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高尔吉亚与修辞的神圣力量
莱昂提尼的高尔吉亚是希腊修辞学家和修辞教师最杰出的代表，他很可能是希腊世界最早从理论高度认识到修辞伟大力量的人，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点燃了人们对修辞的热情。他在公元前427年代表母邦出访雅典，这次出访是修辞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他在希腊文化的中心，凭借言辞的力量震惊了雅典人。他的演讲将语言的精巧发挥到了极致，对仗、押韵、双关、正反题的并置、突然的转折、主题的回响，高尔吉亚用这些技巧，将诗歌与散文极其艺术化地结合在一起，人们将他看作“语言的魔术师”，将他的这种讲话方式称为“高尔吉亚体”（Gorgianic Style）。[1]
除了在文体方面的探索取得的杰出成就之外，高尔吉亚还是希腊世界最早从理论高度自觉反思修辞术的力量，以及修辞术在社会生活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的理论家。在他的修辞范本《海伦颂》（Helenēs enkōmion; Encomium of Helen）中，高尔吉亚为千夫所指的“红颜祸水”海伦进行了一场假想的辩护，他要论证不管海伦是因为神的旨意、强力的绑架、言辞的说服，还是爱情的力量，而背弃丈夫，都是无辜的。而在讨论第三点——言辞的说服时，高尔吉亚给出了对言辞（logos）神圣力量的颂歌。这篇演讲，尤其是这段关于言辞力量的赞美，有很多值得讨论之处。这里我只讨论与主题关系最紧密的三个方面。
首先，高尔吉亚为言辞的至高力量提供了某种知识论上的说明，甚至论证。在他看来，正是因为人类生活（与神的生活相比）几乎毫无确定性可言，因此人类除了依赖意见（doxa）之外，再无其他依靠，而意见就像赫拉克利特笔下时刻流淌的河水一般变动不居，容易受到各种要素的影响：
如果所有人在所有事上都有关于过去的记忆、对现在的认识，以及对将来的预见，[2]那么言辞就不会像它实际所是的那样了。但是我们很难记住过去、考察现在、预见未来，因此大多数人在大多数问题上只能让意见作为灵魂的指引。但意见是不可靠的和不确定的，因此也就将那些使用它的人置于不可靠和不确定的命运之中。（《海伦颂》11）[3]
希腊哲学传统从一开始就普遍贬低意见的确定性和意义，而高扬理性的认知，以及通过理性得到的知识或智慧的确定性和价值，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以巴门尼德为代表的埃利亚学派，但即便是伊奥尼亚学派的代表赫拉克利特以及之后的原子论者德谟克利特也都主张意见和理性之间的对立。但是高尔吉亚却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在人类事务中，不大可能有超出意见的确定性，[4]因此我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只能依赖或然性或可能性（eikōs）。[5]高尔吉亚使用的这种依赖或然性的论证，当然也是某种理性的推理，就像他自己说的：“我想要给出一些推理（logismos），来结束对它恶名的指责”（《海伦颂》2），但是这种推理或理性非常不同于大多数希腊哲学家所宣扬的理性，因为它并不提供不可错的、指向最终真理的确定性，而只能提供意见，提供来自正反两方的论证。我们完全可以想象高尔吉亚用同样的华美言辞和慑人的说服力创作一部《海伦耻》。[6]
这种与哲学理性论证相反的进路，以及取消人类事务中确定性的认识论预设，给言辞本身留下了巨大的施展空间，因为它取消了一切正确与错误、真与假的绝对标准。这种倾向迎合了也加剧了希腊古典时期的民主制。[7]在民主制下，人们有在公共场合讲话的自由，在公民大会和法庭辩论上，经常需要相互辩驳，并且不管是公民大会还是法庭都要求参与公民大会的公民和法官，根据演讲者发表的讲话立即做出政治决定或法庭判决。在公民大会或法庭辩论上，即便人们试图以“真”为诉求，也没有足够的中立性和足够的时间去探求“真”，政治利益、个人野心、财富声望、无罪开释还是锒铛入狱的压力等等要素的混合，让这些辩论变成了各种或然性角力的最佳舞台。不管是法庭上关于过去事件的判断，还是政治思虑中对于未来决策的考量，都需要建立在讲话者的言辞以及与之对抗的言辞之上。高尔吉亚说，“我们很难记住过去、考查现在、预见未来”，在这些政治场合中再恰当不过。
第二，在各种能够影响人们意见的因素中，高尔吉亚认为言辞是最有力的：
言辞是一个强大的主人（dunastēs magas），他[8]用最小的和最可不见的身体（smikrotatōi sōmati kai aphanestatōi）实现最神圣的事业（theotata erga apotelei）。他可以祛除恐惧、抚平悲伤、注入欢愉、强化怜悯……我认为并且称所有的诗歌（tēn poiēsis hapasan）为有韵律的言辞（logon echonta metron），当听众听到时，就会产生充满恐惧的战栗，充满眼泪的怜悯，以及充满伤感的渴望，而灵魂通过言辞在他人的幸运与不幸中经历它自己的某种情感（idion ti pathēma dia tōn logōn epathen hē psuchē）。（《海伦颂》8—9）
在希腊语和希腊文化中，言辞（logos）与行动或事业（ergon）是一对基本的对立物，就像中文的“言”与“行”一样。在传统希腊文化中，只会动嘴并不能让一个人拥有智慧之名，相反，一定要成就一番“事业”才能为一个人赢得赞美，希腊的“七贤”大多都是政治家或立法者，唯一的例外泰勒斯也并不是书斋或深山中的哲学家，而是有很多实际的成就（比如水利、政治、天文等）。但是高尔吉亚却要消除这个显而易见的对立。在他看来，言辞拥有最不可见的身体，却能够成就一番事业，而且是“最为神圣的事业”。这正是民主制下政治家和演说家所信奉的至高准则，也是我们下面要看到的伯里克利和阿尔西比亚德信奉的最高准则。
在打破了言辞与事业之间的对立，并将言辞抬高到了神圣的地位之后，高尔吉亚又打破了希腊人习以为常的另一个对立——“言辞”（logos）与“诗歌”（poiēsis）之间的对立，将希腊人心目中享有神圣地位的诗歌拉下了神坛（诗人被认为是受到缪斯女神启示的），变成了言辞的一个子类（“有韵律的言辞”）。在希腊人看来，这大概与称言辞为“强大的主人”同样具有革命性。在高尔吉亚看来，各种言辞现在拥有了平等的至高地位，都可以实现神圣的事业。而实现这种事业的重要（甚至是首要的）方式就是操纵人们的情感。在高尔吉亚看来，修辞的强大首先就在于它可以引发和平息人们的情感，而变化多端的情感则会直接影响人们对事物的判断。政治修辞因为对大众的情感有直接的影响，就很自然地成了民主政治的有力武器，因为在公民大会和法庭之中，人们没有机会进行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往往是暂时的情感迸发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
第三，在《海伦颂》中高尔吉亚甚至将言辞的力量等同于纯粹的必然性或强迫（anankē）和赤裸裸的强力（bia），而作为人完全没有可能抵抗：
说服……虽然没有必然性的形式（anankēs eidos），却有着必然性的力量（dunamin）。说服灵魂的言辞，就迫使（ēnankase）它[9]服从他所说的，同意他所做的。说服者作为强迫的一方（anankasas）行不义，而被说服者作为被强迫的一方（anankastheisa）不该有坏的名声……言辞的力量与灵魂秩序的关系就像药物（pharmakōn）的秩序与身体的自然之间的关系。就像不同的药物排出身体的不同体液，有些结束疾病，有些结束生命；有些言辞带来悲伤，有些带来恐惧，有些在听众中注入勇气，有些则用有害的说服给灵魂下药和施魔（epharmakeusan kai exegoēteusan）。（《海伦颂》12，14）
这段话无疑是整部《海伦颂》中最令人吃惊的文字。因为在几乎所有的人类思想中，说服都被当作与强力和强迫截然对立的东西。[10]如果想要为某人做无罪辩护，最好的策略就是证明被告是被武力胁迫的，而非被言辞说服的，因为说服恰恰是一个人自愿做了某事的证据。高尔吉亚却敢于反其道而行之，将言辞比作人们无法抗拒的药物。就像药物直接作用在人的机体之上，产生治疗或者伤害的作用，服药者没有任何办法抗拒；言辞则是直接作用在灵魂之上，产生各种情感（高尔吉亚在这里强调的依然是情感的作用），而灵魂不过是一个被动的受害者，完全无力保护自己，更没有办法反击。因此就像打人者犯错而被打者无辜，说服者因为说出了这些言辞而犯了错误，而被说服者则毫无责任。在这里阳性的言辞（logos）与阴性的灵魂（psychē）正好代表了帕里斯和海伦的性别，前者主动，后者被动；前者说服，后者被说服；前者使用强力，而后者则是强力的受害者。正如沃迪精彩地概括的那样，“或许每一个臣服于修辞的logos之下的男性公民都被比作了遭受暴力攻击的人……而成功的演说家则在实施灵魂上的强奸。”[11]
[1]关于高尔吉亚修辞学成就的论述，可参见Kennedy 1994, pp. 17—21。
[2]通过这三个时间维度的使用，高尔吉亚也穷尽了人类事务的所有可能性。
[3]《海伦颂》和其他高尔吉亚文本的翻译，依据并参考Graham 2010。
[4]他的措辞“大多数问题上大多数人”似乎保留了存在一些确定无疑的东西的可能性。
[5]这与他在另一部更为哲学性的作品《论不存在》（Peri tou mē ontos; On What-Is-Not）中的立场并不矛盾。在那部作品里，高尔吉亚要论证（1）无物存在，（2）即便有事物存在也不可认识，（3）即便能认识也不能互相交流。去掉了本质性的规定之后，一切都只能依赖变化的意见。
[6]正如高尔吉亚在《海伦颂》的最后满怀戏谑地说的，他创作这部作品不过是某种“游戏”或“娱乐”（paignion；《海伦颂》20）。但是整体上的戏谑，并不会影响高尔吉亚关于言辞力量的判断，甚至正是他对言辞力量充满信心的最好写照。
[7]修辞学与民主制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也和修辞学起源于西西里驱逐僭主建立民主制度有关。对此西塞罗的《布鲁图斯》（Brutus）有所说明：“在西西里驱逐了僭主一段时间之后，人们开始用法律手段重新分配私人财产，西西里的科拉克斯（Korax）和提西阿斯（Tisias），因为他们的人民有好辩论的习惯，首先将一些理论原则汇集到一起”（《布鲁图斯》46，参见Cicero 1962）。
[8]我这里用表示人的“他”来翻译高尔吉亚笔下的logos，以突出logos在希腊文中的阳性特征，下面会看到高尔吉亚如何用词性来做文章。
[9]灵魂psychē是阴性名词，这里用“它”来翻译，下面我们会看到在言辞（“他”）和灵魂（“它”）之间的关系。
[10]在苏格拉底之前社会语境中的这个对立，可以在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复仇神》（Eumenides）中看到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艺术表现：雅典娜说服了复仇女神，从而打破了俄瑞斯忒斯（Orestes）冤冤相报的循环。关于说服与强力之间二元对立的研究，可参见Buxton 1982, pp. 58—63。在本书中，这个二元关系会反复出现。
[11]Wardy 1996, p. 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