、县、都、图，最后是户主的籍，如“民籍”“军籍”等等。登科录上先写进士的名字，下写乡贯府州县，最后写着他的籍。

以籍为标志的户役，不始于明朝。三国时候有“士家”，南北朝有“伎作户”“军户”“绫罗户”，唐代有“绫织户”“工匠户”“亭户”及其他各色人户。这些人户的户役就是他们的“籍”（也可以泛称“户籍”）。元朝有好几十种户役和供应那户役的人户。见于文献记载的明朝诸色人户也有五十来种。同一种户役的人户都编入一份册籍，各种户役有各种册籍，地方官府按籍征役。譬如承当煮盐的亭户（元明通称之为灶户），他们的人户也有个籍，叫“灶籍”。这种籍，就是隶属于那个籍的人户对朝廷有供应食盐的徭役负担。历朝的制度都是“役皆永充”。灶籍的人就得世世代代为朝廷从事熬盐的徭役，这种职业，不可能轻易改变。做官的人有没有籍呢？也有，那就是“仕籍”或曰“官籍”。我们不是在明朝的文献里常常看见“黜为民当差”的字句吗？“黜为民当差”是开除其仕籍，贬他入民籍，为民当民差。有人看见我们说做官也有籍，他的籍也是种役籍，可能不大理解。是的，乍看起来是不容易理解，一旦把道理说明白了，也就不以为奇了。这就是所谓“官亦役也”。这是历史现象，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待它，正如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概念去解释历史上许多典制一样。我另有篇文章解说历史上“官亦役也”，其中就有“官籍”，如发表，再请各位方家指正。

古代的情况是：普天下的人民都是属于统治者帝王的当差人户，都被编入某一籍中去当差。这就是“编户齐民”这个词里“编户”二字的来历。那时人民没有完整的独立的人格，都必须为皇帝纳粮当差，规定各户有各户的籍，派定徭役专业，熬盐的是灶籍，做工的是匠籍，当兵的有军籍，经商的有商籍。各种籍，分别隶属于朝廷的不同部门，而占绝大多数的人民，称“民户”，则由户部掌握。户部就是管理人户的部，某些外国人把户部翻译成“财政部”就失真了。户籍一经确定，是不能随便改变的。

明代正统年间共同辅政的“三杨”之一、少师杨士奇的同母弟罗京，特恩才免除了军籍。景泰年间工部侍郎俞纲，乞请免除匠籍，凡再次奏请，几经周折，费了三年的时间才达到目的。嘉靖年间，礼部尚书夏言因户下无人承役，也是经奏请才除了他的军籍，他们都是身居朝廷的大官，有条件获得这旷世恩典。

顺便说个有关役户户籍的故事。明朝末年江南有四个有名的“才子”，其中之一叫冒襄，号辟疆。他和当时的一位名妓很要好，她叫董小宛。冒想娶她为妾，董也立志要嫁他，但董氏世籍乐户，不同色（籍）不能婚嫁，而乐户籍还是贱籍，因此冒辟疆要想娶董小宛为妾，必须先设法给她“落籍”，就是脱落乐籍。往时有位朋友不明白“落籍”是什么意思，来问我，我告诉他明朝除皇室功臣贵族外，编户齐民人各有籍，以供徭役。乐籍人户专供官衙及来往官吏娱乐、侑酒之役，属于贱籍，良贱不能为婚，所以才有了冒辟疆为董小宛落籍的故事。

《明史·食货志》说：“凡户三等：曰民、曰军、曰匠。……毕以其业著籍，人户以籍为断。”这就是要人民永远按照他们的职业为皇家当差。后来，取消了籍，籍和贯连用，就成了今天所说的籍贯。《明史》中有时说籍于某地，是指在某地附的某籍当差，与今天所说的籍贯还是不同，因此今天为古人写传不能说古人的籍贯是某地，把籍和贯混为一谈。这样，行家看了会说你不懂得古代的徭役制度。

现行的文章里，还有几种用现代的概念去理解古时制度的，那也够严重的，以后有机会再说吧！不过今天因提到徭役，我想顺便说几句，现行的文章中对这个问题不很重视。那就是学术著作中讲到农民起义时，常说当时赋税很重，所以引起了农民起义。这样说不完全对。田赋正杂额外苛索自然是重的，但徭役正杂派办更重。迫使军、民、匠、灶等等人户逃亡的或揭竿起义的，多半是因为承受不了繁重的徭役。明代山西巡抚吕坤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位处理政务比较认真的官，他深知民间疾苦，说：“民间苦累，莫重于力役。”同样的话，也常常见于别人的奏疏。

现存的明朝的《赋役全书》里，所列的徭役项目够多的了，里甲役若干项，均徭役又是若干项，还有什么“岁办”“派办”“杂办”“物料”等等若干项，明中期以后又加上了“民壮”，加重了“驿传”。正项之外有各种勒索。徭役苦重的实情，过了那些项目的数量所能表达的程度。人民承受不了，只好逃，甚至抛弃祖业而逃。不远逃的，就在当地把土地投献势豪地主，甘心为之种田纳租当佃户。大家都知道地主向佃户索取的地租是不轻的，再加上家人、庄头的勒索，那也够苛酷的，可是不少人民却为摆脱赋役逃到他们那里去，可见朝廷的赋役比地主们的地租还重。那些逃亡人户不愿做朝廷的编户而逃往地主那里去做佃户，这事不容易叫人理解，可这却是事实。历代朝廷中期以后总是土地人户两失额，田土荒芜，人户消减，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徭役苦重，民户逃亡。弃田逃亡的农民有些日后也有复业的，数目多大不知道。但文献里没发现多少文字记载，说地主的佃户逃亡去做朝廷的编户的。

《元典章》中说，江南的地主拥有二三十万佃户，这在当时可能是最大的地主了。到明代却又有所发展，张居正对应天巡抚宋仪望说，江南有拥有七万顷田的。江南水稻生产，一个人只能耕十亩，多不过十二三亩。这位拥有七万顷田的地主就得有六七十万佃丁。这六七十万佃种人丁里，可能就有相当数量的逃去的原朝廷的编户民。现在大家习惯于“苛捐杂税”这样的概念。以之论史，易与田赋相联系，可能因此而没给苦重的徭役以应有的重视。

孟德斯鸠的《法意》中批评“把古代近代化”的人们，说他们“把一切当代的观念用到遥远的古代去，这是产生无穷错误的根源”。我们今天研究历史，就应当注意不要把现代的概念拿到古代去套用。可惜这样做和因而发生错误的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