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代四川藏区城镇的城墙建设状况

城墙是中国传统城市景观的代表性建筑，它最初的出现是因为军事防卫上的需要，用以保境安民，但伴随着火炮的出现或类似于四川藏区这样特殊的地理环境，城墙本身的防御功能受到质疑。但是，城墙的象征意义却未因其功能的缺陷须臾或失，城墙的防御功能自然地衍生出作为统治和权力象征的意义，被认为“国”与“野”，“化内”与“化外”的分隔标志。

对当时的清政府来说，四川藏区地形复杂，“层峦叠嶂，亦西藏之要区，然审其大势，为中国之藩篱，则险足恃，为一方之保障，则散而难守”，但是中央政府一方面将四川藏区作为中原文化的“藩篱”，将其纳入国家正式权力体系，但同时仍将其视“边檄荒服之地”则延续了传统中国的“边界”的观念，始终认为藏地是“古荒服地，皆吐蕃羌猓之俦，髡骨毳裳，鸟语垢面。”要从化外变成化内，城墙非常重要，不仅可以使城市作为安全的政治中心统治着周围乡村，也可以使汉文明的教化模式得以践行于“异域”。

1．四川藏区城墙的修建类型

清代在四川藏区的城墙修建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是地方行政中心，其二兵营驻地，其三是一些军事据点。

首先，作为地方行政中心的城镇，藏区厅治以上的城镇是城墙修筑的主要城市。甘孜地区到19世纪清中叶有驻兵或清政权机构的只有6个城镇，即打箭炉（康定）设直隶厅，巴塘、理塘设粮务（粮台）驻兵，丹巴设屯署，泸定、雅江设巡检或汛口。到清末，除打箭炉外，设有16个府县治，阿坝州在清代到只有6个县级以上的治所。在清代22个作为行政统治中心的藏区城镇中，只有5座城市修建有城墙，而这五座城市是在康熙至乾隆年间设厅治的城市都修了城墙，其中打箭炉（康定）、茂县（茂州直隶厅）、汶川（理番直隶厅）、理县（理番直隶厅、杂谷厅）、松潘（松州直隶厅）。

这些藏区城镇城墙的形态与中原地区一样，在修建之初都尽量以矩形空间为理想模式，但在地形复杂的藏区很难实现。实际五个地方行政中心城市的城墙没有一个是标准的矩形。我们在清代雅州府地图上看到十五个城址中只有雅州和打箭炉作为厅级城市是方形城墙（图1），而其余城镇出现上地图上是圆形或不规则城镇，实际上清代地图上城墙的形式只是城市行政等级的标志，而实际上打箭炉的城墙并不是方形（图2），尤其是在河谷地带修建的打箭炉，城墙难以形成方形。松潘城为了防御，把方形的规则城墙改建成五边形城墙（图3）。

这些城镇的城墙高度有一定规律，凡是在明代修建的较为坚固的城墙，清代只是在原来基础上加建的城墙，多较为高大，如松潘的城墙高达三丈五，茂州城墙二丈七；而在清代重建的城墙则较为低矮，更符合礼制规定，如打箭炉和理县的城墙都只有一丈二高，汶川的城墙一丈八高。这些城镇作为中央政权伸入藏区的触脚，全部位于内地进入藏区的重要交道干道。与藏地其他城镇不同，这些国家建制厅州县出现了相对完备的礼制建设空间。官署、屯署、关帝庙、城隍庙出现在城市中；此外与商业和农业文化相关的火神庙、龙王庙、观音阁等祠庙也出现在这些外来移民较多的城镇中。

其次，清代戍军驻守及交通要道沿线的城镇也修有城墙，由于这些作为兵营存在的城镇没有融入地域社会结构中，最终在城镇体系中被弱化。曾驻城墙的重镇为乾宁城，也称噶达城。雍正三年年羹尧主政川藏时，委巡抚王景灏等建修城垣。乾隆《雅州府志》所附惠远庙图，寺旁隔河所驻即噶达城（图4）。城墙为黄土筑成，高9m，周围四里，坐落于四山环绕的乾宁坝子。清雍正七年（1729），蒙古准噶尔部入侵西藏，清政府为西藏七世达赖择址泰宁，仿照汉族佛寺，修建惠远寺，并派兵1800人，分设泰宁三营守护寺庙。雍正十二年（1734），准噶尔部向清廷请和，藏区威胁解除，协营转移至打箭炉，后经嘉庆、光绪年间大地震，泰宁元气大伤，进一步衰败。

四川藏区的城墙建设的第三种类型是利用前朝一些军事卫所的旧堡址改建城墙。唐至明代，历代政府都曾在松茂大道的一些重要隘口修建驻兵守卫的军事碉堡。尤其是明代，在当时边陲要塞地区，依托卫所制度建立了许多军事性城堡，清政府依托这些军事城堡或原址重建，修复或易址而建，在阿坝地区修建了许多军事防御性质的城墙。如雍正三年，清政府在松潘周围一批卫所都筑起了城垣。如漳腊城垣、平番城，南坪城，会龙关城、康关城，都是明万历年间或更早朝代所筑石城，清雍正至光绪年重修。这些城堡都高一丈四至一丈八之间，周围一里有余，城墙大多为土城，建于关隘之地，易守难攻。

2．四川藏区城池修建的困难

尽管清政府对城墙修建非常重视，但修筑城墙所耗资金与物资数额巨大，在明代，四川修筑一座高仅一丈四的州城城墙，“凡用夫万人，木工百人，铁工五十人，石工一千三百人，皆计日而给饩与直。铁万斤，柏万株，灰百万石，石百万余片，运石之舟百艘。白金二千五百余两，米一千余斛”。四川藏区乾隆年间在打箭炉、保县等地建城难度不亚于明代，在交通不便，地广人稀，财力匮乏的四川藏区发动众多人工参与工作，并且调配数额如此庞大的物资与资源是非常困难的。

有清一代，四川藏区城池修建资金的来源因时势而变化。清实录里专门记录了在乾隆三年（1738），川西北边城保县（今理县）筑城垣等工料银多达二万五百九十五两，此外还有监理官员、工匠、运输人员等费用。这笔庞大的开销分别从四川省地方税收及军需专项资金中支出。到乾隆十年（1745）四川边城因“或逼近番夷，或通省扼要，计十二州，县，卫”的修城工程提上日程，工部要求四川以工代赈或流寓商民捐监，并许官民在川捐纳贡监，照土方例开捐之处。我们在清代县志中看到许多顶着巴州知州、眉州州判等官职远入藏区城镇筑城的候补官员可能就是在川捐纳贡监，照土方例开捐的捐监商民。光绪年间，四川藏区许多城墙出现坍塌，亟须修补，但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财力匮乏，城墙维修由地方士绅承担，或由地方专门税款支持。

此外，四川藏区恶劣的地质条件也影响到城墙的修建。清代打箭炉和保县、汶川、南坪营的城墙都曾因地质灾害出现的泥石流坍塌（图5），城池被迫易址重建，这也藏区城墙建设面临的一大问题，城市的安全决定了城墙的修建风险成本增大。

3．城池修建的效果

城市由汉人兵站发展而来的城市一般择址于交通要道，位于河谷平川，如松潘、茂县、汶川，这些城镇城墙并没有起到与内地城市同样的防守作用。

茂州城“逼近羌戎，环带山险，成都肩髀之地”，是成都平原心腹地带的外防线。它的地理位置如大多数地方行政中心一样，坐落于河谷之间，但四周“堡寨参错于中，州城孤立于外，而属部藩落，周分环据，二三百里之间，官路惟留一线。”这样一个在羌族聚落包围之下的一座孤城，维系着二三百里之间的官路（图5）。

茂州城早在宋朝时就筑有土城，明成化中1465-1487年添筑外城，城高一丈六尺，周长五里。但城墙对于骁勇的羌民来说，“有山如障，来则高巢，有坎如隍，履同平地，”这座千里孤城常常被围困其中，茂城北门外田数千项，不敢放牧马牛，茂城西门外两岸常有飞矢，戍守边城的将士也是“生还十无四五。”拥有高大城墙的茂州城与其说是一座城市，不如说是一座困守孤地的碉堡更为合适。

汶川位于松茂古道的枢纽，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知县李天骏用山石重修县城城墙，城高1.8丈，底宽0.9丈（图6）。但是城墙修好后，发生番乱，警报沓至，主修城墙的县令李天骏认为“城不可守”，“募夫于城外山水会隘处，起上下二关，相距二里许”，叛民绕道而走，城中乃定。他感叹“有关则城固”，可见主修城墙的地方官吏也不相信城墙在军事冲突中的作用。

松潘也是藏区较早建城墙的城镇，早在明洪武十二年，平羌将军丁玉克收复松州，即于崇山下筑城，城墙最早是土城，五年后，始甃以砖。然而明正统时，周边“番变”，“据崇山俯瞰城中，势如建瓴，矢石纷下，居民苦之”。后松潘城墙不得不“拓城跨崇山”，把城墙修到岷山顶，在山顶多开一门。驻守松潘的明代将领记录很形象地描述了藏区城墙的处境：“孤悬边徼，距省七百余里，一片危城，羌猓窥伺。且附郭环山岭，寨落交错，负险碉居，一有烽警辄，占据要险，扼我咽喉，全城如困釜底。”这样的困境几乎是四川藏区所有中央政权驻兵之城的困境。因此在四川藏区，政府的城墙建设与其说是为了军事安全，更多地是为了心理安全，城墙作为国家教化区分“化外”与“化内”的标志而存在于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