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阳之体”与“阳常有余”辨

“纯阳之体”说，首见于《颅囟经·脉法》，曰“凡孩子三岁以下，呼为纯阳，元气未散”。小儿3岁以内是人之一生生长发育最为迅速的阶段，尤其是婴儿时期，在1年内体重比初生时增长2倍以上，身长增加一半，其脏腑功能、感情智慧亦有日新月异的变化，表现出一派生机蓬勃、发育迅速的旺盛生发之象。故“纯阳”之阳，是狭义之阳，特指其生机、生命力；而不能与广义之“阳”（泛指机体脏腑的一切生理功能和活动）相混淆。钱乙《小儿药证直诀》的卷首由纪昀等人在《四库全书提要》呈词中说：“小儿纯阳，无烦益火”，显然是把“纯阳”作为广义之阳，认为小儿所有脏腑的阳气都是旺盛有余的，不必去补益阳气。这在理论上固然不妥，在临床上也是有百弊而无一利的。正如罗整齐的《医论选》所言：“纯阳，原非阳气之有余也，特稚阳耳；稚阳之阳，其阳几何！”在临床中可以看到，小儿毕竟是稚阴稚阳之体，发病时阴液易耗，阳气易伤。阳气不足，既有先天不足，亦有后天喂养失调而成，更有外邪所伤或失治误治所致，此时若不益火扶阳，何能复其正而祛其邪？

至于“纯阳”之“纯”，是指“纯净”之意。襁褓小儿，无七情六欲所扰，更无房欲劳倦之伤，其“阳”纯净旺盛，而非“纯粹”有阳气而无阴。如吴鞠通《温病条辨·解儿难》所言：“古称小儿纯阳……非盛阳之谓。”因此，把“纯阳”看成有阳无阴或阳亢阴亏，都是错误的。

《中医儿科学》5版教材指出，对“纯阳”学说尚有另一种理解，认为“所谓‘纯阳’者，指的是阳气偏盛，‘小儿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主要表现在‘所患热病最多’的情况下，诸如小儿外感，化热最速，阳盛则热，热极生风。认为小儿无论外感六淫，内伤饮食，或感染时令疫毒，都易化热化火。”此说大有商榷必要。固然，小儿发病易于化热化火，所患热病最多，这是符合临床实际的。但究其原因，却不是“阳常有余”所致。首倡小儿“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者，是明代医家万全（万密斋），其在《育婴家秘·五脏证治总论》云：“水为阴，一水不胜二火，此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一水”者，指肾水；“二火”者，指君火与相火。据火有“二”、水有“一”而断定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似属牵强，也不符合小儿易虚易实、阴阳易伤的病理特点。况且成人亦有“二火”、“一水”，何不亦称“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可见万氏此论，实难自圆其说。

至于元代朱震亨在《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提出的“阳有余阴不足”，则是指“人受天地之气以生，天之阳气为气，地之阴气为血。故气常有余，血常不足。”而“天大也为阳”，人之阴气“难成易亏”，故曰阳有余而阴不足，主张保重精血以维持身体阴阳的相对平衡，此为其在临床上侧重滋补法的理论根据之一。此论与万氏之“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概念上截然不同，不可相提并论，以免造成理论上的混乱。

既然小儿“易化热化火”、“所患热病最多”的原因不在于“阳常有余”，其因何在？清代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幼科要略》中指出：“襁褓小儿，体属纯阳，所患热病最多。”所言一语中的。“纯阳”之“阳”，指小儿生理上旺盛的生命力，在发病过程中，则表现为反应敏捷，对创伤有强大的修复力，对外邪有较强的反应能力。病证的属“寒”属“热”，不仅与病邪的性质有关，更取决于机体阳气的盛衰。若阳气较为旺盛，邪气往往从阳化热。因此，小儿感邪后“易化热化火”、“所患热病最多”也就不难理解了。至于认为小儿“易热”的原因是“由于‘稚阴未长’，故易阴伤阳亢，表现热的证候”，似乎有失偏颇，阴伤阳亢之热证，为虚热，临床上毕竟只属少数，小儿热证，还是以实热居多。

综上所述，小儿阳非有余，其“纯阳”之“阳”和“稚阳”之“阳”，均是其生命活动中弥足珍贵的。在平常要合理喂养和调护，以促进其生长发育。在发病时，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其纯阳之体易趋康复的特点，及时、准确地辨证施治，以求“得其本而撮取之，则一药可愈”（张介宾《景岳全书·小儿则》）；另一方面，要审慎用药，中病则止，以免戕害其阳气，以致病情缠绵难愈甚至影响其生长发育。

（黎炳南　黎世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