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术与思想

记得上大学不久，我就为思想所吸引，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根本不懂什么是思想。这个现象在今天的大学生中依然存在，他们不懂什么是思想，却为思想吸引。这不奇怪，思想是好东西，它能引领人走向光明，而追求光明是求学最本质的内涵。所谓思想教育，中国人理解为品德教育。这也是中国文化的特点。有思想也是有德性的表现，只不过不是品德之德，而是理智之德。有思想也就是中国文化所谓的“成德”。古代人讲成德是很难的事，有思想也是很难的事。在中国，思想一词往往被滥用，犹如“成一家之言”被滥用。

从理论上讲，从事学术工作最主要的任务是提出新思想，可是中国学术被普遍认为思想贫乏。二十多年前，笔者读王元化先生的书时，深为其“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所折服，最近读到一篇介绍王先生当年心路历程的文字，说王先生当年思考得很苦，最后才提出“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的主张。放眼中国学界，能够达到王先生晚年境界的学人其实很少。

笔者现在已不赞成将思想与学术割裂的讲法。所谓思想并不神秘，思想就是理性于具体对象上的运用。柏拉图讲独立的理念，亚里士多德讲质料与形式，任何存在都有其理性的法则，揭示其存在的法则，就是思想产生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思想也可以等同于知识。只不过，揭示存在的法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前面提到中国古人于具体事件上有深刻的认识，这其中就有思想，只是这种思想不太容易被提炼，因为它运用的范围太窄。而这些地方，中国人往往也不认为其是思想。中国人认为思想必须处理宏大问题，必须达到抽象层面，这种想法导致近百年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就是不断将西方的理论观点引进中国的过程，就是拿西方理论生搬硬套地解释中国文明的过程，高明一点的则提出社会科学的本土化。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处理的是人的问题，人有地域文化的差别，如果认为所有的理论都可以通用，无异于承认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而如果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社会科学存在的必要性就没有了，直接可以归入自然科学范畴。当然，这不现实，不同的地域塑造了不同的人，诞生了不同的文明形态，社会科学理论必须立足于本土材料去构建，才能形成可靠且有解释力的社会科学。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的理论不用学，而是说如何向人家学习、学什么，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分析、思考自身的材料怎么样，以及如何把自身的材料讲清楚。思想是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实践的。这一点对于中国人很难。

学术与思想的分裂，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虚与实的分裂。中国人理解的学术都是实打实的，以笔者从事的历史学而论，有所谓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讲法，这是典型的崇尚实证对学术的认知。而思想理论性的东西在中国人看来是虚的，觉得不可靠。虚与实在柏拉图那里被视为观察与思考的高级对象与低级对象的差异。实的东西是观察与思考的低级对象，尽管有些低级对象认识起来也很困难，但就其存在的层次讲，它依然处于低级的层面上，所谓事实层面。虚的东西是观察与思考的高级对象，高级对象不再是事实层面，而是哲学理念的层面。从低级层面向高级层面的转变，不是自然的过程，而是要进行哲学的思考与论辩。这个过程并非无法学习。韦伯讲，当你学会给概念下定义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在进行理论的思维了。确实如此，当你给概念下定义的时候，你必须考虑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必须将此概念与其他概念清晰地区分开，这虽是最初级的理论思维，但已经高于事实层面。但这个工作又并不能脱离事实层面去进行。事实上，概念就是对具体事实的抽象概括，事实不清，何来概括？

但这个问题在中国文化中解决得非常不好，前面讲古代学人也想获得对考察对象的清晰洞见，也想究天人之际，援天道以明人道，但他们并没有发展起来一套援天道的方法。所谓天道，大致相当于柏拉图讲的高级对象，可古人在援天道的时候，只是简单地将阴阳五行的框架套在人世间，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与今天将西方的理论套在中国问题上，其实是一个思路。确实，柏拉图也存在理念高于现实的主张，现实不合乎理念，那是现实有问题。但柏拉图对理念的获得，却不像古代中国学人那么容易，其间要经过哲人很辛苦的思考与论辩。

这就不能不讲到古代宇宙论问题。熟悉早期文明史的人都知道颛顼氏的绝地天通，这最初是一个宗教、政治事件，但若考虑到宗教与哲学的关联性，就不能不关注其对中国古代学术可能产生的影响。简单草率地援天道以明人道，事实上是建立在天与人分离的基础上的，其并不像柏拉图那样承认事实与理念之间存在内在的关联。事实的存在必须合乎理念的要求。援天道以明人道，当然也想要求人道合乎天道，但这种要求并不是建立在天与人内在关联的基础上，天道并不是人的存在方式，而是建立在追求政治合法性的天命意识的基础上。其本质是服务于政治实践，而不是追求清晰的洞见。基于这种模式，追求古今之变的清晰的洞见，是不可能实现的。

天地分离在学术上所产生的后果，就是虚与实的分离。讲虚的哲学也有理论意识，可惜很不成熟。比如老子哲学，也讲“见之不得，闻之不得，搏之不得”，其讲的是视觉、听觉、触觉所不及的对象，三者不可致诘，名之为一。感官所能及的是低级对象，高级对象不是感官所能及的，而是需要用灵魂去认识。在老子这里，感官不能及的对象，其直接诉诸本体之一，这个也是哲学，只不过跳跃性太强，从低级对象直接跳到了本体层面，实际上越过了高级对象这个层级，而直达本体，只能是“玄之又玄”，只能是“道可道，非常道”。也就是说，讲虚的其实是真虚。今天看，理论是虚的，但理论不是无，它本身也是需要被认识的对象，而古代因为天地分离所导致的虚实分离，事实上取消了理论存在的空间。

而讲实的哲学，则完全落在了现象界中，立足于现象界建立规则，而这种规则在根本意义上讲是政治范畴，是具体的国家治理，而不是学术范畴。

前面讲过，学术活动某种意义上是追求理智德性的过程，理智德性从哪里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西哲讲理性来源于神，基督教讲智慧源于上帝。在古代中国天地分离的框架下，讲虚的一派，认为知是外在的，庄子有《知北游》，虽是寓言，但也反映了该学说认为知存在于人之外。而讲实的一派，有儒法的差异，就偏重于法的这一派讲，他们认为知为人所固有，只要能朴素就能获得真知。所以法家倾向于给人民权利，使人民自治。道法两派其实都不适合学术发展。重虚的发展不出对高级对象的认知，很容易蜕变为宗教神秘主义；重实的则不赞成学习、论辩、思考。而这两派，就其旨趣来说，较儒家更接近于西哲与西方政治的追求，可在中国古代天地分离的框架下，都无法培养出真正的理智德性。

中国古代学术中，儒学不可能发展出类似西方的理性学术，尽管《中庸》讲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是一个整体而非二分的格局。偏重于自然一面的道家与法家同样发展不出基于理性的学术。今天的中国学术就是在这种知识传统基础上延续下来的。向往思想、推崇理论的学者往往奉行拿来主义，好一点讲就是本土化，此求知旨趣至今未变。讲实学的学者，奉行材料主义，追求严密考订。于是，就有了学术与思想的分野，二者的分裂成为当然。这种分裂放在西方学术视野中，原本是不必要的。记得余英时先生讲过，奉行实证的兰克学派并不是不关切理论建树，将兰克学派等同于实证主义是中国人的误解。这并不奇怪，任何认知活动都有一个文化背景，中国人眼中的兰克是实证主义者，完全符合中国人对学术二分的文化背景。只不过这种文化背景演化为学术传统，恐怕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原先的文化背景反映的是政治与哲学的分离，近代以来的学术传统，反映的则是中国文化理性发展不成熟的事实，于学术上，则是尚未有能力建构自身社会科学理论的表现，并不是说学术真的应该划分为学术与思想两途。

就笔者所从事的历史学工作而论，英国史家E.H.卡尔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讲的一段话非常重要：

我得说当今许多历史学家毫无生气，因为他们缺乏理论。但是他们缺少的是历史理论，而不是一种从外界予以的理论。他们所需要的是双向交通理论。我不必告诉你说，历史学家必须从经济学家、人口统计学家、军事学家等专家那里学习什么。但是，经济学家、人口统计学家等专家如果只是在仅仅“一般的”历史学家能够提供的一种狭窄的历史模式内进行研究工作，他们的研究将毫无进展。（《历史是什么？》）

这段话说明，研究历史缺乏理论，西方也是一样。这实际上是说理论工作本身很有难度，认知的高级对象，即使是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学者也不是轻易就能获得。

我们常转述马克思讲的一句话：“历史学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以提高历史学的地位。这个判断是对的。前面讲过，社会科学处理的对象是人，不同的地域群体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与行为习惯，建构社会的不同群体有不同的相互作用机制，这些都是社会科学要考虑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本身需要历史学去说明。然就笔者的观察，我们的历史学在二分的认知模式之下距离这个要求还很远，绝大多数的历史学者缺乏概括事实、提炼概念并下定义的习惯，而如果没有这一步，一切理论工作都无从谈起。卡尔讲的双向交通理论其实非常重要，社会科学也是分科研究，分科的概念从梁启超新史学就开始讲，但分科之后并没有取得分科应该达到的效果。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分科仅仅意味着对事实进行分别叙述，这不符合西方学术分科的理念，分科是为了阐述不同类别现象背后的理论，只有分科的情况下才能认识清楚现象背后的东西，才能认识到高级对象。双向交通理论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做经济史研究时，应了解基本的经济理论，有了理论意识的经济史研究，专门的经济学家读后才会有收获，这样的历史学才能成为社会科学的基础。

二分模式下所理解的学术，其实只是学术的基础工作。就好像建房子，所谓的史料学只是为建房子打地基，而真正的学术工作其实是要在这个地基上建房子，而建房子的任务不能由单纯的理论工作者来完成，必须还要有历史学者来参与。如果历史学者整天满足于打地基，对于建房子本身没有兴趣，那么其所打的地基永远是埋在地下的地基，理论工作者无法看清楚这个地基的轮廓，这个房子恐怕也很难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