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一场没有答应的饭局

最后一次接到阿毛的电话，是2016年6月的某一个星期五下午，正在为了写一个汇报材料绞尽脑汁的时候，电话响了，听筒里传来阿毛一贯低沉的声音：“周主任，明天你们休息，到我这钓钓鱼，吃个饭？”

没敢答应，也不能答应，这注定是一场不能答应的邀约。

第一次见到阿毛，是2015年12月的某一天，自从回到医院负责医患沟通办公室开始，我已经习惯了在工作时间调动全身细胞应对患者的各种诉求，有理的、无理的、合理却不合法的。那天下午，阿毛出现在我的办公室，左胳膊别在胸前，外套的颜色像很久没有洗过一样，满脸胡须，目光低垂、眼珠偶尔会转动一下，他用特有的低沉的声音诉说着：“医生，我做了手术以后胳膊不能动了，我以后怎么办？”

阿毛到我办公室诉说前，因“颈部包块”在我所在的医院做过一次手术，手术后发现右上肢运动、感觉障碍至上级医院数次就诊，终究难以恢复到术前状态。阿毛术前在一家机械生产企业从事一线工作，右手活动受限已影响到他的工作和生活，为此，他要向医院寻求一个“说法”。

阿毛非常淳朴，文化水平不高，和他沟通非常困难。通过查阅住院病历，请院内普外科相关专家讨论，我开始意识到，阿毛的手术过程可能存在问题。上级医院就诊病历记载，阿毛“有臂丛神经损伤”，查阅我院的住院病历得知，阿毛右颈部的包块与神经粘连，术前已诊断“神经鞘瘤”，术中探查见肿瘤边界清楚的情况下，未作术中快速病检即予完整切除，且术后未采取神经离断补救措施。出于医生和医患办公室工作职责的本能，在第二次与阿毛接触的时候，我开始试探性地询问：“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阿毛并没有提具体的要求，他只是要一个“说法”。他不懂医学，反复和我讲：“手术前我右手没问题，手术后为什么就没以前好使了呢？”整个诉说的过程对主刀医生也没有任何意见。

不巧的是，阿毛的主刀医生和我的关系非常好，人终归有点私心，这个时候，这点私心真的让我为难了！一方面是患者的利益，另一方面是医院的利益，而且，不管多大额度的赔偿，根据医院的规定最终要按比例落实到主刀医生头上，而就我了解的情况来看，这不是一个小数目。

我没法利用自己处于医学知识的优势在沟通中对阿毛作某种似是而非的解释，虽然这是我面对某些无理诉求的时候偶尔会做的，但这次真的不能，这是作为一个医务人员的良知。但同样我也不忍心因这一件事情让我的同事背上沉重的包袱，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经济上的，毕竟，从我对他的了解来看，他是一个很踏实、很敬业的临床医生，他的出发点是为了解决病患，他也不可能故意造成阿毛这种处境。

思前想后，又和阿毛的主刀医生反复沟通，过了十来天，我还是打了个电话给阿毛，建议他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阿毛不肯，他觉得鉴定时间太长，得两三个月呢，同时他也有担忧，怕事态扩大之后对他的主刀医生不利。

阿毛和他的妻子又来找过我好几次，他的妻子是一个普通到转眼就会想不起来的农村妇女，反复地向我诉说：“我们家就靠他那点工资，现在怎么办啊？”

最后一次见到阿毛妻子的时候，是一个春日的下午，阳光从办公室窗口照到我的身上，我在与春困的斗争中终于控制不住情绪，在反复劝说和解释鉴定的公正性仍然无果后爆发了：“要不鉴定，要不就不要来找我了。”

阿毛决定鉴定了，但我不知道那一刻他能不能理解，在现有体制下，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解决医疗纠纷最合理、最公正的途径。

鉴定很顺利地进行，阿毛提交申请，我和主刀医生商量后按惯例提交陈述答辩，鉴定会议上专家提的问题很尖锐，我在想回去以后要将这个案例放入全院医疗安全教育的内容，提醒我们的医务人员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按部就班地收到鉴定结论，和律师商量后续处理方案，征求主刀医生意见，向院领导汇报，最终，阿毛也得到了合理的补偿。

最近一次见到阿毛的时候，是在门诊现场处理一起医患矛盾，阿毛陪妻子在看病。在患者对我发火时，阿毛插话劝说：“你听听他的，没错。”事情处理完结后，才发现阿毛一直在等我，他旧话重提——请我吃饭，我依然不能答应！

工作以来，先后混迹于医院和卫生局，从参与到主导处置医患纠纷，遇到过各种各样的矛盾，阿毛给我的印象是最深刻的。不仅仅是所有医患纠纷中他是唯一一个事后要通过“吃饭”的形式向我表达某种感情的，他也是我处置医患矛盾中见过的最无助、最淳朴、在相对较低的文化水平上最愿意尊重科学的一位患者。庆幸的是，他的主刀医生并未因事后个人的经济处罚对我有任何的意见，在全院的医疗安全教育会议上通报该案例后，普外科也重点进行了科室学习讨论。医疗科学本身就是一门在探索中前行的科学，我相信，只要有这样的患者、这样的医务人员、包括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在内的实事求是的经验总结和反思，我们的医疗技术水平肯定会在探索中不断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