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高尔吉亚的精神子嗣：伯里克利与阿尔西比亚德

在本书中，我既将高尔吉亚当作第一个反思修辞术力量的历史人物，又将他看作一个象征，他象征了希腊世界对修辞技艺强大力量最早的自觉。“说服”这个观念本身，当然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在希腊文化中，荷马和赫西俄德的史诗中都有关于说服的主题，而富有说服力的言辞随着希腊社会从贵族制向民主制的转变，逐渐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1]高尔吉亚关于言辞力量的理论反思在修辞学史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管是对于当时的政治实践还是对之后的理论探求。就理论而言，我们在随后几章还会讨论到高尔吉亚的主要论题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回响，本章接下来会集中讨论修辞术在实践上的结果。

虽然高尔吉亚作为使节代表莱昂提尼出访了很多城邦，也被邀请到奥林匹亚赛会发表演讲，虽然他意识到了修辞术在公共生活中的强大力量，[2]但是高尔吉亚本人在大多数时间里作为修辞学教师过着相对私人的生活，没有将修辞术大规模运用到政治舞台之上。

但是，还是有很多见识过这项技艺全新发展，并且被它深深影响的人，参与到了实际的政治生活之中，并且试图用这个新的武器来解决政治生活中的问题。一些古代资料，也表明高尔吉亚对雅典政治和政治家确实有很大的影响。费罗斯特拉图斯（Philostratus）这个公元二三世纪的传记作家，在《智者的生平》（Bioi Sophistōn）中这样写道：“他在雅典讲话时被很多人崇拜，这一点都不令人惊讶，虽然那时他已经是一位老人了，他吸引了最受人们敬重者的注意，其中克里提亚（Critias）和阿尔西比亚德还年轻，而修昔底德和伯里克利已经是老人了。”[3]在费罗斯特拉图斯提到的四个人们最敬重的雅典人当中，有两个（伯里克利和阿尔西比亚德）直接影响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帝国的命运，克里提亚则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建立的亲斯巴达的“三十僭主”的头领，[4]而修昔底德也曾经是雅典的将军，只是在被放逐之后才成为了雅典政治的书写者，成为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伯里克利和阿尔西比亚德所言所行最主要的记录者。我们很难确切判断费罗斯特拉图斯提到的高尔吉亚对这四个人的影响在历史上的真实性如何，[5]更困难的是确定这种影响的程度。但毫无疑问的是，伯里克利、阿尔西比亚德和克里提亚都是口才极好的政治家，[6]而修昔底德作为历史学家和修辞学家的成就更是从他的文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此我们至少有足够的理由说，修昔底德笔下的伯里克利和阿尔西比亚德都是高尔吉亚的精神子嗣。他们都将自己作为政治领袖的成败，系于言辞的力量，主要通过自己的言辞实现政治目的。

伯里克利和阿尔西比亚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作为高尔吉亚精神子嗣的形象，很可能主要是因为修昔底德这位叙事者本人是高尔吉亚的精神子嗣。对此我们看到的最早记载来自公元前1世纪的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7]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修昔底德撰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笔法清晰地看出智者，尤其是所谓的“高尔吉亚体”的巨大影响。[8]但是这对本书的论述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我在这里关心的主要并非还原历史上的伯里克利和阿尔西比亚德在何种意义上受到了高尔吉亚的影响，[9]而是要关注修昔底德笔下的这两位政治家，并且将修昔底德更多看作一位政治哲学家，而不仅仅是历史学家。[10]在接下来的两节，我会考察伯里克利和阿尔西比亚德的一系列演讲。我相信作为政治哲学家的修昔底德不仅仅将他们看作具体的历史人物，而是意在将他们刻画成某类政治家的范型。通过他们，修昔底德表明，他们解决公益与私利冲突的方式存在严重的问题。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伯里克利和阿尔西比亚德都被首先刻画成了讲话者（speaker），而不是像雅典的尼西阿斯（Nicias）或斯巴达的布拉西达（Brasidas）那样的行动者。虽然修昔底德的作品里面随处可见言辞（logos）与行动（ergon）这对论题的对立，但是在伯里克利和阿尔西比亚德这里，他们都格外像是高尔吉亚的弟子，对言辞的力量深信不疑，坚信言辞就能带来行动和事业的成功。但是另一方面，伯里克利又与阿尔西比亚德截然相反。伯里克利被修昔底德描绘成一个明智的政治家，将雅典的公益放在第一位，他将雄辩当作有力的武器，总是能够说服他的同胞，将一己私利置于公益之下，即便是在一些看起来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而阿尔西比亚德则充满个人的野心，他利用雄辩来实现个人的荣耀，甚至不惜牺牲公益达到自己的目的。从这两个雅典政治家那里，我们能够最清晰地看到在公益与私利之间的对立；而通过修昔底德的敏锐观察，我们也可以看到政治修辞的后果和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