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合与旁通

依笔者的观察，中国的社会科学相较于西方的差距，要大于自然科学相较于西方的差距。学术发展到底应该遵循什么路径、采取什么模式？古人对于为学者有一些要求，比如不要腾口说，不要旁通，通过规定不要做什么来规定要怎么做，似乎是中国思维的一个习惯。为学的这两个不要，都是立足于个人为学讲的，前者体现的是重实证的精神，后者则是专精的诉求。今天有学者谈博与约、精与广，都与这些问题关切相关。但这些不是对整个学术发展的思考，潜在的思考应该是：每个人将学术做好了，整个学术发展问题就能解决。

这从道理上似乎也讲得通，就像我们常讲的，每个人把自己管好，这个国家与社会就能好，所以特别强调做人的教育。这个观念现在看来并不利于国家与社会的建设，国家社会不是个人的简单结合，管理个人与管理国家与社会，遵循的逻辑不同。立足于个人方面用力，并不能解决国家社会层面的问题。

学术其实也是这个问题，绝不能简单地说，个人将学术做好了，整个学术就好了。因为学术也有自身的逻辑与需求，与个人求知活动的简单结合不能简单等同。举个简单的例子，今天中国学者从事学术活动喜欢扎堆、跟风，以笔者从事的早期研究来说，每一批新材料出来，大家都群起响应，并迅速转移兴趣与精力到新材料的研究上，一来容易出新成果，二来研究的成果也容易发表，这是人之常情。从个人层面来讲，这是完全允许的，是理性支配下的选择。但从整个学术发展来说，会导致一个问题，即对于任何一批材料的研究都是浅尝辄止，无法有效地深入下去。过去史学上讲五朵金花也存在这个现象，现在虽有学者呼吁继续做下去，但事实上这些问题已经被边缘化了。这对于学术来说当然也很不利，因为那些问题其实是史学的最基本的一些问题，问题还没有讨论清楚，就没多少人感兴趣了。这其实也是那个道理，整体不是个体的简单结合，如果那样理解，整体肯定好不了。整体的构建应该高于个人的简单结合。当然，立足于个人并不完全错，因为事情总需要人来做，所以确立个人与整体的结合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个问题对于中国人来说，讲起来有点玄。学术整体与从事学术活动的个人，结合点不就是学术吗？这样理解并没有错，但关键是学术本身是什么如果不清晰，作为结合点的学术其实也是不清晰的。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就前面的讨论看，对于学术是什么并没有完整的理解。学术考察的对象从本体到现象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其间有高级认知对象，有低级认知对象，如果这些认识不清楚，那么对于从事学术活动的个体来说，就会出现很多偏差。热衷于领导批示，热衷于权威期刊，热衷于国家项目，这些现象在中国非常盛行，甚至有些政府部门将其视为学术发展的推动手段，追求各种各样的评比排名。这些说起来都是学术活动，但本质又是背离学术发展要求的，从根本上讲都是缺乏对学术整体观照的结果。

事实上，如果承认前面对于何谓学术的理解是正确的，中国学术固有的传统对于学者个人提出的学术性的要求也是有问题的。事实上西方学术非常强调腾口说，也非常重视旁通。简单地讲，腾口说就是形而上学，中国古代因为没有发展出好的形而上学，就视其为不好，其实是受自身文化之蔽。过去中国学术比较辉煌的宋明时代，其实就很重视腾口说，坐而谈心性就是腾口说，没有坐而谈心性，哪来牛毛茧丝靡不辨析？哪来理学的辉煌？真正的问题是从政者不能腾口说，但这已在学术发展问题之外了。腾口说本身是对思维的训练，漫无边际的腾口说本质上是东拉西扯，腾口说所要训练的是合法的思维，这个法就是逻辑，就是理性。而这对于达到事物认识的真理性的判断，是很关键的。西方哲学号称是对常识进行论证，而对常识的论证只能是腾口说，因为对于生活在现象中的个体来说，常识是不需要论证的，接受就好。但常识不一定是真理，太阳东升西落是常识，但不是真理。学术追求的是真理，常识自然也就需要论证。对于学术发展来说，哪能不讲腾口说呢？

中国学术不提倡旁通，这也是基于中国学术固有之蔽所提出的一个要求。就中国学术传统论，未能专精就旁通，确实做不出像样的成果。但这不等于对于学术发展来说，旁通就不好。事实上西方学者很重视旁通，英国史家M.I．芬利说，“思想史从来不是思想史，它还是制度史，其本身是社会史”（《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在这里，思想史、制度史、社会史就实现了贯通。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这是三个不同的专业方向。只有马克思主义史家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会考虑思想史与一般社会历史进程的关系，所以侯外庐先生除了中国古代学说史的著作，还有研究古代社会的专著。当然，这也是受西方学说影响的结果。

为什么要讲旁通？笔者理解，这同样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真理。前面讲分科是为了认识真理，旁通则是在分科之后的合，而其所以要合，则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真理。真理是一个整体，单纯地就现象认识真理，是不能达到目的的，必须先分科，脱离混沌的认识状态，才能逐步认识具体现象背后的真理。本书导论也谈到中国古代的哲学分裂，但其结果是死亡，所谓凿七窍而混沌死。为什么不能分裂？书中给出的解释是没有发展出类似亚里士多德的质料与形式的统一关系，而其根源则可以追溯到绝地天通所导致的宗教与社会实践的分离。脱离了社会实践的宗教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哲学，是不可能发展出对真理的认识的，所有的哲学活动其实都不能脱离社会实践，社会实践赋予哲学思考以具体的内容，没有社会实践，逻辑、理性等思维法则也不可能养成。西哲讲理性源于神，这其实是对的，抛开唯物、唯心的纠葛，人的智慧包括的哲学智慧是从社会生产实践中产生的，而社会生产实践的对象——自然，是外在于人类的，人类本身也是文明实践的对象。自然本身是基于逻辑构成的，人类只是习得自然本身的逻辑。没有社会生产实践内容，智慧活动只能谈玄，对于玄的分裂，只能以诡辩结束，而诡辩是没有发展前途的。

混沌必须分裂才有可能被认识，但如果一直处于分裂状态，最终同样不能认识这个混沌，犹如盲人摸象，各得一块。要想真正获得真理，分科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必须进行综合，不进行综合，对于整体的认识永远不可能实现。今天的中国学术分工越来越细，所谓碎片化，图生存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不要忽略固有学术传统的缺陷所施加的影响。前面提到今天已经很少有人关注当年的显学“五朵金花”，而反思碎片化的学人，也往往提出社会形态的命题，希望能有所补救。这个思路其实意义不大。这种思路是受过去二分模式影响的结果，以为用一个整体性命题就可以挽救碎片化的危机，这是不切实际的。道理很容易讲清楚，中国的社会形态是一个复杂命题，马克思谓之亚细亚社会，宗法性社会其实是一个未分析的社会，尽管在整个文明进程中也发展出了地域区分居民的样式，但宗法性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特征，除秦有意破除外，一直是存在的。这种未解析的社会类似于混沌，要认识这样的混沌，应该遵循先分后合的认识真理的思路去进行，而过去从事这一工作的学人或者今天想继续从事这项工作的学者，似乎没有认真考虑先作解析再做综合判断的思路。这需要能够精通三个专门领域以上而又能进行综合的研究工作。之所以至少要精通三个专门领域，是由中国文明的综合特征决定的，而文明至少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精神的、社会组织的、经济基础的。要说清楚中国古代社会形态这样关于文明整体的综合性问题，当然要了解三个以上的领域，并能将它们进行综合，这样才可以讲清楚中国不同的文明阶段，以及其社会形态如何。

一边是碎片化持续发展，一边是不切实际地想要解决社会形态问题，以抵抗碎片化的危机，中国古代研究其实还是传统学术形态的延续，只是受了西方的问题意识的影响，运用了新时代出现的新材料罢了，在学术演进模式上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这样的演进模式其实不利于社会科学学术发展。拒绝腾口说，碎片化只能愈演愈烈，过去“五朵金花”时代，据说工作细化到研究洪秀全的胡子，这样的细化工作之于学术还有什么意义？而今天同样有精致的平庸，工作看起来很精审，但处理的问题却很无聊。学术工作的本质是为社会生产的文明实践服务的，碎片化的工作离这个宗旨渐行渐远，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同样，拒绝旁通，实际上意味着不可能在根本问题上达到对真理的认识。强调社会形态的研究，对于认识文明的总体轨迹是有帮助的，对于开创美好未来的实践工作也是有指导价值的。而如果按照固有学术模式，那么这个问题永远也讲不清楚。

要想扭转中国学术技不如人的局面，笔者以为应该虚心地向西方学习，学习他们提问题的方式，学习他们的形而上学，学习他们时分时合的学术演进模式。只有这样，才能逐步缩短中国社会科学与西方社会科学的差距，才能讲清楚中国的文明，从而真正为人类美好的未来贡献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