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实学思潮与传奇风行

实学是明代后期出现的一股进步的思想潮流，由东林学派开其端绪，至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趋于高潮，到清代道光、咸丰年间的龚自珍、魏源等宣告结束。这一思潮针对宋明理学的日益空疏，尤其是王守仁心学的“禅化”，表现出尚实学、重实证、讲求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心性的基本特点，由学术思想领域而影响及于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学艺术。

实学思潮的兴起，是晚明社会矛盾激化的必然产物。明代万历年间以后，明王朝政治腐败，危机深重，专制统治濒临崩溃的边缘。万历间李应升曾精确地概括道：

盖天下有三患：一曰夷狄，吭背之患；二曰盗贼，肘腋之患；三曰小人，心腹之患。

“万历民变”、白莲教起义和李自成、张献忠起义等下层百姓（所谓“盗贼”）与统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东北努尔哈赤建州女真部（所谓“夷狄”）入侵的民族矛盾，以及“东林党”与“邪党”（包括昆、浙、宣、齐、楚诸党）、“阉党”等统治阶级内部所谓“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党争，所有这些矛盾的合力，把明王朝推向了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绝境。在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里，一批进步的文人士大夫面对动乱的现实和危机的国势，有感于王学末流谈空说玄，空疏误国，主张发扬儒家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从事实事、实政，“贵实行”，力图改革弊政，提倡“有用之学”，于是实学思潮就应运而生了。

东林学派的出现有力地助长了实学思潮的蓬勃展开。早在万历八年（1580），江苏无锡人顾宪成会试中式，组织“三元会”，“日评骘时事”，就开始了讲学活动。到万历十四年（1586），在他周围已经隐然形成了一个“外人”（即在野势力）集团，凭借社会舆论，同“庙堂”（即在朝势力）互相抗衡。

万历三十二年（1604）秋，由顾宪成、顾允成兄弟首倡，偕同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修复江苏无锡东林书院，聚众讲学，并明确地把读书、讲学和关心国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东林书院有一幅著名的对联，写道：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他们的讲学活动，吸引了许多有志之士争相趋赴，人数之多，使东林书院“学舍至不能容”。于是，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以东林书院为主体的东林学派，便在读书、讲学、救国的呼声中正式诞生了。其后，像赵南星、李三才、邹元标、冯从吾、周起元、魏大中、李应升、杨琏等在朝的正直官员，也往往与东林书院遥相应和，形成朝野相呼、南北相连的声势。这时，东林书院实际上成为一个社会舆论中心，“与政府每相持”，“凡一议之正，一言不随俗者，无不谓之东林”，作为学术团体的东林学派又逐渐扩大成为一个政治派别，时称“东林党”。

在政治思想上，东林学派反对封建独裁专制，极力抨击大宦官、大官僚的专权乱政，积极地“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以期革新朝政。他们一方面积极肯定“清议”的必要性，以“清议”反对当政者，认为：

将长安有公论，地方无公论邪？抑缙绅之风闻是实录，细民之口碑是虚饰邪？

这种以天下人的舆论来制约朝廷政治的主张，体现了文人士大夫积极干预政治的自觉意识，为清初思想家们提供了思想启迪，也为清初实学高潮的形成创造了思想条件。另一方面，东林学派成员反对权臣、宦官及其爪牙，反对矿税与贪官污吏，主张改良政治，甚至把矛头指向皇帝：“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崇聚财贿，而使小民无朝夕之安？”这种激烈的批判精神，形成一代政治风貌。

在学术思想上，东林学派把王学末流的空谈心性而不务实学，看成是“以学术杀天下”，把能否治国平天下作为学问是否有用的尺度。顾宪成“论学以世为体”，反对“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主张念头要“在世道上”。高攀龙提出了“学问通不得百姓日用，便不是学问”的观点，提倡“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东林学派还严厉批评“良知”之说，反对王学末流的“空言之弊”，而“贵实行”，重视“躬行”，提倡做学问要“参求”、“理会”、“判明”、“印证”、“体验”和坚持，要“讲”、“习”结合。这种“躬行实践”的主张，到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等发展为“言必证实，言必切理”的重实践、重实证的一代新学风。

此后以张溥、张采、陈子龙为代表的复社名士，接武东林，认为造成明末吏治腐败、士人无行的原因，就在于“士子不通经术”，在于王学末流“其说汪洋，其旨虚渺”。他们从学术“务为有用”出发，立志事功，务为实学，提倡以通经治史为内容的“兴复古学”。陈子龙主张研究“时王所尚，世务所急”的“实学”，编辑《皇明经世文编》。他们开创的“通今”、“实用”的治经新风，直接启发了清初顾炎武倡导“经学即理学”的经学研究，和黄宗羲及其弟子的浙东史学“经史致用”的学风。

这时的一些学者从务实出发，积极从事自然科学活动，为实学思潮的兴起推波助澜。如徐光启的富国强兵之旨和《农政全书》，以及引进西方历法、数学等“主于实用之学”，徐宏祖《游记》中实地考察之学，宋应星《天工开物》的“成务”在人的科技观等等，都成为实学思潮的组成部分。

在实学思潮的影响下，明末的文学家们逐渐从主情思潮的狂想中清醒过来，正视活生生的现实政治，提倡求实致用的文学，表现出鲜明的现实批判精神和忠诚的伦理救世思想。人们要求文学责无旁贷地肩负起批判腐败政治、挽救民族命运、寻求社会出路的重任。如陈子龙在肯定“情以独至为真，文以范古为美”的基础上，特别强调文学的内容要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

夫作诗而不足以导扬盛美，刺讥当时，托物连类，而见其志，则是《风》不必列十五国，而《雅》不必分大小也，虽工，而余不好也。

他认为，“诗之本”是“忧时托志”，痛斥“后之儒者”秉持“忠厚”诗教，“曰‘居下位不言上之非’，以自文其缩然。自儒者之言出，而小人以文章杀人也日益甚”。卓人月相信文学具有平乱治国的政治功能，说：“夫儒者以文章为干橹，可以起八代之衰，而不足以平一方之乱者，未之尝闻。”这种求实致用的文学主张，在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那里，更得到发扬光大。

于是，明末的小说创作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征实尚史的倾向，产生了一大批“动关政务，事系章疏”的时事小说。无独有偶，以“寓言”著称的戏曲创作也产生了大批时事剧作品。这些征实尚史的时事小说与时事戏剧，与当时大量的诗文作品一起，汇成了一股波澜壮阔的求实致用思潮，蔚为明末文坛的奇观。

毋庸置疑，心学思潮是晚明时期传奇戏曲风行的主要动力，但它却不是全部的动力。因为传奇戏曲决不仅只是作家抒情写意的工具，由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和戏剧艺术的自身特性所决定，传奇戏曲还有着显而易见的伦理教化功能和社会实用功能。

如前所述，秉承“文以载道”的传统，传奇戏曲自其崛起之日起就一直强化着它的伦理教化功能。到明后期，以传奇戏曲作为教化的工具仍然是戏曲家们的共识。如沈璟传奇，“命意皆主风世”；王骥德要求作家“取古事，丽今声，华衮其贤者，粉墨其慝者，奏之场上，令观者藉为劝惩兴起，甚或扼腕裂眦，涕泗交下而不能已，此方为有关世教文字”。当然，伦理教化本身有着劝善与惩恶的双重功能，如果说生长期教化传奇明显地倾向于劝善的话，那么勃兴期传奇则更多地偏重于惩恶，这显然受到实学思潮所倡导的批判精神的濡染。实学思潮的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刘宗周在《人谱类记》卷下中就曾认为，为了挽救末世颓风，“主持世道者”，正宜从戏剧“设法立教”。

另一方面，戏曲创作在明后期已经得到广泛的普及，成为文人士大夫得心应手的文艺样式，于是在戏曲创作中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社会实用倾向。有应他人请托而创作戏曲的，如张凤翼的《平播记》传奇，是“大将楚人李应祥者，求作传奇以侈其勋，润笔稍益厚”；有为奉承他人而创作戏曲的，如黄维楫“在王新建座上”作《龙绡记》传奇，“为新建寿，三日而成，又五日而伶人遂歌以侑觞”；有为娱亲庆寿而创作戏曲的，如张凤翼作《祝发记》“上太夫人寿”，祁麟佳作《庆长生》杂剧“以寿母”，王衡作《真傀儡》杂剧为其父寿；还有为交相攻讦而创作戏曲的，如郑之文与吴兆合作《白练裙》传奇，讽刺屠隆与王稚登的好色；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明后期传奇实用倾向的加强，在某种程度上不也与实学思潮因缘相关吗？

总之，在实学思潮的影响下，传奇戏曲更为自觉地关注现实，更为密切地贴近生活，既汲取了丰富的思想文化乳汁，又得以充分发挥其舞台演出的直观性和感动人情的普遍性的特征，从而如御八骏，风行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