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工作者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做研究工作

王先生先从读书谈起，他说：“对一个史学工作者来说，认真读书是第一步。”《史记》《汉书》是非读不可的，同时也必须读点经书和诸子，因为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基本的典章制度，它们的根就在古代周秦。后世枝叶繁茂了，现象复杂了，但它们的根和干并没有变，或者说基本上没有变。“六经皆史”。就是研究明清史的，经书诸子也是非读一读不可的，而且根和干在古代经史文字中记载的往往很简要，甚至可以背诵，如果抓住了那些属于根本的记载，我们治史的根也就扎下了，枝叶也就会繁茂起来。读书，要读得仔细，因为文字读懂了，未必就明白那文字的含义。要善于思考，认真地读，不要让文献记载泛泛地滑过去。

早先我读《汉书》，读到卷二十三《刑法志》时，对班固只修刑法志而不修兵志有些不解，认为祭祀与征战是古代的两件大事，《汉书》有《郊祀志》而没有兵志，大概是一种疏忽。后来，从《二十五史补编》中读到钱文子的《补汉书兵志》，还认为钱文子补得很好。可是再往后，就发现有人说古代兵刑是一回事，同性质。汉代掌刑官叫“廷尉”，尉是军官，就是一证。几年前又读到了顾颉刚先生的《史林杂识》，其中一篇把古代兵刑不分的事实和道理说得很透彻，这才全然明白班固不修兵志的道理；因为在古代的刑法中，刑包括兵，兵也是刑。班固在《汉书·刑法志》中已经提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大者陈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由来者上矣。”这就是说，大刑即用兵征讨，小刑才是我们平常所指的刑罚。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读书要仔细，要认真思考，产生了问题，必须努力去寻求解答，我年轻时读《汉书》，读得不够仔细，过了好些年才弄明白《汉书》有《刑法志》而无兵志的道理。自然，《汉书》中还有许多章节，文字简明，而当时我不明白它们的含义而现在多少明白了的，那就不说了。

再说对刑法本身的理解。平常我们讲国家机器有几种，即军队、法律、警察、监狱等等，这是有了阶级以后，统治阶级用来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统称国家机器。但是法律这个东西有各种各样的类型，值得进一步研究。过去有人说中国古代的律书，如现存的《唐律》《大明律》等，都是保护地主阶级私有财产的成文法。本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有杨鸿烈等几位中国律书研究者，写书写文章论述或分析我国古代的律书，他们好以罗马法为蓝本，依据其条文，割裂中国律书的条文，强为之等同，将中国古代的律书，与罗马法比较，弄得牛头不对马嘴。罗马法中主要讲的是“人之法”和“物之法”，那确是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典，所以后来成了资产阶级法律的鼻祖；《拿破仑法典》就是从它脱胎而来的。可是中国古代的法律书没有和罗马法等同的内容。《唐律》《大明律》保存得都很完整，读来读去，翻来翻去，怎么也看不出它们是保护人民或地主私有财产的法典。由此看来中国古代的法律与罗马法相同的说法是不对的。有一次，我把自己的想法对白寿彝先生说了，征求他的意见。白先生说：“我国古代的法律，如《唐律》《大明律》等，是公法，不是私法。私法是近代概念中的民法；而公法则是行政法，是为了维护皇权，维护纲常名教，维护封建秩序，强制人民履行其封建义务而制订的。”白先生的说法，与我平日读古代的法律书所想到的相符合，因而更加使我相信中国古代的刑律不是民法；不是保护人民的权利和私有财产的法典。

唐律十二篇，第一篇是《名例》，主要列举的是刑罚的名称，哪种罪当哪种刑，哪种等级的人不当刑，哪种人应免刑等等。第二篇是《卫禁》，列举的是宫禁罪条，保护皇室的安全，末附边禁，保护边境的安全。第三篇是《职制》，列举的是官吏有犯职责的罪条，保证官僚行政机器的有效的运行。第四篇是《户婚》，主要是禁止人民脱漏户口以及其他可能逃避差役的行为；禁止占田过限，盗耕公私田；违反纲常名教的罪行及应得的惩罚。第五篇是《厩库》，主收藏出纳官物。第六篇是《擅兴》，是惩罚关于军伍的征调、行军、出征等违法罪行的条文。第七篇是《贼盗》，首重谋反、谋叛，卫护纲常名教，维持统治秩序、社会治安等事。第八篇是《斗讼》，内容也是惩罚破坏统治秩序的罪条。第九篇《诈伪》，列举的是伪造皇帝印玺，伪造官文书，以及重大诈骗罪行。第十篇《杂律》，第十一篇《捕亡》，第十二篇《断狱》，也都没有卫护私有财产的具体条文。唐律律条首重《卫禁》，次重行政机构的整肃，次重维护保有皇权的基础——人户和土地，这就是那篇《户婚》律。《户婚》律确是保护私有财产的条律，但保护的是皇帝的私有财产，不是人民的私有财产。人民之间也有土地纠纷，经界之争，告到官里，请求公判，这看上去像是保护私有财产，其实官府解决土地纠纷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安定农村的生产秩序。明太祖朱元璋诏告老百姓说要“各安生理”。孟子说，必须正经界。知县解决土地纠纷，实质就是这么回事。也就是说，从皇帝的皇室，他的官僚机构，他的军伍，“凡百用度，一一责之”，什么东西都要老百姓供给他们。如果经界不正，农民之间发生了土地纠纷，这就会耽误生产，扰乱社会秩序，农民就有可能不能尽其民分，为皇帝纳粮当差了，粮差损失原额，这将使朝廷的收入减少，使朝廷的统治力量减弱，所以皇帝必须叫他派遣到各地去的管民官出来管一管，使老百姓能各安生理，卫护皇帝的统治秩序，保证朝廷的赋役收入。最近，四川省青川县出土了秦国竹简一枚，简文是秦武王二年（前309）颁布的田律，指示受田的农民如何修治其所受田土的经界的规定。每个农户的田土的疆界都那样修治得整整齐齐，经界很清楚，土地纠纷自然会少。这既是为了保护农户田土的占有权，也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

《唐律》第七篇《贼盗》是常常被人引用为保护地主阶级的财产不受侵犯的根据。不过，我们如若认真检查一下它的内容，就会发现这个说法有局限性，且未得其本真。这篇所列罪目凡五十四条，首要的是“谋反大逆”“谋叛”“谋杀人”“造祆书祆言”“盗大祀神御物”“盗御宝”“盗制书”“盗禁兵器”“盗官司牛马杀”“强盗”“窃盗”“略人略卖人”等等。看看这等罪目，就可明了《贼盗》篇的主旨。如果详细解说，主旨可更明显，可惜今天时间有限，不能细谈，只好等到另一机会再说了。从这一点上也可以说被人们认为是私法是民法的中国古律书，实实在在是公法，是行政法。

大明皇帝朱元璋虽然诡谲狠毒，但雄才大略，有远见，好“直说”。“直说”，他的意思是直截了当地说，别虚弄词藻，他有这种好癖性。为了“直说”，他把《大明律》不再编成多少篇，多少卷，干脆按他的行政机构分编了。除名例四十七条外，律的主体全部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编。你看他是多么直截了当地把《大明律》的行政法性质明明白白、直截了当地给端出来了。《大明律》较《唐律》虽有少许变动，还增加了《奸党》等罪目，基本上和《唐律》没有什么两样，而《唐律》又是沿袭的更古的律，这不更证明中国古律书是行政法了吗？

过去，通史或古代史的著作中，往往把郑国铸刑书，晋国铸刑鼎的事说成是奴隶反抗奴隶主的胜利，或者说成是劳动人民的胜利，或者说成被压迫阶级反抗统治阶级的胜利。强调阶级斗争是无可非议的，但那样解释春秋时期诸侯国铸刑书，很可能是种误解，给人的印象是把古代的刑说成了保护人民权利的法。这种误解有两方面：一、误解了刑的性质，二、误解了统治者公布刑书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的。但误解不难消除，只要我们翻翻历朝史书的刑法志序，历朝皇帝有关诏书，法家书，如《韩非子》，儒家言如韩愈、朱熹的有关言论，本着实是求事的精神去读，误解之处，便可迎刃而解。

皇帝们有的说：“夫律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汉元帝，见《汉书》本纪），有的说：“刑法所以禁暴息奸”（北魏高祖，见《魏书》卷《刑法志》），有的说：“古人制刑，所以禁奸止暴，使人视之而不敢犯”（明太祖，《大诰》三编，第三十八），又说：“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御制大明律序》）；又说：“古人用刑，盖不得已。悬法象魏，使人知而不敢犯，譬之水火能焚溺，人狎之，则必伤，远之则无害（余继登，《典故纪闻》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版）。法家重刑绳奸的话太多了，但儒家所论也相同，这却很有意思。后汉虞诩说，“刑罚者，人之衔勒也”（《后汉书》本传）。韩愈说，古之时有圣人者立，“为之刑，以锄其强梗”（《原道》）。朱熹也说过：“明刑弼教，禁民为非”（弼，辅助的意思）。《汉书·刑法志》，“制礼以崇敬，作刑以明威”。“刑罚威狱以类天之震曜杀戮也”。像这样的话，可以引一大堆，但不必多，多了反而令人生厌。上边引语里的“非”啊，“奸”啊，“强梗”啊，都是指违反统治者意志的行为。所谓“衔勒”啊，“明威”啊，那都是刑之制作及其公布应该发生的作用。

统治者既“作刑以明威”，当然要其子民个个都清楚地知道，所以周朝的时候就有“悬法于象魏”的传统。《周礼·天官·大宰》“乃悬治象之法于象魏”即是。上边引用的大明太祖的话里也引过这一故事。“象魏”是宫门前的一种建筑，耸立于宫门两旁，如汉代的“阙”。现代还能见到的“华表”，大概就是从原“象魏”衍变而来的，不过不是两大竖立建筑物，而变成为两根大石柱了。悬法就是公布法的条文，使民得知，以免触犯那些条文而受惩罚。这事朱元璋做得最彻底。他不仅命令他的子民户户得有一部他自己写的《大诰》保存在家里，时时诵读，他还命令于天下各里建立“申明亭”，叫里的老人时时在亭中向同里之人讲解，使人人皆知禁忌，皆知刑威，使人人各安生理，纳粮当差，避免犯法。大家可以设想一下，统治者立了刑法，深藏宫中，不令人知，那立它干什么！人民不明白哪些是犯禁的律条，那刑书又起什么作用？制刑为的是刑民，不使可能被刑的人事先知道而避免，那统治者又怎能收到使人人循规蹈矩各安其职的统治效果？

1983年4月，《中国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好文章，题曰：《论春秋时代法律制度的演变》，作者是韩连琪先生。这篇文章说明了春秋时期如郑、晋两国铸“刑书”“刑鼎”的政治背景。新的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是公室集权，或主张强化公室的权力，摧抑血缘贵族（世卿）的势力，庶族士大夫竞逐政治地位，并攀附公室以削弱旧世卿的权力。这一新形势需要新法制，郑、晋“刑书”“刑鼎”便应运而生了。新法制的制定和公布哪有一点是奴隶阶级斗争的胜利！郑、晋刑法虽新，里边仍然没有多少“人之法”，即保护普通人民之法。

1982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杨廷福先生作的《唐律初探》，其中有一章把唐律的内容解释得很清楚，是一部值得参考的好书。

韩先生我不认识，认识杨先生，他的大作还是承他惠赠的，我早就应该奉函致谢的了。他们对古律书研究的贡献，除各具慧眼外，都得力于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

说实在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在史学领域里已经开了很多好花，结了许多好果。我读书不多，见识短浅，不应多嘴。譬如在甲骨学商史研究上，裘锡圭先生对商朝宗族的研究，张永山先生对商朝的“臣”与“小臣”等解释，我以为都是好的代表著作，尊重史实的新贡献，忠于史实，敢于不苟同错误而又“权威”的说法，使我们了解到历史的真正情况，这就是极可贵的科学贡献。我们遵循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坚持下去，将来的发展是不可限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