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谓学术？

从事学术工作一定时间，如果不是为稻粱谋，不是为升官发财计，总是会问这样两个问题：什么是学术？为什么要有学术？这种带有合法性性质的自问，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是一个难题。单纯从功能上讲，并不很难回答，中国古代一直有学以致用的传统，历史学则有“资治通鉴”的提法。但近代以来又有了纯学术的提法，所谓为学术而学术，有了用无用之用为自己辩护的思路。什么是学术，在王国维先生那里就被表述为，“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国学丛刊序》）。后半句会令很多人读起来不舒服，尤其是那种固守一隅、反讥他人之学不为学术的井底之蛙们。这个问题在民国时期比较严重，今天也还有。

王国维先生是大师级的学者，所以他能看得很全面，问题在于这个表述只是对学术应该涵盖的部分的表述，而不是定义性的表述，究竟什么是学术，还有可以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就历史学而论，“资治通鉴”指向于对其合法性的一种理解，司马迁也曾有一个表述，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今天很多人用“成一家之言”来概括自身工作的追求，确实如此，如果真能成一家之言，能言之有据、言之成理，就做学术而论，应该是成功的。这个意识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格言意旨吻合，研究人员的唯一责任就是追求他们自己的研究工作。不过，今天很多学人存在对成“一家之言”的滥用，以为就某个问题表达一种意见，就是一家之言。这样一种理解，事实上大大降低了成一家之言的难度。司马迁将成一家之言置于最后讲，前面还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其中蕴含着不仅要对考察对象有全面的了解，还要追问其背后的深层的根源，如此方能成一家之言。《易传》讲成言于艮，艮者山也，山者通达天人，也就是说，通达天人是古人理解的成言的必要条件。今人所谓提出一个新观点就是成一家之言的讲法，某种程度上降低了中国学术的品质。

通达天人对于学术意味着什么？笔者理解就是获得对于考察对象的清晰的洞见。中国古人爱谈易学，因为易是援天道以明人道之学，人道是学术考察的对象，援天道的目的是获得对人道的深切了解，所谓明。古人所讲的明或者察，就相当于西方哲学（以下简称西哲）所追求的清晰的洞见。只不过西哲追求清晰的洞见，不是依赖于援天道，而是依赖于理智，只是理智在根本上又依赖于且源于神的理性，源于光。如所周知，柏拉图有著名的洞穴譬喻，一群人生活在洞穴中，他们只是通过幽暗之光投射自身于洞壁上的影子观察自己，直到有一个人跑出洞穴见到了太阳，才发现以前的认识全是假的。如果没有太阳，也就没有清晰的洞见。

中国古人也讲“学有缉熙于光明”，学是追求光明的，追求的是对人道的深刻洞见，只有追求到了这个洞见，方可谓成一家之言。事实上，古人的学术著述并不少，以史学而论，古人为了讲清楚历史，发明了很多种著述体裁，如编年、纪传、典章制度、纪事本末、会要等。然在近代西方学术的观照下，中国固有学术在培养清晰的洞见方面，是无法与西洋人并肩称雄的。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今天不少人跑到欧美读学位，而中国国内也热捧汉译西方学术名著，事实上都说明，我们技不如人。

何以技不如人？笔者以为这与我们自身文化有很大关系。古代中国人虽然也追求清晰的洞见，但并没有真正搞清楚清晰的洞见何以能产生。所谓援天道以明人道，或者究天人之际，是不是就能产生清晰的洞见，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如果我们问司马迁获得了关于古今之变的清晰的洞见了吗，回答恐怕是否定的。我们不否认包括司马迁在内的古代杰出的史家，在讲清楚古今史实的流变上有很大的贡献，但讲清楚史实的流变不能等同于对历史变迁有清晰的洞见。历史在不断延伸，读一遍《资治通鉴》至少需要半年时间，但读完后恐怕不能形成关于其所叙述的千余年历史的清晰洞见。读一遍《史记》恐怕也不能获得关于其所叙述的历史的清晰的洞见。相反，倒是一些就事论事的史论作品，对于具体的历史事件会有一些深刻见解。这种作品与今天讲的对于某个问题的观点很相似。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在具体史事的论述上能达到深刻认识，却不能在通常所理解的宏大的史学命题上形成清晰的洞见？也就是说，在处理细小对象上，中国人能看得比较清晰，而在对宏大对象的处理上则不能。这里就有一个文化问题，这跟日常生活中中国人精于算计，而疏于对宏大场景的认识，在认知上其实是同一问题。而在根本上讲，这是一个德性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对智慧之源的不同文化认知的问题。

中国文化并不将理智视为一种德性，古代哲学讲德性包含两方面：一是道德德性，二是实践能力。道德德性指向于伦理之善，所谓“仁义固烁于我”。实践能力则指向具体的做事、治国以及技术上的发明创造，即实践智慧。这些德性都是根植于我们自身的。西哲讲德性讲得比较完整，但都是从理性生发出来的，无论是理智德性、实践理性，还是制作能力，都是以理性为基础的，这个理性不是根植于我们人自身，而在于外在的神。

不同的德性文化，塑造出了不同的文明、不同的学术。中国古代学术，儒家对于何为学术有独特的理解，做人是其关切的中心。今天，虽然已不再将做人视为一种学术，但做人依然是这个文明的一个重要关切，德才兼备，德居主导地位，做学术之前先要学会做人。以我所服务的浙江大学而论，有著名的竺可桢之问，其中第二问便是“将来做什么样的人”。所有这些做人意识都是指向于传统文明中的德性关切。这些指向就归属看，属于西哲讲的实践理性论域，所谓伦理与政治之善，只是中国人从个人出发谈个体德性，而西哲从实践场景出发谈个体德性，所以公正会成为其最重要的关切，而大度会成为最美的德性。这里的大度不是个人的慷慨，而是指向于对整体的观照，该妥协的时候就要妥协。

学术也是一样。今天讲中国古代科技文明也很发达，所谓四大发明，无论对古代社会生产，还是对人类文明的推进，都做出了很大贡献，这是事实。但这能否算是科学，其实是值得反思的。这种文明表现与古代中国讲的第二种德性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古人就具体的事情进行思考，解决实践中的具体问题的能力很强，但这与科学理论完全不是一回事，科学理论处理的是宏观与整体的问题。落实到古代史学上，也是这个问题，古人在具体问题的认识上比较深刻，但却没有高明的史学。

从个人出发的德性，其能产生的光是有限的，不论是道德德性，还是指向于能力的德性。古代传说讲黄帝三百年，孔子解释成黄帝的影响有三百年，这是有可能的。不过三百年对于整个文明史来说并不算长，后来还有多少人能了解黄帝的影响究竟是什么？就政治人物来说，华盛顿的影响我想一定会超过三百年，因为他的大度奠定了美国国家的理性政体，以后世世代代的美国人恐怕都会记住他的卓越贡献。就学术人物讲，中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是孔子，可真正受孔子学术影响的人恐怕并没有很多，孔子只是作为文化标签而存在了两千多年。反观古希腊三圣，他们真正影响了西方学术两千年。就传统中国文明与学术而论，笔者以为董仲舒的影响要大于孔子的影响。尽管后来宋明理学讲继承孔孟，开创出儒学的新境，但究其实质而论，并未跳出董仲舒所奠定的传统中国学术的基本范式。

为什么古希腊三圣影响持续至今，中国古代董仲舒之学的实质影响会超过孔子？笔者理解，就在于他们的学术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具有整体考察的视角。西哲毋庸多论，就董仲舒的学术来说，他将上古讲的个人德性旨趣，转化为天道旨趣，所谓道德律不再是个人对自己提问，而是从国家的角度提问，从天的角度提问。在古希腊三圣那里其实也有这样的转向，具体发生在柏拉图的晚年。差别在于，西哲虽然转向，但德性的具体内涵并没有变化，因此尽管近代虽有康德的转向，但基础的东西并没有变。虽说有古今之争，但无论是德性还是权利，都以理性为基础。但中国在由个人向国家转向时，其德性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原先是基于个体德性建构秩序，转向之后则是由秩序要求规范德行。马克斯·韦伯讲儒教没有类似新教的内在张力。这种说法只适用于传统中国的儒学，而不适用于早期中国，孟子讲无四端即非人，其内在张力是很强的。

韦伯某种程度上可谓洞悉了东西学术的根本差异，西方文明与学术有强大的理性为支撑，而中国文明与学术，几乎没有发展出理性。尽管中国古代人强调理的重要性，宋代人从皇帝到读书人，都承认天下唯理为大，理学以理自名，不可谓不重视理，某种意义上也是重理性的学术。但遗憾的是，这个理并没有真正的形上根源，其最高为天理。而天地之内的理早就被用作对人文历史的解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所谓天理并不是真正的理性，其并不能脱离人而存在。这是东西方在学术思考上的最大的差别。

什么是学术？基于理性法则对于世界与人生的观察与思考，以期达到清晰的洞见，其所形成的成果，便是学术。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术确实没有新旧、中西、有用无用的区别，只有处理对象的不同，只有理性程度的差异。只不过，不同的学术对于文明的塑造，对于文明的表现形式，会有不同。中国文明的表现形式是与中国固有的学术联系在一起的；同样，西方的文明也是与西方的学术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古代有一篇经典性作品《中庸》，很值得认真研读。其本意固然是为了阐述企求臻于圣人境界的君子之道，但如果将其中所讲的德性换成理智德性，其同样可以作为科学研究工作的原则与方法来读。其中讲“诚”，苏格拉底讲智性的诚实，也就是今天讲的学术道德；其中讲“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今天便作为学习方法来讲；其中讲“尊德性、道问学”，今天的科学要求培养真理精神、追求真理；其中讲“尽性”，今天讲发扬真理；其中讲“率性之谓道”，今天讲哲学是一种生活；其中讲“君子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今天讲求学当循序渐进。这种类比其实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中国古代有自己特色的学术，即所谓成圣之学，今天叫做人，所谓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是中国学术的追求，只是我们今天将其视为文化。在这种学术上，古代中国人也发展出了一套理论方法，而这种理论方法在形式上可以与西哲追求真理的学术的理论方法相类比。唯一的差别是，其所获得的学术成果会消融在个体生命的实践中，而无法成为知识成果，像真正的光一样，照亮洞穴的世界。后人讲“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视孔子为一束光。光的譬喻古人常用，君子之光、天子之光，所有这些光都不是真理之光，而是人性之光。这种光也许能照亮个体幽暗的灵魂，但并不能照亮世界，这是东西学术处理对象的不同所致。当然，更重要的一个差别，是二者所运用的对于何谓知的认定法则不同，追求真理依赖的是逻辑，是理性，而追求圣人依赖的是情性，是心灵。

中国古代擅长技术，却不能发展出科学理论，则是中国人理性不够的表现。在具体问题上表现出的能力，其实也需要智慧，但这种智慧中国人不认为是源于外在，而认为是自身聪明的结果。这种认知不仅会造成自我膨胀，更重要的是遮蔽了对于理性的真正外在根源的认识。而缺乏这种对于理性外在根源的认识，就不可能对理性本身进行探索，发展出逻辑之学，从而为整个学术奠定基础；当然，也不可能真正培养起尊重理性的科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