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

自1969年毛泽东通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元旦社论，提出“清理阶级队伍”以后，学校便掀起了抓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的阶级敌人运动，我们系原有政治历史问题的都交代清楚并做了历史结论的又重新翻出来审查、调查，但没有发现什么新材料。老革命曾文经50年代写过一本关于苏联经济建设经验的书，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苏联学者曾通过中联部在我校党委成员陪同下访问过曾文经，为此，他便被扣上了“里通外国”的罪名，要他坦白交代是如何里通外国的修正主义分子的，等等。自然辩证法教研室的一位同志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进行斗争。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很多人遭到迫害。中国人民大学在“五七”干校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开始搞得很神秘，后来大会小会动员，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揭发“五一六”反革命阴谋。在群众的斗争下，所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交代了很多人，造成了扩大化。住在“水晶宫”的经济学家陈秋梅被检举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开斗争会要他老实交代“五一六”反革命阴谋，他不想乱咬而冤枉别人，一天晚上由我们教研室的杨宪邦同志看守，结果陈秋梅在被子里割腕自杀了，第二天早上不起床才被发现，杨宪邦一夜就坐在他床边守着，也没有发现。

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的同时，也开始清理人大两派的经济问题，当时两派都印刷了很多学习资料和首长讲话。军宣队认为“人大三红”负责印刷、发售学习资料和首长讲话的李华同志有很大的经济问题，因此专门组织专案组，要她交代贪污问题。两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管理混乱，本派的人要学习资料，可以随便拿，即使下面“战斗队”或系里的人去领，也不一定都记得签字。由于印刷的总数与分配、出售数目出入大，便认为是私自出售贪污了。后来李华的问题转到篾工班，由我负责清理，她一笔一笔地做了交代，也回忆漏了登记、忘了登记以及没有做账目的情况，我们尽量做了核实，我认为她没有问题，在向军宣队详细汇报后，便释放了她，否则她还得挨斗。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冤枉人太多了，伤害人太狠了，人格的尊严得不到尊重，人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