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武斗死人

1967年，各省、市的所谓“革命派”便起来夺取党政大权，各地省委书记、省长或被揪出，或“靠边站”，各地党政系统瘫痪，于是也分成两派，各派都要来北京争取“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支持，以当钦定的“革命派”，以当毛泽东革命路线的执行者、捍卫者为荣，以便打压另一派，把另一派说成反动的“保守派”。由于“四人帮”的挑动，各地两派发生了武斗，在武斗中两派都有人员死伤，这样两派结怨越来越深，成为以怨报怨、以暴易暴的势不两立的两派。广西柳州地区个别“造反派”把对方派别的人抓来杀了吃掉。在这种形势下，人民大学两派紧张起来，磨刀霍霍，找来铁管或锯下自来水水管、暖气管，改造成红缨枪，准备武斗用。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形势下，在誓死保卫毛泽东革命路线的氛围中，人民大学两派的武斗终于由零星的、小规模的接触发展成规模较大的武斗。“新人大”与“人大三红”这场武斗发生在图书馆楼与教学楼之间的草地上，在这场武斗中死了两个人（一个是女同学），伤了多人。在武斗的同时，两楼的屋顶都有大弹弓，武斗时弹弓齐发，打碎了对方楼上窗户的很多玻璃。省、市地方的武斗，由于解放军的所谓“支左”，即帮助所谓“革命左派”攻打所谓“保皇派”，已发展到使用枪和炮，这样死伤的就更多了。

这场武斗引起了我很多的思考，它对我的思想震动很大。从自己当大学生所经历的各种运动，毕业后教学、下乡劳动、每年6月到北京郊区割麦、“四清”运动、半农半读，在这些运动中我的感受是，学生们的思想都很纯朴，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对毛泽东无限忠诚，对毛泽东思想无限崇拜。他们的死，同学们还认为是为捍卫毛泽东革命路线而死。我很迷惘：武斗双方都说自己誓死捍卫毛泽东革命路线，谁也不说自己是刘少奇“反革命路线”的代表，既然双方都说自己誓死捍卫毛泽东革命路线，为什么要置对方于死地呢？同班同学，即使观点有分歧，也不至于你死我活。即使有的学生认识有错误，只要指出其错误，学生马上就会改正，况且当时学生都很听党的话，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为什么无限上纲上线，把学生和教师在认识上的不同、差异说成走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说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非要斗个你死我活不可，难道这样才解决问题？即使党内、社会上存在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斗争，学生在校学习，并没有踏入社会，为什么要把他们引向武斗场，拼个鱼死网破？我也纳闷：新中国成立后10多年，各种政治运动不断，天天讲两条路线、两个阶级斗争，各省、市、县的领导都是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们怎么会那么快都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上海的王洪文在1967年1月6日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我不理解：难道共产党建立的政权都是资产阶级政权？如果是共产党自己领导的政权，为什么要自己推翻自己？如果整个上海由无产阶级政权变成了资产阶级政权，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是不是应该首先负责？如果是上海的个别党政领导变质，那么只要在党中央领导下进行调整就可以了，为什么说是一场大革命？既然是夺取政权的大革命，为什么名不正、言不顺地叫“文化大革命”？当时说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范围）是一群“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无独立主体的依附者，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的毛便依附在共产党的皮上，他们只接受共产党的改造，只听共产党的话，做共产党的驯服工具。同时，文化界（广义）也展开了广泛的批判运动，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培养地主阶级和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批陶行知的改良主义；1952年批电影《清宫秘史》，批判卖国主义；1953年批梁漱溟反动思想及一切资产阶级学术思想；1954年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胡适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思想”;1955年批“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逮捕了一批“胡风反革命分子”，后又批“丁玲、陈企霞集团”，又批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新人口论”;1957年反右派斗争，把知识分子的脊梁骨都打断了。如此一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哪里敢与共产党较量，秀才哪里敢“造反”，他们只有挨整、挨批、挨斗的份，老老实实接受脱胎换骨的改造，哪敢走资本主义道路？对这些疑惑，我当时很迷惘，也不理解。

我当时有这些疑惑，但不敢同任何人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儿子革老子的命、妻子革丈夫的命，都被认为是一种革命行为。这对我这个讲中国哲学史、对儒家思想有一些了解的人来说，总有点想不通，不理解。自“新人大”与“人大三红”两派学生武斗打死人后，我就只看自己的书，什么会也不参加，除非非参加不可，做了真正的“逍遥派”。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由于强调阶级斗争，强调阶级出身，我作为“黑五类”的子女，本就夹着尾巴做人，低人一等，哪敢露尾巴，显现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也没想表现自己，也不想表现自己如何进步。记得有人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时，讲自己如何狠斗私字一闪念。他说，他在劳动挑土时，走一步斗一个私字，迈左脚斗右倾之私，抬右腿斗极左之私，举左腿斗形左实右之私，出右脚斗形右实左之私，走左脚斗“白专”道路之私，跨右腿斗名利思想之私，迈左腿斗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之私，举右脚斗走资本主义道路之私等。在会上大家都很严肃认真地听他讲，领导当场表扬，要大家向他学习，会后小组讨论，大家表态要像他一样“斗私批修”，彻底斗掉资产阶级思想，然而私底下却有各种各样的议论。确实当时有人承继1958年的浮夸风、虚假风，编造种种动听的不实之词，以换取领导的信任和重用。但我只想做个老老实实的人，因此，我把时间用来读书，主要是读朱熹的著作，书读累了就练字。既不参加“人大三红”斗争“当权派”的活动，也不参加“新人大”的活动。对两派来说，我当时只是一个可团结、可教育的人，不是一个可依靠的人，我自己也把自己边缘化，尽量少参加或不参加两派的活动，不参加活动也就没有人过问了。这样，我仍然可以抽时间研究学问，继续我的学术生命。尽管当时我不知道读书、研究学问以后有没有用，但这是我的兴趣，是我精神的寄托，它不是为了装潢自己的多知，也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博学，而是因为读书可以忘掉一切烦恼、疑惑、迷惘和焦虑，读书可以度越现实社会中、人际关系中对自己的鄙视、不信任，读书可以解脱自己出身不好的悲观和无可奈何，读书可以度越一切，而与古人对话交流。况且一个人在北京，不自己找事做，又做什么呢？

1967年5月以后，说要按系统、按部门、按单位实行“大联合”。人民大学两派也叫喊“大联合”。说这“大联合”是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要注意保守势力把革命派吃掉”，人大两派都说自己是“革命派”，攻击对方是“保守势力”，故而两派怎么也联合不起来。毛泽东作出批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并要求“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究竟哪个组织是真正的“革命派”，哪个组织不是真正的“革命派”而是反革命组织，情况十分复杂，谁都说不清楚。哪一派都说自己是“革命派”，在这种辩论、争执中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武斗，“支左”的解放军自以为是支持真正的“革命派”，对“右派”便采取了专政、镇压的措施。这样“支左”的解放军就变成了支持一派、镇压另一派的力量。四川、广西等地的解放军不仅“捉人太多”，而且“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真是火上浇油，斗争以至武斗的规模更加扩大，斗争越演越烈。被作为右派、反动组织的头头和群众不服，就到中央来申诉，来告状，搞得周总理天天、时时要接见各地来的代表。各地党政机关、工厂、学校都瘫痪了。刘少奇、邓小平早已被揪出打倒，永远不得翻身；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也已被打倒，被踏上了千万只脚；彭德怀、贺龙、陶铸也已被揪出，社会秩序完全破坏，动乱不堪。政府不办公，工厂不生产，学校不上课，人心浮动，人民生活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