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家庭四分

1971年元旦以后，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研究所（所址在武昌宝积庵）要下放我妻子邓金兰到湖北光化县的一个生产大队插队安家落户，接受劳动改造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也是当时中央的指示，是干部下放劳动的一种形式。当时，我们有3个孩子，大儿子张健，1963年出生，二儿子张清，1967年出生，三儿子张文勇，1970年出生，他们的户口也要随我妻子迁到农村。那时，大儿子上小学，二儿子上幼儿园，三儿子只有半岁，在武汉由我大妹妹带。当时，我在江西“五七”干校劳动，邓金兰插队落户要与生产队社员一起出工劳动，整天在田里劳动，没有办法照顾好两个幼小的孩子。因此，我只得将二儿子和三儿子送回浙江温州老家去养，大儿子由邓金兰带去插队落户。我们收拾了儿子的旧衣服，打成一捆，买好由武汉到上海的船票，我们虽然结婚近10年，却没有什么家具，除了一只木箱、一个我用武汉生火供应的木柴做的小碗柜、一张单位折价配给的旧木床和一张三屉桌外，一无所有，现在想起来真是寒碜。我们两个大学毕业生，当时也算最高的学历了，生活却很艰难。在日本侵略军占领温州时，我大妹妹在逃难中摔伤而驼背，她身体很弱，抱半岁的张文勇走路有困难，我们就准备了两只箩筐，一根扁担，一只箩筐放张文勇，一只箩筐装旧衣服。从武汉坐船到上海码头，码头上岸要走很长的路，我便挑着三儿子和旧衣服，大妹妹领着二儿子走得慢，距离拉开了约100米，我就放下担子，跑去抱二儿子，这样来回倒着走，上岸后又要走很长的路去买上海到温州的轮船票，然后到另一码头乘海轮，武汉到上海是长江内河轮，上海到温州是沿海走。这个码头的路比前个码头更长，我们还是采取一段一段接的办法。到了夜里，轮船开出吴淞口，海上风浪大，船摇晃得很厉害，我只想吐，大妹妹也想吐，我叫大妹妹躺在床上不要动，也不要坐起来，同舱的几个女的已不断地吐起来。好在两个儿子已熟睡，但我大妹妹最终还是吐了，我很难受地忍住了。这样，终于到了温州，由温州码头上岸后，又坐船到永强三都桥北我的老家，三儿子由大妹妹在武汉带了半年，所以就放在我的老家，二儿子被送到瑞安县城岳父母家，由岳父母带。岳父在杂货店上班，岳母已经带了邓金兰大姐的一个孩子，现在又增加了一个小孩，所以她很辛苦。我在江西余江“五七”干校，我妻子在湖北光化插队落户。这样，我们一家就四分了。这在当时中国不在少数，很多家庭都四分五裂。

我回到江西余江“五七”干校后，军宣队传达《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精神，特别强调指出：大多数教师和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从1949年以来，“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等。这样，“五七”干校一方面抓阶级斗争，斗争有“问题”的人，并继续清查“五一六”分子；另一方面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在斗争紧张的时候，有一职工开动电锯，头触电锯而自杀；我系也有教员上吊自杀。在活学活用中，我没有那么立竿见影的、生动的事例作为活学活用的表现，所以从小组到队部，我都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我认真地看了一些书，特别是朱熹的著作。这时，篾工班的任务已基本完成，篾工班解散，我们各回原连队，我就回到二连工具房工作，开始修补用坏了的篓、筐及铁锨的柄等，篾工、木工的活都做。由于中国人民大学停办的信息已正式传达，所以人民大学就不可能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学生了，我们就要死心塌地地走一辈子“五七”道路了，这是军宣队领导一再强调的。劳动一天，身体很累，根本不想动，但思想上除了军宣队指定要学的书外，总觉得缺点儿什么。于是不时地读点自己喜欢的、感兴趣的中国哲学原著，我想读书不是为了活学活用说给领导听，不是为了高谈阔论炫耀自己，而是为了体认事物的原理，领会书本的意义。我在下“五七”干校时，中国哲学史原著都没有卖，带了7箱书到干校，这时用来读，绰绰有余。在读书中能获得思想的启迪、人生道路的指导、人生价值的启示、道德良知的教导、为人处世的规则等，这些好像是我们当时指定要学的书中所缺少的。

在夜阑人静、明月映窗、清风徐来、远处犬吠之时，往往夜不能寐，感叹大学毕业时虽被分配到梦寐以求的哲学系哲学史教研室，以为能实现自己的学术生命而有所作为，从1961年到1964年的困难时期写了并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但此后就再没有时间坐下来写文章，有的与时不同的看法又不敢写出来，竟然事业无成。小家四散，不能尽父亲之责，对上不能赡养母亲，相反要她们照看我的儿子，对下不能照顾弟妹、妻儿，思念及此，尤感自己生不逢时。人民大学停办，今后工作前途渺茫，思念及此，潸然涕下。

在“五七”干校期间，我曾请假到邓金兰插队落户的湖北襄樊光化县去看望她和儿子。从余江坐火车到南昌，需要在南昌过一夜，第二天再由南昌到武汉。这样，我就得找旅馆、客栈。那时住旅馆都需要出示证件，登记家庭成分、工作单位等。由于怕无证明会在路上遇到麻烦、出问题，我就在“五七”干校开了一张证明。可是，住店时旅馆服务员却说“五七”干校都是“牛鬼蛇神”，是劳动改造的人，是无产阶级敌人，旅馆不接待这样的人。我找了几家旅馆都不准我住，最后只得到火车站坐着过夜。据说那时火车站也清理人，好在我那天夜里没有碰上。后来服务部门对“五七”干校有了新认识后，便允许住了。由武汉坐火车到光化，再坐农用汽车到邓金兰插队落户的农村集市，再走5公里的土路，才到她的住地。她与农民一样，天天下地干活，没有假日。下雪天下地掏粪，大年初四就出工，干1天活得10工分，值1角2分钱。分给家属的口粮是红薯，等于半年粮食。大儿子张健上农村小学，要走很长的泥路。有时下雨路滑，没有穿鞋，结果脚被划破，化脓溃烂，不能走路，我背他到农村卫生站去治疗，才慢慢好了。这是一个很贫穷、很落后的地方，住土坯小房，屋顶用高粱秆遮雨，它靠近四川、河南和神农架，生活很艰苦，当时都以为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才改造人。1972年10月，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研究所才召回下放干部回所工作。

1971年9月13日，林彪外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这年年底，从小道消息得知此事，我思想上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极大震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题词的作者，“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指示的发令者林彪，竟外逃摔死了。毛泽东自己选择的革命接班人林彪，竟是一个口是心非、叛党不忠的人，真不可想象！中国历代明君都知道“亲贤臣，远小人（佞臣）”，但“文化大革命”中却打倒了一批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忠臣”“贤臣”，整死了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提拔了一批“佞臣”，有“四人帮”的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林彪集团的覆灭，“客观上宣告了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1972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三篇文章，指出林彪是煽动极左思潮的罪魁祸首。同年12月，毛泽东说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这样就只准批极右，不准批极左。“五七”干校传达了《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及这个斗争材料之一、二、三。这年年底，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干校准备撤销，这牵涉到人民大学每个教职工的工作分配问题，军宣队要把人民大学的教职工就地消化，交给江西省分配。学校副校长崔耀光到江西省省委汇报，讲了中国人民大学教职工的情况，江西省省委看到我校老干部多（有长征干部、抗战干部和解放战争干部）、工资高，计算了一下，人民大学教职员工工资的总数几乎等于江西省全省干部工资的总数，故而江西省省委书记程世清说消化不了。这样就只得考虑回北京，另行分配。

人民大学“五七”干校，经全校教职工的努力，自己种田养猪，种菜养鱼，打石盖房，已初成规模，但大家仍希望赶快回到北京。1972年年底，人大教职工开始陆续回京。这年春节（1973年2月3日），二连炊事班的教职工要打狗吃，可是烧出的狗肉的味道很难闻（因为我们没有佐料）。我根据《诗经》中讲的“和羮”的意思，建议将狗肉、猪肉、鸡肉一起在锅里炖，炊事班教职工照此去做，结果炖出的各种肉味道鲜美，非常好吃。香味飘出，嘴馋的人就要吃了。可见，中国古人在没有什么佐料的情况下，在实践中也做出了美味美食，其核心思想是一个“和”字。“和”使各种肉的味道得到中和、协调、和谐，从而转生为与各种肉的本味不同的新味道，这种“新味”便是“和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