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狂者”·“有学问的革命家”·“国学大师”——历史与时代大潮中的章太炎
自康有为以降的近代中国，思想之潮汹涌澎湃。有着数千年辉煌灿烂历史的中国文化，在它的传统时代曾经成功地消化了佛学这一异体文化，并且在世界上长期地保持着文化的领先地位。历史发展到近代以后，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到了西学这一异体文化的有力冲击，再一次面临着消化西学这一更加具有挑战性的异体文化的艰巨任务。在这样一个中西思想与文化剧烈冲突的历史年代里，中国也迎来了思想与文化史上的又一个高峰时期。处在这样一个“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特殊历史时期，中国的学术与思想界又出现了诸子竞起，论议攻难，纷呈迭出的局面。中国近代新诸子百家的崛起，为有着数千年历史的辉煌灿烂的中国文明，增添了一道新的壮丽景观。近代中国的思想与文化界，真可谓是群星璀璨，足可与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先秦时期相媲美。
通过仔细寻绎长达数千年的中国文化演化的历史进程，笔者发现，每当中国思想界非常活跃、面临着思想与文化转折的关键历史时期，中国的思想界也往往充满了十足的“狂气”。“狂”，似乎与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狂”，似乎也为中国文化的演化提供了强劲动力。“狂气”，乃是由“狂者”之气凝结而成，思想界“狂气”的形成，当然离不开“狂者”的出现，于是乎“狂者”辈出，也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春秋时期，孔子周游列国，楚狂接舆歌“凤歌”而嘲之，唐代大诗人李白据之写下“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这一传诵千古的诗句。
李白在《上李邕》一诗中写道：
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
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
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
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在像李白那样的传统的儒生文士们身上所显现的“狂气”，乃是志在于自由意志的发抒，张扬人类的自尊与自立精神，有着反传统、反权威的浓厚色彩。其在言行上，往往表现的是“大言”“殊调”；其在思想上，则往往表现的是非尧舜、薄周孔。孔子困于匡，曾经说道：“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他将己之一身视之为中国文化的“命运担当”，在孔老夫子身上，我们似乎也可以嗅出一股浓厚的“狂”的气息。在人生的道德修养上，孔子也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对于“狂”，孔子也将其视之为美德，给予了高度的肯定。打孔老夫子时候起，中国文化里似乎便具有了“狂”这样一种精神性的遗传基因。历代的儒生文士，似乎都或多或少地秉承着这一“狂”的精神性遗传。二千多年来，在文人学士阶层中形成的这一“狂”的传统，也一直没有中断过。“万物皆备于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舍我其谁？”——这是孟夫子的“狂”；“仰首依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这是宋儒象山夫子的“狂”；“我一生无少年运，无青年运，无中年运，只有一点老年运。……教一辈子书，不能买一安身地。只写了一些书，却是有成，古今无两。”——这是当代大儒牟宗三先生之“狂”；1942年，梁漱溟从沦陷的香港只身突围，一路惊险，别人都在为他的生命安危担心，但梁本人却非常自信，他说道：“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今天的我将可能完成一非常重大的使命，而且没有第二人代得。从天命上说，有一个今天的我，真好不容易。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会有的事。”——这是当代另一位大儒梁漱溟先生之“狂”。无论是先儒还是后儒，几千年来在中国历史上一脉衍续的儒者之“狂”，似乎都是在书写着一部共同的人类精神的历史，他们在张扬人类的自尊与自立精神的同时，均有着强烈的“承天命”自觉与道义担当。王阳明曾经这样说道：
吾自南京以前，尚有乡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处，更无掩藏回护，才做得狂者，使天下尽说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
王阳明是以非常得意的口吻，谈论他所达到的“狂者”的人生境界的。从孔夫子到梁漱溟，千千万万儒者们所崇尚的“狂”的精神，当然不是像普通人所说那样的鲁莽灭裂的狂妄自大、猖狂妄行，也不是“掩藏回护”的狂易失心，而是在有着强烈的“承天命”自觉与道义担当的同时，像王阳明那样“行不掩言”，“依良知行”，充分地张扬人类的自尊与自立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样的“狂”，孟夫子谓之为“大丈夫”，余英时先生称之为“良知的傲慢”。
近代中国亦可谓是一个“狂者”辈出的时代，除了上面提到的梁漱溟、牟宗三二位先生之外，像康有为、辜鸿铭、刘师培、宋恕、黄侃、陈独秀、熊十力等，这些足可以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光耀千秋的哲人，无不带有浓厚的“狂气”。然而，在近代中国的这些“狂者”之中，最耀眼夺目且最富有个性特征的，恐怕要数章太炎了。如果说孔老夫子所欣赏的“狂”，是一个褒美之词的话，那么，在世俗之人眼中将“狂者”视之为“疯子”“神经病”，则是一个不那么好听的词汇了。章太炎在少小的时候，罹有痫疾，说起话来疯头疯脑，又受其舅舅朱子春先生的影响，不修边幅，行为古怪，即初显“狂者”之姿。当章太炎以一个纯儒的形象现身于近代中国的社会改造运动时，“章疯子”这一诨名也曾经长时间地伴随着他。章太炎手中所执的一支凌厉无比的笔，往往令其论敌不得不三缄其口，所以其论敌也往往报之以“章疯子”一语而作自我解嘲的。章太炎的弟子鲁迅先生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记载：
民国元年，章太炎先生在北京，好发议论，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常常被贬的一群人，于是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曰“章疯子”。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的了。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登出来，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大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那怎么办呢？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时候，那题目是《章疯子居然不疯》。
被人骂称为“疯子”，在普通人来说，当然是件极不情愿的事，可是，对于章太炎，却并不以为忤。1906年，因“苏报案”事件被囚禁于上海西牢三年的章太炎，出狱之后来到日本东京，担任革命派的机关报《民报》的主编，在他向留学生发表的演说中，即大谈“疯子”与“神经病”的妙处。章太炎说道：
大概为人在世，被他人说个疯颠，断然不肯承认。除那笑傲山水诗豪画伯的一流人，又作别论，其余总是一样。独有兄弟却承认我是疯颠，我是有神经病，而且听见说我疯颠，说我有神经病的话，倒反格外高兴。为甚么缘故呢？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二分的神经病。近来有人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若有人说，假如人人有神经病，办事必定瞀乱，怎得有个条理？但兄弟所说的神经病，并不是粗豪卤莽，乱打乱跳，要把那细针密缕的思想，装载在神经病里。譬如思想是个货物，神经病是个汽船，没有思想，空空洞洞的神经病，必无实济；没有神经病，这思想可能自动的么？
章太炎在此“演说辞”中所说的“疯颠”“神经病”，乃是“狂”的另一种话语表述。章太炎不仅不以别人称其为“疯子”“神经病”为忤，“倒反格外高兴”，原因即在于他也像王阳明那样，是以“狂者”为其人生追求的。章太炎不但自己如此，他还激励他的革命同志多少要带点“神经病”气质（“狂气”），认为这样才可以干得起革命来。章太炎所具有的这样一种“神经病”气质（“狂气”），使他在从事革命工作时发为刚毅凌厉之气，就像王阳明所说的那样“行不掩言”，“依良知行”，从而成就其一代大革命家的人格形象。其弟子鲁迅先生曾经指出：
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鲁迅先生所说的这种“先哲的精神”，正是中国历史上在儒生文士群体之中代代相传的“狂气”，也即孟子所谓的“大丈夫”精神。章太炎不仅在行为上“狂气”十足，同传统的“狂者”一样，生死关头的对于中国文化的“命运担当”，在章太炎的身上表现得也是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1903年，章太炎因为“苏报案”事件，被租界当局囚禁在工部局监狱，在狱中章太炎曾经写有一篇“自记”，其中即说道：
上天以国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迄于今兹，三十有六岁。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惟余亦不任宅其位，繄素王素臣之迹是践。岂直抱残守阙而已，又将官其财物，恢明而光大之。怀未得遂，累于仇国。惟金火相革欤？则犹有继述者；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
他自觉地承担起对于中国文化的“命运担当”，在“革命”（“金火相革”）与“文化”（“国粹”）二者之间，他也是将对于“文化”的阐扬视之为高出于“革命”之上的。1914年，当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之破坏共和，再一次遭到囚禁时，他在写给汤夫人的家书中说道：“不死于清廷购捕之日，而死于民国告成之后，又何言哉！吾死之后，中夏文化亦亡矣。”他将己之一身视之为中国文化命脉之所系，终其一生，迄无变化。章太炎秉承自孔子以来传统儒者所具有的强烈的对于中国文化“命运担当”的“良知的傲慢”，在近代中国传统文化处于绝续之秋的当口，在彰显其“狂气”一面的同时，也显得悲情凝重。所以，对于中国文化，章太炎便不仅要“恢明”（阐扬）之，而且还要“光大”之。由此，在其具有传统儒者的“良知的傲慢”的同时，章太炎也有着西方学术传统中的“知性的傲慢”。章太炎主张“要把那细针密缕的思想，装载在神经病里”。这造就了章太炎“有学问的革命家”的人格形象。关于章太炎的学问，梁启超称之为“条理缜密”。在晚清之际亦被目之为“狂者”的宋恕则云：“枚叔，儒者也，恕，佛者也，稍不同志。虽然，枚叔之于儒，至矣！训诂、义理，非枚叔谁克集成？横绝古今，尤令恕有婢见夫人之畏也。”对于章太炎的学问，“狂者”宋恕“心诚折之”，“有婢见夫人之畏”。大凡接触过章太炎学问的人，又有哪一个不为之“心折”呢？论学问之精博、识断之精审，章太炎真可谓“古今无两”了。章太炎在学术上不仅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集大成者，而且还开启了现代中国学术的闸门，成为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关键性人物，这自然地造就了章太炎一代学术大宗师的人格形象。
章太炎自认自己是“疯子”“神经病”，同时代人也是这么看他，章太炎身上具有的这一“狂者”的品质，也铸就了他特立独行的行为与学术品格。宋恕在品评章太炎时，一则说他“其志行之高，文章之雅，风尘物色，难得其伦”；一则又说他“悱恻芬芳，正则流亚，才高丛忌，谤满区中”；一则又说他“孤怀高论，与世不谐”。当章太炎以一个“革命家”的形象现身，从不考究与人交接的处世艺术，而一以“狂者”的奉行“直道”以行事，尽管他志向远大，“悱恻芬芳，正则流亚”，却可能会由于与其他革命同志之间关系的不谐，而给革命大业带来负面的影响。章太炎在其充满传奇色彩的革命生涯中，志行高洁，无人能匹，但却由于太富有个性而与其革命同志时有龃龉，章（太炎）孙（中山）交恶即其明显例证。章孙交恶曾经给同盟会的分裂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使同盟会处于名存实亡的境地。在民国初年的政海波澜中，章太炎由于往往被事情的表象所遮蔽，又喜欢直言无忌，不免被人所利用。在民初进行共和政治建设的复杂的政治形势中，章太炎与以孙中山为主导的民主共和力量相疏离，直言无忌地批评民党，这在民党方面来说显然是极为不利的。孙中山曾经称章太炎是“吾党之狂生”，于心实亦至为沉痛。凡此种种，我们过去过多地从章太炎的“阶级属性”视角对之进行阐释，将章太炎之反孙视之为其思想倒退的象征。其实，从章太炎的角度来说，他之反对孙中山以及民初反对民党的很多言论，大多是就事论事，或者与其一贯的思想宗旨相关，并非是其出之于个人恩怨的意气用事，而实是其狂直之性的自然流露，且其所批评者也多中肯綮，只是由于章太炎不分场合，不讲策略，所以往往陷民党于难堪境地，客观上则帮了民党的反对派的大忙。由此看来，章太炎不谐于世的“狂者”个性，对于他走向革命道路，成为一代革命伟人来说，很可能会是一个角色的错位。但是，对于学问家与思想家的章太炎来说，他的这一“狂者”个性，则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了。章太炎在学术与思想上的“孤行独见”，虽也是“与世不谐”，被学者称之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异数”，但却不得不承认“章太炎的思想在许多方面达到了至今还无人能超过的深度”。而这一“异数”特性，也才是章太炎学术与思想的真正价值之所在。章太炎自己是以对于中国文化的“命运担当”为终生职志的，他一生不仅致力于“恢明光大”中国文化，而且还利用一切机会授徒讲学，培育文化的传人。在这方面，章太炎也可谓是声名卓著，直可力追宣圣。章太炎虽然是一代学术的大宗师，但章门却是大师辈出，这与“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的情形，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章太炎晚年手定《章氏丛书》，刊落一些“所向披靡，令人神旺”的“斗争的文章”，“一九二三年刻《章氏丛书续编》于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纯谨，且不取旧作，当然也无斗争之作”，其弟子鲁迅先生曾经为之扼腕叹息。鲁迅认为“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作为“战士”的鲁迅，也是以“战士”（“革命家”）的形象让其师活在其心中的。鲁迅称其师章太炎是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在“学问”与“革命”二者之间，鲁迅是更看重其师“革命”一面的功绩的。然而，章太炎从其早年到晚年，却是以对于中国文化的“命运担当”为职志，晚年则“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章太炎的这一自我角色定位，与其在历史上发生的影响，似乎是迥不相侔的。长久以来，学术界在界定章太炎时，也主要是一脉衍续了鲁迅的经典式定论。然而，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随着“国学热”在中国大陆的兴起，章太炎“国学大师”的形象愈益地得到了彰显，章太炎学术与思想的价值也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当代中国在对于“现代性”问题的探讨愈益深入的时代背景之下，章太炎学术与思想的“异数”性质，也得到了学术界更多学者的关注与敬服。如今，我们也可以说，中国乃至国际的学术与思想界在进行章太炎研究时，对于章太炎的面相观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当今中国的时代大潮中，学术与思想界对于章太炎的角色界定，在彰显章太炎“国学大师”形象的同时，其“革命家”的形象则渐渐地淡出了。
笔者身膺当今中国时代大潮冲击之余澜，耳染目睹着当今中国学术与思想界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不可避免地也往往会随着时代的步伐而律动，所以，在笔者的心目之中，章太炎作为一代“国学大师”的形象也是深刻而明晰的，而章太炎作为一代“革命家”的形象，则不得不要暂时地退隐了。由此，笔者在研究章太炎时，更加关注的自然也是章太炎在学术与思想领域的成就，而本著则也志在对章太炎的思想作一番悉心梳理，并且，尤其特别注重于章太炎思想内在理路的寻绎，至于有关章太炎的“行谊”，以及其“行谊”同其“思想”之间关系的论述，则毋宁可以说是疏略的（为了方便读者了解章太炎的行谊，笔者特制成“太炎先生行谊简谱”，作为“附录”，缀于书后）。笔者的这种对于章太炎面相观的产生，一方面与当今中国时代大潮之冲击不无关系，当然，另一方面，也是笔者长期以来沉潜思索，在与章太炎进行的多年对话之中，渐渐形成的肤浅看法。这种对于章太炎研究的处理方式，对于笔者来说，尽管也不免有着拘于一曲之慨，然亦无可如何。至于要对章太炎进行全面研究，对于笔者来说则尚需时日，我当黾勉求之，庶为完璧。遥想十六年前我在收到南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于兴奋之余，曾经命笔写下小诗一首，其词云：“世人谈说重商贾，我独披书一快哉！卅年男儿苦不立，何患无期遨九陔？”到而今，卅年之志未达，不惑之期已至，可为浩叹！世事纷呶，情随境迁，虽布被秋风，东漂西泊，然向学之心，固未尝一日或息也。坡翁诗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江南三月，草长莺飞，南国的雨，霏霏微微，亦正可入画。当此时节，栖身长安，完成此篇，又别有一番滋味上心头。以天纵之愚，不敢自鸣，此篇之作，诚所谓“雪泥鸿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