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与私利: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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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背景

虽然亚里士多德有时候会对前人提出非常苛刻的评价,但是整体而言,他都非常尊重前人的工作,并且乐意将他们思想中有价值的东西吸收到自己的哲学之中,正如他颇为谦逊地表达的:

对真的沉思(hē peri tēs alētheias theōria)在一个意义上困难,在另一个意义上容易。一个证据就是,没有人能够完全命中它,也没有人会完全错失它,而是每个人都能说出一些关于自然的东西。就个人而言,他们对真毫无贡献或贡献甚少,但是将他们合在一起就很可观了。(《形而上学》II.1.993a30-b4)[1]

在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中,类似的方法论说明几乎随处可见,不仅仅是在形而上学之中,而且涉及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等等。在所有这些领域之中,亚里士多德在开始自己的讨论之前都首先考虑前人的理论,并且将他们思考中有价值的要素吸收到自己的讨论之中。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亚里士多德自己的思考生发自他与前人的对话。

因此,在我们开始考察亚里士多德如何解决公益与私利之间的冲突之前,首先有必要来看看亚里士多德的前人如何面对这个问题,以及提出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因为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亚里士多德自己的解决方案正是奠基在前人之上。前人既给亚里士多德提供了进一步思考的坚实基础,他们犯下的错误又使得亚里士多德可以进行反思和有所警惕。

在这里,我要考察亚里士多德之前两条非常重要的思想线索。一条是高尔吉亚开创和代表的修辞术传统,高尔吉亚及其后人赋予修辞术无限的能力,我会将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刻画的伯里克利和阿尔西比亚德,当作修辞术及智者运动给希腊社会带来的“思想启蒙”的直接产物。他们相信修辞术的伟大力量,将政治修辞当作解决公益与私利之间冲突的最终途径。另一条线索则是以亚里士多德的老师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为代表,他们毫不妥协地反对政治修辞,在这个背景下,柏拉图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也就是通过法律的强制力量来解决公益与私利之间的冲突。


[1]《形而上学》的翻译依据Aristotle 1957a, 参考Aristotle 2016的英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