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大革命”解释学
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天天强调两条路线、两个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把人与人的关系统统说成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又强调“造反有理”,认为凡“造反”都是有理的,因而完全破坏了中国固有的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上下级的伦理关系,鼓励儿子造老子的反,妻子造丈夫的反,下级造上级的反,错误地认为造反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就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诚,从而大跳“忠字舞”。不知道毛泽东从哪里得知几个少先队员给他们爸爸贴的大字报,说爸爸忘记了过去,没有给他们讲毛泽东思想,而是问他们在学校的分数,分数高给奖励等。毛泽东就叫陈伯达转告这些小朋友:“大字报写得很好,我向大家讲,青年是 ‘文化大革命’的大军。”红卫兵到处造反,大部分领导干部都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资产阶级路线的实行者揪出来或“靠边站”,一些原来高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红卫兵也面临自己的父母被揪出来和“靠边站”的命运,成为“可教育的子女”一类,从“红的”变成“灰的”了,但比“黑五类”子女还是要好一些。
当时,由于各人对教研室、系、校领导的看法不一,对学校以前的工作评价不一,以及对各种问题的看法有分歧,全校从每个家庭、教研室到学生班级都分成两派。我们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也不例外,中国哲学史教研室12个教员(石峻、尹明、杨宪邦、孙长江、李燄、乔长路、张立文、方立天、方克立、王俊义、张静贤、葛荣晋)及资料员黄淑贤也分成两派。在两派中有积极参与者,有消极参与者,也有思想上倾向于某一派者,情况比较复杂。“文化大革命”初期自发成立的“战斗队”经分化重组也分成两派,统摄在“人大三红”和“新人大”两个组织之下,“人大三红”于1966年8月8日成立,随后成立了“新人大”,两派都说自己是“革命派”(“造反派”),指斥对方是“保皇派”(“保守派”)。原先“战斗队”仍以自己“战斗队”的名义写大字报,但思想观点和倾向非常明显。两派各收集对方领导干部和教师的资料,以打倒对方为快,以打倒对方人数多为革命。同时,两派采取各种方法,借解释“最高指示”,为自己派别所用,攻击对方,把“解释学”发挥得淋漓尽致,大肆发明,可称之为“‘文化大革命’解释学”。
这时人大两派各抢占一座大楼,“人大三红”占教学楼,“新人大”占图书馆楼,两楼遥遥相对。两派各有一个广播室,在两楼楼顶上安装大喇叭,作为两派的喉舌和攻击对方的主要工具。两派都挑选最好的播音员。有一天早晨我在校园里听到广播,以为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我就停下来听,听到最后说是“人大三红”广播站,才知道是“三红”广播员播的,可见播音员水平之高。据说这学生毕业后被地方省台选中当播音员去了。当时两派广播的评论式稿子,从打派仗的视角来看,还是有一定水平的,因为这些稿子是学生中的才子和教师一起起草的,两派的“参谋班子”(又称“影子内阁”)成员绝大多数是教师,他们的点子(当时又称“鬼点子”)很多。我们哲学系的某位教师是最聪明的,脑子快,点子多,文笔好,他就是“人大三红”“影子内阁”的成员。两派“影子内阁”既是“点子公司”,也是两派的指挥中心。由于两派的学生和教师注意力在打派仗,所以就顾不上开展对原揪出来的一批所谓“牛鬼蛇神”的斗争了,各派都抓了一些被认为有问题的领导,“新人大”控制了副校长孙泱,孙泱是孙炳文的儿子、孙维世的哥哥,孙炳文是朱德的至交,据说孙泱当过朱德的秘书,他身材高大,文质彬彬,相貌堂堂,很有理论水平,著有《青年伦理道德》一书,结果在图书馆地下室自杀了,他家被抄,家里所有东西几乎被洗劫一空。孙维世也给江青害死了。孙炳文若泉下有知,对他们子女的惨死定会义愤填膺的。“人大三红”控制了副校长兼党委书记郭影秋,他到人大是吴玉章要来的。他原是云南省省委书记,调中央当国务院秘书长,是周恩来总理点的将,吴玉章校长说自己老了,要他到人大来协助工作,于是就到了人大。他工作能力很强,学术水平很高,出版了关于李定国历史事迹考证、评价的学术专著,学术界评价很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就是在他的领导和努力下成立的。他生活朴素,工作深入,关心教师,走访教师学生,改革教育,解决了人民大学存在的种种问题和矛盾,理顺了各种关系等。他经过认真调查,认为在领导干部和教师中存在21个疙瘩,我们教研室两位教师间的矛盾也被列为21个疙瘩之一。他是全心全意想把人民大学各方面工作搞好的。若不是“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在郭影秋的领导下定有新的发展。然而,“文化大革命”中抓住他在“白区”工作时早已弄清楚的问题,又要重新审查,把他作为有问题的“当权派”,叫他在教学楼扫厕所、扫地等。后发现腿上有肿块,便到医院治疗,医院误诊为癌症,后来由于过量化疗,一条腿不能走路了。即使在患病期间,他仍然十分关心中国人民大学的工作和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