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古代四大对外通道

读历史，不管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肯定都要提到“丝绸之路”。概括地讲，“丝绸之路”是自古以来，从东亚开始经中亚、西亚进而连接欧洲及北非的东西方交通线路的总称，在世界史上有重大的意义。这是亚欧大陆的交通动脉，是中国、印度、希腊三种主要文化交汇的桥梁。后来，史学家把沟通中西方的商路统称为丝绸之路。因其上下跨越历史2000多年，涉及陆路与海路，所以按历史划分为先秦、汉唐、宋元、明清4个时期，按线路划分则有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之别。陆上丝路因地理走向不一，又分为“北丝绸之路”、“麝香之路”与“南丝绸之路”。陆上丝路所经地区的地理景观差异很大，人们又把它细分为“草原森林丝路”、“高山峡谷丝路”和“沙漠绿洲丝路”。丝绸是古代中国沿商路输出的代表性商品，而作为交换的主要回头商品，也被用作丝路的别称，如“皮毛之路”、“玉石之路”、“珠宝之路”和“香料之路”等等。

“北丝绸之路”（见图23）——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19世纪末，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将张骞开辟的这条东西大道誉为“丝绸之路”；德国人胡特森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撰写成专著《丝路》。从此，丝绸之路这一称谓得到世界的承认。

“南丝绸之路”——南方陆上丝路即“蜀·身毒道”（见图24），“身毒”即印度，因穿行于横断山区，又称高山峡谷丝路。大约公元前4世纪，中原群雄割据，蜀地（今川西平原）与身毒间开辟了一条丝路，延续两个多世纪尚未被中原人所知，所以有人称它为秘密丝路。直至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发现蜀布、邛竹杖系由身毒转贩而来，他向汉武帝报告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汉武帝才派张骞打通“蜀·身毒道”。

南丝绸之路从成都出发，分东、西两支，东支沿岷江至僰道（今宜宾），过石门关，经朱提（今昭通）、汉阳（今赫章）、味（今曲靖）、滇（今昆明）至叶榆（今大理），是谓五尺道。西支由成都经临邛（今邛崃）、严关（今雅安）、莋（今汉源）、邛都（今西昌）、盐源、青岭（今大姚）、大勃弄（今祥云）至叶榆，称之灵关道。两线在叶榆会合，西南行过博南（今永平）、巂唐（今保山）、滇越（今腾冲），经掸国（今缅甸）至身毒。在掸国境内，又分陆、海两路至身毒。

“麝香之路”——举世闻名的“北丝绸之路”（见图25）在浩荡西行之际，青藏高原上还有一条她的姊妹路也在蜿蜒向南，经南亚各国抵达西方，构成古代东西方交往的另一条交通要道，这就是史称“麝香之路”的高原古道。这条穿越世界屋脊的“麝香之路”，据史料记载，罗马帝国在公元１世纪便通过昌都—拉萨—阿里—西亚一线交换西藏盛产的麝香，因此，这条路被称为“麝香之路”。到了公元7世纪，随着吐蕃王朝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频繁，内地的茶叶、陶瓷、红糖等从成都和普洱等地到昌都，并沿着“麝香之路”进入雪域高原和西亚地区，“麝香之路”进一步成为古代中西方商业、文化、宗教、军事交往的通道。然而，强盛的吐蕃王朝崩溃后，长期的割据，连年的战争，特别是古格王朝灭亡后，这一通道趋于萧条。

“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路起于秦汉，兴于隋唐，盛于宋元，明初达到顶峰，明中叶因海禁而衰落。海上丝路的重要起点有番禺（后改称广州）、登州（今烟台）、扬州、明州（今宁波）、泉州、刘家港等。同一朝代的海上丝路的起点可能有两处或者更多。规模最大的港口是广州和泉州。泉州发端于唐，宋元时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广州从秦汉直到唐宋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商港。明清实行海禁，广州又成为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

历代海上丝路亦可分三大航线：

①东洋航线：由中国沿海各港口至朝鲜、日本；

②南洋航线：由中国沿海各港口至东南亚诸国；

③西洋航线：由中国沿海各港口至南亚、阿拉伯和东非沿海诸国。

广州、泉州在唐、宋、元时，侨居的外商多达万人乃至十万人以上。中国著名的陶瓷经由这条海上交通路线销往各国，西方的香料也通过这条路线输入中国，一些学者因此称这条海上交通路线为陶瓷之路或香料之路。从福建泉州到波斯湾的“海上丝绸之路”现在已经被世界公认为古代东西方最重要的“香料之路”。

1973年，泉州湾后渚港发掘的宋代沉船（见图26）出土文物十分丰富，其中数量最多的是香料，达2300多公斤（4700余斤），刚出土时还香气弥漫。经初步鉴定的有降真香、檀香、沉香、乳香、龙涎香和胡椒等。这是宋末元初从南洋回航的“香料船”。

古代的“国际贸易”是有局限的——由于路途遥远、运费高昂、运输时间长，所以只能是少数“宝贵”、“值钱”而又在长途搬运时不会损坏的物品如黄金、宝石、香料、丝绸等，事实上，从经济价值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对外的四大通道，不管是“北丝绸之路”、“南丝绸之路”、“麝香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香料都是排在第一位的，这四大通道都可以叫做古代“香料之路”（见图27）。

唐宋以来，福建是“香料之路”的主要贸易点，“香出大食国……大食以舟载易他货于三佛齐。故香常聚于三佛齐。三佛齐每岁以大舶至广与泉”。五代时，福州上贡的物品中便有玳瑁、琉璃、犀象器，并珍玩、香药、奇品、海味，色类良多，价累千万。宋初，漳、泉留守陈洪进向赵宋王朝修诚归降时，“入贡乳香万斤、象牙三千斤、龙脑香五斤”。“又贡白金万两，乳香茶药万斤”。元祐二年（1087年），宋哲宗下令在泉州设立市舶司，更加促进了福建对外贸易的发展。南宋后，朝廷还制定鼓励政策，积极招徕商舶。“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至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闽、广舶务监官抽买乳香，每及一百万两转一官”。建炎四年（1130年），在泉州“抽买乳香一十三等”就达86780斤。绍兴六年（1136年），大食商人蒲罗辛贩乳香价值三十万缗，经知泉州连南夫奏请，赐封为“承信郎”。政府的优惠政策极大地刺激了福建香料贸易的发展，福建民众也积极参与香料的转运兴贩。

洪迈的《夷坚志》有这样一则记载：“绍兴二十年七月，福州甘棠港有舟从东南漂来，载三男子，一妇人，沉檀香数千斤。其一男子，本福州人也，家于南台，向入海失舟，偶值一木浮行，得至大岛上。素喜吹笛，常寘腰间，岛人引见其主。主夙好音乐，见笛大喜，留而饮食之，与屋以居，后又妻以女。在彼十三年，言语不相通，莫知何国，而岛中人似知为中国人者。忽具舟约同行。经两月，乃得达此岸。甘棠寨巡检，以为透漏海舶，遣人护至闽县。县宰丘铎文昭，招予往视之。其舟刳巨木所为，更无缝罅，独开一窍出入。内有小仓阔三尺许，云女所居也。二男子皆其兄，以布蔽形，一带束发跣足，与之酒则跪坐，以手据地如拜者，一饮而尽。女子齿白如雪，眉目亦疏秀，但色差黑耳。予时以郡博士被檄考试临漳，欲俟归日细问之。既而县以送泉州提舶司未反，予亦终更罢去，至今为恨云”。

沉香、檀香素为阿拉伯商人所喜爱，在广州蕃坊，“蕃人赌象棋，并无车马之制，只以象牙、犀角、沉香、檀香数块，于棋局上两两相移，亦自有节度胜败”。由穆斯林蕃客贩运的沉香、檀香产自东南亚苏门答腊岛、爪哇岛一带，文中所记男女相貌风俗也颇似该地居民。因祖辈生长在福州，商贾辐凑，香料贸易繁盛，长期的熏染促使其充分利用条件，载运当地特产至福州贸易。在世界的香料贸易中，福建人成为来往于“香料之路”中的重要成员。

同样濒海的漳州，港口众多，但沿海土地多盐碱，农务灌溉极为困难，虽艰辛劳作，获利仍然甚少，于是“饶心计者视波涛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耜……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其方物”，因而“水犀火浣之珍，虎魄龙涎之异，香尘载道，玉屑盈衢”。在漳州海澄，竟然出现了“香料银”的新税目。

繁盛的香料贸易使得闽地“蕃货饶聚”、“夷艘鳞集”，带动了更多的闽人参与商贸活动。正是因为商品贸易的繁盛，商人南来北往，竟渡外夷的纽带作用，省会福州渐为“东南重镇”，泉州更为国际商港，沿海各城市商贾咸聚，福建内陆也逐步繁荣。经过唐宋的开发和发展，福建从一个暇隅蛮荒之区，最终一跃成为中原仰给之地。

福州人对于外域物产尽加吸收，不仅行贩他地，化为利润，且引进物种，详加培育，变成本土物产。茉莉、瑞香、阇提、斗雪红等这些外域物种为榕城增添了别样的风采。

发达的海外贸易也引起了福建各个港口本土物产的变化。位于晋江口岸的泉州港舟楫可通万国，阿拉伯商人纷至沓来，外域物产货积山堆，“蕃货远物、异宝奇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大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小茴香、素馨、西番菊、番花、紫藤等等，这些异域芬芳类植物竞相植根于泉州，使得泉州异物荟萃，五光十色。与泉州毗邻的漳州也感受到了这种异域风俗物貌的影响。紫苏、吉钩藤、栀子花、豆蔻花等原产自地中海沿岸、欧洲各国、中亚、南亚等地区的香料物种，随着一拨拨穆斯林商人的到来，逐渐传播到八闽大地。闽邑士子郑怀魁描述兴盛的海外贸易所带来的各种香料异物：“其香则有片脑生肌，岐楠通神。芬芳着袖，经月不泯。黄檀，沉水馥烈。含辛，丁香安息剂品并陈。其药则有没药、血碣、汀泥、乳香、大风、豆蔻、阿魏、槟榔、白椒、打马、紫梗、雌黄。椰子之酒代醉，西国之米当餐，苏木通染，胡椒敌寒。棕竹实中而多节，科腾疏叶而长蔓……堪为用者，难以殚记”。繁盛的对外商贸活动打开了福建的大门，让闽地民众领略到了异域风情。

香料的确是种宝物，不仅有“供焚香者，可佩者，又有充入药者”。如降真香“小儿佩之能辟邪气”；“丁香有雌、雄。雄者颗小；雌者大如山茱萸。名母丁香，入药最胜”；龙涎香可以“活血、益精髓、助阳道、通利血脉”。香的功能广泛，从清神、避瘴、除臭、醒脑等实用的功能到嗅觉、气味品评的精神层次，无不发挥其独特的功效。

对于香料的功效、妙用，白寿彝先生认为亦是穆斯林蕃商的传授。“异国香药之初度入华……它们之能入方剂，也许有一部分是中国偶尔的发现，但大体上恐还是得其知识于香料商人”。绍兴年间，在泉州职事兼舶司的叶廷珪就是因“蕃商之至，询究本末，录之以广异闻，亦君子耻一物不知之意”而撰《香录》，将香料知识传之于世。好学的闽人也通过自身观察和与穆斯林的交流，加深对香料的认识，从而将之广泛应用。“蕃沉，能治冷气，医家多用之……黄熟香，诸蕃皆出而真腊为上，此香虽泉人之所日用，而夹笺居上品……沙檀，药中多用之。降真，泉人每岁除，家无贫富，皆燃之如燔柴”；“苏合香油亦出大食国，气味类于笃耨，以浓净无滓者为上，蕃人多以之涂身，以闽中病大风者亦做之，可合软香及入药用”。

外域香料价格昂贵，为了满足广大民众对香料的需求，精明的福建人也学会利用本地芬芳类植物制造香料，荔枝香便是其中一种，荔枝“闽中所产甚盛……今以形如丁香如盐（杨）梅者为上，取其壳合香甚清馥”。还有茉莉、阇提、佛桑、渠那香、素馨、麝香花等本出自西域的花卉，“来闽岭至今遂盛”，“皆可合香”。制作香药的具体步骤有：“素馨、茉莉摘下花蕊，香才过即以酒噀之，复香。凡是生香蒸过为佳。每四时遇花之香者皆次，次蒸之如梅花、瑞香、酴醿宻友、栀子、茉莉、木犀及橙橘花之类皆可蒸”。又有“李王花浸沉香。沉香不拘多少，剉碎。取有香花，若酴醾、木犀、橘花或橘叶亦可，福建末利花（茉莉花）之类，带露水摘花一盌以甆盒盛之，纸盖入甑蒸食，顷取出，去花留汗汁浸沉香，日中暴干，如是者三，以沉香透润为度，或云皆不若蔷薇水浸之最妙”。

随之，制作香水、香药的专业人员也出现了，即明人王圻在《稗史汇编》所记的“泉广合香人”。事实上，蒸花取香之法也由大食传来，药用蒸馏法在伊本·西那的《医典》里有详细介绍，宋代时传入我国。《铁围山丛谈》载：“旧说蔷薇水乃外国采蔷薇花上露水，殆不然。实用白金为瓯采蔷薇花蒸气成水，则屡采屡蒸，积而为香，此所以不败。但异域蔷薇花气馨烈非常，故大食人衣袂，经数日不歇也。至五羊效外国造香，则不能得蔷薇，第取数馨茉莉花为之，亦足袭人鼻观。但视大食国真蔷薇水，犹奴尔”。闽人制造香水，亦多仿效大食蒸馏之法。

风靡不衰的香料追求，造就了历时数百年的香料贸易，亦催发了闽人对香料的热爱之情。香料文化是伊斯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泊船泛海而来，香飘万里，沁入闽地数百年，繁衍成八闽文化之树的一枝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