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心学思潮与传奇风行

如果戏曲活动仅仅成为文人士大夫歌舞享乐的生活方式，那么也就不值得称道了。透过征歌选舞的表象，我们不难发现，文人士大夫之所以迷恋戏曲，更出自于表达主体精神、抒发主体情感的内在需求。

传奇戏曲之所以在晚明蓬勃兴盛，风行于世，从意识形态方面来看，无疑与晚明此起彼伏、汹涌澎湃的心学思潮与实学思潮关系密切。而心学思潮与实学思潮的涌动泛滥，在根本上又是晚明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心理和社会风习共同作用的产物。

明中后期，王守仁心学诸流派甚嚣尘上，成为社会上主要的哲学——文化思潮。后七子的巨魁王世贞就说：“今天下之好守仁者十之七八”。在王学诸流派中，尤以泰州学派最富叛逆色彩，先后出现了王艮、颜钧、罗汝芳、何心隐、李贽、焦竑等著名的思想家。他们的学术思想延续王学的余荫，但却自成一家，风动宇内。

王守仁主张学问贵在有所心得，不盲目地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对以圣贤为偶像崇拜有所持疑。李贽在《答耿中丞》、《题孔子像于芝佛院》、《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等文章中，进一步申发了这一观点，指出：“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给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

王守仁一贯主张，不必拘泥于《六经》载籍的陈说旧论，强调以“心”作为裁判《六经》的标准，“求《六经》之实于吾心”。李贽发挥此说，在《童心说》一文中，认为《六经》、《论语》、《孟子》等书，不过是当时的“迂阔门徒，懵懂弟子”的随笔记录，大半不是圣人之言；就算有圣人之言，也只是“因病发药，随时处方”，怎能作为“万世之至论”？因此，“《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

王守仁认为，平民百姓通过“致良知”，就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因此，“圣人”和“愚夫愚妇”之间并不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人人皆可为尧舜”。到了王艮那里，进一步指出：

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

他把理论的立足点从圣人转移到百姓，表达了一种富于近代意义的平等观念。而李贽所说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更为直截了当，简单明白，完全摘去了罩在人伦物理之上的神圣光圈，使它成为世俗的东西了。

王守仁要求去人欲而识天理，追求一种摆脱物欲、无所牵挂的“心体”，这种“心体”不能不染上感性情感的色调。泰州学派的学者由此出发，把心学愈来愈向感性方向推挪，明确地提倡自然，肯定人欲。李贽以绝世之资，大讲“童心”，提倡“私欲”，开近代自然人性论的先河。他在《童心说》中解释道：“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在《德业儒臣后论》中说：“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这就把“私欲”的价值推向了极端。

可见，泰州学派的思想深受王守仁心学的影响，它们都是对当时红得发紫的程朱理学的反拨。只不过泰州学派走得更远，更加离经叛道罢了。正如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二《泰州学案·序》所说的，他们“多能赤手以搏龙蛇”，“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这种离经叛道的思想超越了统治阶级的思想樊篱，悖逆于传统观念，不免涂染上叛逆的色彩，这怎能不被当时的统治者和理学家视为“异端之尤”呢？李贽即以“异端”自居、自豪，终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被捕，死于诏狱。但是他的学说却反而不胫而走，明末沈瓒《近事丛残》载：

李卓吾好为惊世骇俗之论，务反宋儒道学之说。其学以解脱直截为宗，少年高旷豪举之士多半乐慕之，后学如狂。不但儒教防溃，而释氏绳检亦多所屑弃。

在泰州学派的鼓荡下，肯定人的私欲，追求个性自由，张扬世俗享乐，形成明中后期一股思想解放的文化思潮，如狂飙突起，弥漫于整个社会。颜钧认为：“平时只是率性所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何心隐主张：“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声，性而安适，性也”；李贽宣称：“盖声色之来，发乎情性，由乎自然”；袁宏道怀疑“夫世果有不好色之人哉”；陈确提出：“盖天理皆从人欲中见，人欲正当处，即是理，无欲又何理乎”……

哲学思想既是社会风习、社会心理的理论表述，反过来也对社会风习、社会心理产生了巨大影响。明人吕祖师曾感慨当时的文人雅士对声色之事津津乐道，恬不知耻，说：“尝见读书才士，与一切伶俐俊少，谈及淫污私情，必多方揣摩，一唱百和，每因言者津津，遂使听者跃跃。”晚明政治已经腐败到“国势如溃瓜，手一动而流液满地”的境地。商品经济的急剧发展，金钱万能的广泛影响，使富人放纵声色，市民逐利追欢，“世俗奢僭”、“伤风败俗”，形成无法遏止的社会潮流。人们认识到，“天理”的皈依、伦理的笃信、人欲的邪恶等等传统的规范、价值、标准，都是虚假的或可疑的，都是不可信的或无价值的，只有世俗的人生享乐才是真的，只有个体的感性欲望才是真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摆脱伦理羁缚，沉溺于世俗生活，满足感性欲望的需求呢？这种社会心理、社会风习，强有力地冲击着盘根错节的传统社会秩序。

与社会心理、社会风习和哲学思想相呼应，晚明时期一股“主情”（即主张以个人的主观心灵、真情实感为文学的本源、对象和功能）的进步文艺思潮席卷文坛。李贽以崇尚“自然之性”为基础，倡言：“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徐渭主张：“古人之诗本乎情，非设以为之者也。”汤显祖宣称：“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屠隆指出：“夫文者华也，有根焉，则性灵是也。”袁宏道《叙小修诗》说：“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说：“至于今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各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谭元春也强调：“夫作诗者，一情独往，万象俱开，口忽然吟，手忽然书。即手口原听我胸中之所流，手口不能测；即胸中原听我手口之所止，胸中不可强。”

受到主情思潮的启发，晚明传奇作家明确地指出曲（包括散曲和剧曲）是“心曲”，是表达人的主观情性的最佳艺术样式：

且子亦知乎曲之道乎？心之精微，人不可知，灵窍隐深，忽忽欲动，名曰心曲。曲也者，达其心而为言者也。

闻之曲为心曲，名言为曲，实本为心。

诗不如词，词不如曲，故是渐近人情……快人情者，要毋过于曲也。

夫曲者，谓其曲尽人情也。

曲本于“心”，是“心”的物化产品。而且，由于曲更为通俗而又高雅，更为酣畅而又幽曲，因此比之传统的诗词文赋更便于表达人的主观情性。

在主情思潮的推动下，晚明剧坛上掀起一股“近情动俗”的传奇创作热潮。清顺治间高奕《新传奇品序》说：

传奇至于今，亦盛矣。作者以不羁之才，写当场之景，惟欲新人耳目，不拘文理，不知格局，不按宫商，不循声韵，但能便于搬演，发人歌泣，启人艳慕，近情动俗，描写活现，逞奇争巧，即可演行，不一而足。其于前贤关风化劝惩之旨，悖焉相左；欲求合于今，亦已寥寥矣。

综观古今中外，只有解脱传统观念束缚、表达人的真情实感的文学艺术，才能自由自在地在广阔天地中展翅翱翔。正是由于背离了传统的“前贤关风化劝惩之旨”，“近情动俗”、“逞奇争巧”，才促成了传奇戏曲的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