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熏香

熏香的习俗来源于民间和宗教信仰，上古时期人们对各种各样的自然现象解释不了，感到神秘莫测，希望借助祖先或神明的力量驱邪避疫、丰衣足食。于是找寻同神和祖宗对话的工具——由于人们觉得神和灵魂都是飘忽不定、虚无缥缈的，自然界除了云、雾以外（云雾缭绕之处也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神仙居住之所）只有熏烟有此特征，于是古人们似乎找到了一种与神、祖先联络的办法，这就是熏香，或称烧香。

烧香是中国民俗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有三个特点极为引人注目：一是普遍性，汉人烧香，少数民族绝大多数也烧香，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乎无处不烧；二是历史悠久，现存文献《诗经》《尚书》已有记载，则其起源必早于诗书时代即西周；三是普及性，几乎做什么都要烧香：对祖宗要烧，对天地神佛各路仙家要烧，对动物要烧，对山川树木石头要烧；在庙里烧，在厕所也烧；过节要烧，平常也要烧；作为一种生活情调要烧，所谓对月焚香，对花焚香，对美人焚香，雅而韵，妙不可言；作为一种门第身份，所谓沉水熏陆，宴客斗香，以显豪奢；虔敬时要烧，有焚香弹琴，有焚香读书；肃杀时也要烧，辟邪祛妖，去秽除腥；有事要烧，无事也要烧，烧本身就是事，而且还会上瘾，称为“香癖”，就仿佛现代人的抽烟饮茶一样。

中国烧香的历史，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以汉武帝为界，前面为第一期，可称初始期。其间，所烧的香有以下几种：柴、玉帛、牲体、香蒿、粟稷等。

烧香的作用是唯一的，用来祭祀。烧香行为由国家掌握，由祭司执行。

周人升烟以祭天，称作“禋”或“禋祀”。《诗·周颂·维清》：“维清缉熙，文王之典，肇禋。”笺：“文王受命始祭天。”即是说，这种祭制始于周文王。

其具体祭法为：将牺牲和玉帛置柴上，燃柴升烟，表示告天。《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熈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注：“禋之言烟。”“三祀皆积柴实牲体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烟，所以报阳也。”疏：“禋，芬芳之祭。”（用《十三经注疏》本，下同。）

可见，所谓禋祀，一是点火升烟，二是烟气为香气。以香烟祭神，那么这就是后世所谓的“烧香”了。

第一期，香事有以下特点：一是香品原始，为未加工的自然物，还不是后世正规意义上的“香料”（树脂加工而成）；二是自然升火，不用器具如后世的“香炉”；三是专用于祭祀，而祭祀由国家掌握，即，烧香还没有生活化，民间化。明周嘉胄《香乘》引丁谓《天香传》谓：“香之为用，从上古矣。所以奉神明，可以达蠲洁。三代禋祀，首惟馨之荐，而沉水熏陆无闻也。其用甚重，采制粗略。”

第二期，从汉武帝到三国，可称引进期。汉武帝于中国香事的发展，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其一，武帝奉仙，为求长生，是神就敬，而打破了以往“香祭祭天”的垄断。

其二，武帝时期香品逐渐走向实用化，如置椒房储宠妃、郎官奏事口衔鸡舌香等，打破了香必用祭的垄断，使香进入生活日用。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武帝大规模开边，就在这一时期，产自西域的真正的“香料”传入中国。《说郛》卷35引宋·吴曾《能改斋漫录》称：“又按汉武故事亦云，毗邪王杀休屠王，以其众来降。得其金人之神，置甘泉宫。金人者，皆长丈余，其祭不用牛羊，唯烧香礼拜。然则烧香自汉已然矣。”此外，武帝曾遣使至安息国（今伊朗境内），《香乘》卷二引《汉书》称：“安息国去洛阳二万五千里，北至康居，其香乃树皮胶，烧之通神明，辟众恶。”树皮胶，即树脂，是为真正的香料。

由于有了真正的香料，使武帝时的香事变得格外繁盛起来，后世野史笔记屡称不绝。什么焚“月支神香”解除长安瘟疫（《香乘》卷8），燔“百和之香”以候王母（《汉武外传》），用东方朔“怀梦”香草在梦中与李夫人相见，直至烧“返魂香”使李夫人还魂——这个传说还传到日本（见《源氏物语》第48回）。

香事繁盛，香具应运而生，不久，中国第一个香炉也发明出来了，称为“博山炉”。传说上面还有刘向的铭文：“嘉此王气，崭岩若山。上贯太华，承以铜盘。中有兰绮，宋火青烟。”（见《香乘》卷38）。刘向为宣帝时人。从此，香品与香炉配，使中国的香事进入一个新阶段。

然而，从武帝时引入西域香料始，降及东汉三国，在这三百多年间，香的使用还仅限于宫廷和上层贵族之中，极为名贵，难得进入寻常百姓之家。《香乘》卷2引《五色线》称：“魏武与诸葛亮书云：今奉鸡舌香五斤，以表微意。”为馈赠之礼品。又《香乘》卷7引《三国志》称：“魏武令云：天下初定，吾便禁家内不得熏香。”足见焚香即使在宫廷中也还是一种奢侈。

第三期，是普及期。香的走向普及，是隋唐以后的事。普及的原因有二：一是“西（域）香”由“南（两广、海南）香”所取代。“迨炀帝除夜，火山烧沉甲煎不计其数，海南诸香毕至矣。”（《香乘》卷1）。南香的大量涌入，使香的价格降低，为普及提供了物质准备。二是佛道二教从六朝以来大发展，轮番跻身于国教的至尊地位；二教尚香，“返魂飞气，出于道家；旃檀枷罗，盛于缁庐。”（颜氏《香史序》）。从而信徒汹汹，风气大展，造成烧香走向普及。只不过这时固有儒教还与释道二教时相对抗冲突，传统士人抵制二教特别是佛教，而使繁盛的香事略为减色（见图28）。

从芳香植物或动物分泌物提取的天然香料，用于驱虫、熏烧、敬神等诸般现象，是远古先人在掌握火的使用后，燃烧柴木时发现香木、香脂有散香清神作用，从此人们有意识地将香木、香脂直接焚烧，升烟祭天（见图29）。

我国焚香最早是作为诸侯王的朝仪，传说香能辟瘟驱邪，所以宫室、朝堂、议事厅必焚香。到了汉代，宫室发展到用香熏衣、驱虫、防腐蛀，后来士大夫家以至平民，都有焚香的习惯。民俗五月端午，要在房中烧芸香以驱虫，要给小孩挂香囊，以驱邪恶。

自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传入中国，香、花、灯是礼佛必不可少的“三大件”，称为“花香供奉”、“香火因缘”。而在东汉明帝以前，祀神祭祖，只烧艾条，不焚香。所以祭祀礼器中没有香炉。汉明帝以后为了焚香，才开始制作香炉。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焚香这种礼佛的仪式也沿袭至今。

佛寺在信徒、香客心中是顶礼膜拜的神圣场所，步入这个精神家园，怎样才能表达自己的真诚呢？无疑，礼佛上香是最直接的方法。通过烧香、许愿、叩头、合十、问讯等动态行为，与佛、菩萨沟通，完成内心的希求祈愿。

古人对烧香有很明确的目的，有专门掌握烧香的人，这种现象在世界范围内也十分广泛，历史悠久（见图30）。

中国人的熏香除了宗教活动以外，还有驱邪避秽的作用。端午节焚烧艾蒿等香料的习俗用现代观点来看，实在是非常科学的做法，不但可以杀菌、驱除瘴气，还能赶走蚊蝇。此外，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将熏香与文化挂起钩来。古人读书时喜欢在书房里焚香，认为可以增强记忆力，捕捉灵感，同时增加读书的乐趣。

黄帝时期，中国就有了燔香祭祀的礼，以表对天、地、人、神的谦卑和敬意。个人修养中的干净整洁更离不开“香”，居家生活也要常常焚香，读书前，弹琴前，心中怀着恭敬，净手，整理衣冠，焚香。

先秦时，从士大夫到普通百姓，无论男女，都有随身佩戴香物的风气。《礼记》说：“男女未冠笄者，鸡初鸣，咸盥漱，拂髦总角，衿缨皆佩容臭”。“容臭”即香囊，佩于身边，既可美自身，又可敬他人。这里可见先秦少年拜见长辈先要漱口、洗手，整理发髻和衣襟，还要系挂香囊，避免身上的气味冒犯长辈。《诗经》和《楚辞》中也多有对香木香草的歌咏：“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萧”、“艾”都是菊科蒿属植物，是古代较常用的香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东汉末年时曹操手下有一名谋士荀彧，此人不仅足智多谋，而且忠孝廉义。他曾官拜尚书令，人称“荀令”。这位重臣仪容严整，风度翩翩，有美男子之称。他善熏香，据称他身上的香气，百步可闻；所坐之处，香气三日不散（《襄阳记》载“荀令君至人家，坐处三日香”），成为世人的美谈和效仿的对象。这可以说是香的精神与人的气质糅合在一起的典范了，后世常以“荀令香”或“令君香”来形容大臣的风度神采。

六朝及唐代时，上层社会熏衣、熏被褥已成习俗。女人的衣裙熏香自不必提，士大夫的衣袍也要熏染一番。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也是焚香之俗的极盛时期。唐代的上层贵族极喜爱焚香与使用香料。他们的身上散发着香味，浴缸中加了香料，而衣服上则挂着香囊。庭院住宅内，幽香扑鼻，公堂衙门里，芳香袭人。当时的男人甚至还有互相攀比香料的习俗。唐中宗时就有一种高雅的聚会，大臣们在会上“各携名香，比试优劣，名曰‘斗香’”。唐朝皇帝也经常向大臣和近侍赠送香料，以示恩宠。文献中至今还保留着许多唐朝大臣献给皇帝的“谢表”，感谢皇帝赐给他们各种香料。张九龄写的感谢唐玄宗的《谢赐香药面脂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表曰：

臣某言：某至，宣敕旨，赐臣裛衣香面脂，及小通中散等药。捧日月之光，寒移东海；沐云雨之泽，春入花门。雕奁忽开，珠囊暂解，兰薰异气，玉润凝脂。药自天来不假准王之术；香宣风度，如传荀令之衣。臣才谢中人，位参上将，疆场效浅，山岳恩深。唯因受遇之多，转觉轻生之速。

唐朝皇帝有时也佩戴香囊，而在腊日（腊月初八，岁终祭祀百神之日）的庆典上，就更是非佩带“衣香囊”不可了。皇帝有时也会赏给大臣“衣香”，“衣香”是另一种让衣服生香的办法，就是收存衣服时将特制的香药放在衣服中间，杀菌防虫，也让衣服沾染自然的香气。类似今天常用的薰衣草和香草。这些从传下来的古代诗词以及香谱中都可以看到。白居易的《早夏晓兴赠梦得》有云：“开箱衣带隔年香”。

熏香成为社会的风尚，武将自然不会落后。在唐诗中，也有对衣香撩人英姿飒爽的俊俏军人的描写。如唐人章孝标的《少年行》中：“平明小猎出中军，异国名香满袖熏。画榼倒悬鹦鹉嘴，花衫对舞凤凰文。手抬白马嘶春雪，臂竦青骹入暮云。……”描写了一名唐代年轻武士，一大早外出打猎，衣袍上的异国名香四散播撒，再加上锦袍飞舞，白马矫健，弯弓猎鹰，英武帅气招人羡爱。

熏香盛行，名香在古时成为馈赠佳品也是必然的。但是作为定情之物，却很少见。西晋时就有这么一个以香为媒的故事。西晋权臣贾充的小女名贾午，聪明美丽，贾充十分喜爱。贾充会客时，贾午常在一侧偷窥，看上了贾充的幕僚、潇洒俊美的韩寿。于是背着家人与韩寿互通音信，私订终身。贾充家中有御赐的西域奇香，贾午偷出一些送给韩寿。谁知这香气一旦染身，多日不散。这样一来，幕府里的人就经常闻到韩寿身上有一股奇香，于是议论纷纷。贾充被惊动后，拷问贾午的左右侍者，再问贾午。贾午态度坚决，非韩寿不嫁。贾充无奈，只得让韩寿入赘贾家，成就了一段美满姻缘。自此，“韩寿偷香”成了典故。

唐人用于焚香的器具称为香炉，不但质地多样、形状繁杂，而且在制作上也极尽奢华之能事（见图31）。

王元宝是京师中的巨富，他“常于寝帐床前雕矮童二人，捧七宝博山炉，自瞑焚香彻夜，其娇贵如此。”但是，与洛阳佛寺中的百宝香炉相比，七宝香炉简直就不值一提了。百宝香炉是安乐公主送给洛阳佛寺的礼物。高四尺，开四门，饰以珍珠、琥珀、珊瑚和各种各样的珍贵宝石，并雕刻飞禽走兽、神鬼、诸天伎乐以及各种想象的形象。百宝香炉“用钱三万”，其造价之昂贵，令人咋舌。

在唐代，汉晋时期出现的传统的博山炉仍在使用，流行的香炉的样式通常是那些真实的或想象的飞禽走兽的形象，如狮子、麒麟等。袅袅的香烟大多就是从这些动物造型的口里飘出来的。

香炉中最常见的形制是鸭子与大象的形象。从李商隐的《烧香曲》“八蚕茧绵小分炷，兽焰微红隔云母”的描写来看，有些香炉还装了云母窗。此外，在汉代由古埃及传入的长柄香炉也在唐代继续使用，并传到日本，通常这些香炉都是由紫铜掺杂其他一些金属——锑、金等铸成的。

在唐代种类繁多的熏香器中，制作得最为精妙绝伦且最富艺术价值的当数“香囊”——一种镂空为花卉和动物图案的空心金属球，其内平衡架上悬有一金属制成的焚香盂，主要用来熏衣被和寝具，有时还具有杀虫作用。其实这种器物早在汉代就已出现了，《西京杂记》载：“长安巧工丁缓者，作卧褥香炉，一名被中香炉。本出房风，其法后绝，至缓始更为之。为机环转之者四周，而炉体常平，可置之被褥。”过去，人们通常把这种小巧玲珑的器物称为“袖珍熏球”，但1987年在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同类型器物却被同出的《衣物帐》碑文明确地称为“香囊”。器体共分3层，由同心机环相连接：外层通体透雕缠枝葡萄纹，最内层为一盛香用的盂，盛香后内部具有一定的重量，无论怎样转动，香盂皆保持平衡，火星、香灰不会撒落出来，既适于悬挂又能随身携带，也可以随意放置，这是贵妇人随身携带的物品（见图32）。

据此可知，过去称为“袖珍熏球”者，在唐代应称为“香囊”——两个鎏金银质圆球，在球内的小碗中装上香料，点燃后香气就从镂空的纹饰中溢出。为了防止香囊晃动时香料流出，工匠们运用了现代的平衡装置原理，在内部装了两个平衡环。圆球滚动，内外平衡环也随之滚动，让香碗的重心不动。据《一切经音义》载：“案香囊者，烧香圆器也，而内有机关巧智，虽外纵横圆转，而内常平，能使不倾。妃后贵人之所有也。”由于其精巧玲珑，便于携带，除了放在被褥中熏香外，贵族妇女还喜欢将其佩带在身上，无论狩猎、出行、游玩，均随身携带。所过之处，香气袭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唐代，佩带香囊绝非娇弱无力的女性的专利，男性，尤其是上层贵族也有佩带香囊的习惯。章孝标的《少年行》一诗中，就描写了一位“异国名香满袖熏”的年轻武士。有时连皇帝身上也佩带着香囊，而在腊日（岁终祭祀百神之日）的庆典上，就更是非佩带“衣香囊”不可了。此外，唐代贵族还习惯在出行的车辇上悬挂香囊（见图33）。

中国历代文人墨客给我们留下了数不清的关于熏香的著名词句，让我们跟着古人一起体会熏香的乐趣。如南朝文人谢惠连的《雪赋》：

携佳人兮披重幄，

援绮衾兮坐芳褥。

燎薰炉兮炳明烛，

酌桂酒兮扬清曲。

唐朝罗隐的《香》：

沉水良材食柏珍，

博山炉暖玉楼春。

怜君亦是无端物，

贪作馨香忘却身。

宋代苏东坡有首词《翻香令》：

金炉犹暖麝煤残，惜香更把宝钗翻；重闻处，馀熏在，这一番气味胜从前。背人偷盖小蓬山，更将沉水暗同然；且图得，氤氲久，为情深，嫌怕断头烟。

还有《和黄鲁直烧香》

四句烧香偈子，随风遍满东南；

不是闻思所及，且令鼻观先参。

万卷明窗小字，眼花只有斓斑；

一炷烟消火冷，半生身老心闲。

陈去非的《焚香》：

明窗延静昼，默坐消尘缘；

即将无限意，寓此一炷烟。

当时戒定慧，妙供均人天；

我岂不清友，于今心醒然。

炉烟袅孤碧，云缕霏数千；

悠然凌空去，缥缈随风还。

世事有过现，熏性无变迁；

应是水中月，波定还自圆。

明代徐渭的《香烟》：

午坐焚香枉连岁，

香烟妙赏始今朝；

龙拿云雾终伤猛，

蜃起楼台未即消。

直上亭亭才伫立，

斜飞冉冉忽逍遥；

细思绝景只难比，

除是钱塘八月潮。

清初冒辟疆在其所著《影梅庵忆语》中，描写了他和爱姬董小宛的闺房之乐，屡次提到焚香之趣，由此可知，烧香是古代一种十分普遍、广泛的现象。

焚香祭神这一点东西方共通，《圣经》中就记载了希伯来人焚香祭拜上帝的规格，其中透露出了一条信息：“多神/一神”信仰与享用香气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一般而言，多神教难得有统一的教规和信条，对信徒的要求较宽松，因此，宗教生活中往往会更重视那些肉欲和物质的东西，用香祭神是常见形态。造就香料在西方神圣信仰中的这种特殊地位的，是一种很奇妙的社会学。当时的人们普遍相信，香料是顺着天堂的河流落向人间的，是世俗与天堂之间的桥梁。这一半是出于香料的物性，一半是由于欧洲与出产香料的东南亚远隔重洋——香料来到欧洲，要经过多次转手，而商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对这种神话只会广为宣传，不会轻易拆穿。于是就造成了一种不易拆穿的迷信——香料“确实”与上帝有关。

古埃及人从阿拉伯和索马里沿海地区引进芳香类的树木，把香当作宗教仪式中使用的重要用品，他们向太阳神祈祷时，口中念诵“借香烟之力，请神明下界”——这同中国人点香敬佛的做法完全相同。寺院里由祭司在日出时焚树脂香，日中时焚没药，日落时焚烧由几种香料混合而成的调和香料。这种香料被制成小锭状，叫做“基福”，是埃及著名的熏香。它的香气可使精神镇静，并有催眠作用。熏香不仅可在室中焚烧，也可用来使身体或衣物染上愉快的香气。

在埃及的全盛时代，几乎人人身体都要涂香油，用香料熏衣服。在比较富裕的人家，室中香气弥漫。每逢重大节日，街上焚香，整个街道都在香雾笼罩之中。

古巴比伦人在祈祷和占卜时往往也焚香，预告“神明”，关注祈祀之事。巴比伦人和亚述人在公元前1500年的宗教活动中，为了驱散恶魔，焚烧香料，念诵咒语。祭祀太阳神时，寺院的祭坛上要供奉大量的乳香。据说亚述王阿序尔邦阿布里因为大量焚烧香木窒息而死。

公元前8世纪，希腊人也有烧木头或树脂的习俗，以供奉神明或袪除恶魔；罗马人先是焚香木，后来引进了香，在公祭和私祭上使用；基督教会于公元4世纪开始在圣餐礼上焚香，希望教徒的信愿上达于天，又表示圣徒的功业；印度教、日本神道教、犹太古教也都有焚香致礼的习俗。

阿拉伯人喜爱麝香，胡子上涂麝香，室内焚烧麝香。

印度人自古以来在宗教仪式和个人生活中广泛使用由各种树脂和香木制成的熏香；伊斯兰教徒用白檀、沉香、安息香、广藿香等制作熏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