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清之际

明清之际，阳明学在“尊朱辟王”的朱子学、顾炎武经世之学、尚习行重实用的颜李学派三股力量的不断围剿下，渐渐被世人视为“空疏”“清谈”“恣肆”“误国”之学。

张履祥（1611～1674）、吕留良（1629～1683）与陆陇其（1630～1692）声气相通，同斥王学祸乱天下之罪，张履祥说：“近世学者（指阳明学——引者），祖尚其说（指象山学——引者），以为捷径，稍及格物穷理，则谓之支离烦碎。夫恶支离则好直捷，厌烦碎则乐径省，是以礼教陵夷，邪淫日炽，而天下之祸不可胜言。”吕留良同样指出，陆王学不事“格物穷理”，而只盲从于内在良知，必造成“功利”“权诈”等谬害，而最终导致“陆沉”之家国之痛：“如陆、王之自以为立大体、致良知矣，而所为、所诲，皆猖狂傲悍，日骛于功利、权诈是也。凡诸谬害，皆从不穷理而空致知来。”“道之不明也，几五百年矣。正、嘉以来，邪说横流，生心害政，至于陆沉。此生民祸乱之原，非仅争儒林之门户也。……而紫阳之学，自吴（澄）、许（衡）以下已失其传，不足为法。今日辟邪，当先正姚江之非。”陆陇其则有明代亡于学术之判语：“王氏之学遍天下，几以为圣人复起，而古先圣贤下学上达之遗法灭裂无余。……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明代亡于王学的观点几乎成了朱子学反击王学的一大利器，如张烈（1622～1685）《王学质疑》云：“阳明一出而尽变天下之学术，尽坏天下之人心，卒以酿乱亡之祸。”

顾炎武（1613～1682）《日知录》“朱子晚年定论”条：“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之正，岂不在于后贤乎！”在“王介甫之新说”下，顾炎武又注曰：“《宋史》林之奇言：昔人以王（衍）、何（晏）清谈之罪甚于桀、纣，本朝靖康祸乱，考其端倪，王氏实负其责。”顾炎武把三王（王衍、王安石、王阳明）并提，意在指责王阳明良知学误国，要王阳明对明王朝的灭亡负责。王、何开魏晋玄风而致“五胡乱华”，王安石《三经新义》“穿凿破碎无用之空言”而致靖康祸乱，至于王阳明的良知学之流祸较之前二者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新学之兴，人皆土苴《六经》，因而不读传注”，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颜元（1635～1704）则程朱陆王并斥，称“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也”。因生活在清初，他对明亡一事自不宜过于渲染，于是只能围绕宋丧于异族之手做文章，一再称理学家要为宋亡负主要责任，对于理学读书、静坐之习，颜元论曰：“当时所急，孰有过于兵机者乎！正宜诱掖及门，成就数士，使得如子路、冉有、樊迟者相与共事，则楚囚对泣之态可免矣。”对于朱子佛老之失说，颜元嘲讽说：“尽空一切者，却不曾尽空，以吾中夏圣人之遗泽自在人心，自在遗俗，非佛氏不近人情、全无天理之道所能空也。惟先生辈以佛氏之实，灭圣人之业，而我中夏之学术尽亡，无由成人才，而一切乃真空矣。呜呼！岂惟吾道哉？虽求老氏之机关巧便，兵、数、刑名，何可得哉？故曰，宋儒为金、辽、元、夏之功臣。”言外之意，阳明亦是满清入关之功臣，“冒入孔庙从祀者焉能辞其责哉”？

持王学亡国论者绝不止以上数家，如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中亦有以下激烈之判语：“王氏之学，一传而为王畿，再传而为李贽，无忌惮之教立，而廉耻丧，盗贼兴，中国沦没，皆惟怠于明伦察物而求逸获，故君父可以不恤，肤发可以不顾。陆子静出而蒙古兴，其流祸一也。”

明朝是否亡于学术、亡于阳明学，此处不论。但将阳明学斥为空疏、无用、清谈、误国之学，一个很大的麻烦是阳明本人之事功在理学家乃至儒者之中都是佼佼者。于是何栋如（1572～1637）就说阳明会打仗跟他早年学习兵法有关，跟他良知学没有任何关系，跟他学习的徐波石（？～1552）任云南布政司期间中土司诈降之计而被杀，即说明阳明良知学之无用。颜元则说，阳明只是天资高，会打仗而已，他本人则从不教学生习战，所以阳明在江西之事功，参与者皆外人，弟子辈都是旁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