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不实的一个例证
《明实录》记明朝皇族内部斗争，多掩饰失真。南宫复辟与景帝之死，即是一例。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也先发动瓦剌军四路侵明，大同告警。宦官王振挟英宗亲征，结果发生“土木之变”，英宗被俘。为了应变，英宗弟郕王监国，后为景帝。景泰元年（1450）八月，英宗回到北京，住在南宫[584]。景泰八年正月，英宗乘景帝生病，夺取东华门，重新登上皇帝宝座。史称此事为“南宫复辟”。英宗复辟后三十二天，景帝就死去了。
关于南宫复辟，《明英宗实录》记载：
同日，由礼官在午门开读诏谕。诏谕内容与上引基本相同，只是更强调了在朝文武群臣“再三固请，复即皇帝（位）”。
景帝之死，《明英宗实录》记载更为简略，只有“（二月）癸丑，郕王薨”[586]七字。但从景泰七年十二月癸亥起五十一天中，《明英宗实录》有近二十处渲染景帝有疾，这即给人以假象，景帝是病死的。于是，明王朝皇族内部一场激烈的夺取最高统治权的斗争就被轻轻掩盖了。
那么，南宫复辟到底是怎么回事？景帝又是怎么死的呢？
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仍可从《明英宗实录》找到蛛丝马迹，而参考私著、野史更为必要。野史中有的是根据实录写的，有的则不是。正如王世贞所说，野史“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587]。
前引《明英宗实录》有“以兵迎上于南宫”一语，在事变的当夜，徐有贞等已将军士千余人潜入皇官。可见南宫复辟是一次军事政变。《鸿猷录》记载事件始末，其中有：
朱国桢《皇明大事记》卷一九所记与《鸿猷录》同，陈建《皇明资治通纪》卷一八，也说到英宗与太后在事前已知复辟之谋。杨瑄《复辟录》引苏材《小纂》更谓张等人早已派人禀告英宗，得到英宗的许诺。清朝纂修《明史》卷一七一《徐有贞传》所记与各书相合。《明史》纂修以审慎著称，而于南宫复辟却舍实录而用野史，显然是经过认真辨伪的。根据以上的记载，都说明了英宗在政变中不仅事前参与谋划，而且亲自出马，斥退门卫，堪称夺门的先锋[589]。可见南宫复辟是以英宗为首的少数人策划的一次阴谋，根本不是什么“中外人心归诚戴上”，或是在朝文武百官的“再三固请”。应该指出的是，英宗复辟后，对“夺门”并不讳忌。讳忌始于天顺三年十二月。当时，大学士李贤建议，“迎驾则可，夺门岂可示后，天位乃陛下固有，夺即非顺”。英宗醒悟，下诏“自今章奏勿用夺门字”[590]。因此，到成化三年（1467）修成《英宗实录》，就只谈复辟，不再讲“夺门”的经过了。
最早记载景帝之死的史书，除《英宗实录》外，现存的还有陆釴的《病逸漫记》。该书与《英宗实录》所记完全不同，书中认为“景泰帝之崩，为宦官蒋安以帛勒死”[591]。据《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传》所记，陆釴是天顺八年进士，殿试第二，授编修，历修撰、谕德。孝宗立，以东宫讲读劳，进太常少卿兼侍读。这就是说陆釴与修《英宗实录》的人都在同一时期，其成书时间亦当与《英宗实录》前后相近。当时，经历南宫复辟的人大多在朝，而知景帝死时真相的汪妃等也还在世。陆釴先居史官，可能广泛接触第一手资料，后为东宫讲读等职，又可与内廷接近。他在书中所记明朝典故，多精确无虚辞，不但论景帝之死与他书不同，论仁宗之死，也与他书不同，并说是得闻于宦者。看来陆釴是一位比较胆大而又能揭露宫廷秘闻的人，他说的虽只是孤证，我们认为还是可信的。
明朝人对景泰之死多有忌讳。李贤《天顺日录》、杨瑄《复辟录》、尹守衡《明史窃》卷五《夺门纪》只言其“薨”，与实录同，而不及其他。陈建《皇明从信录》卷二〇、《皇明资治通纪》卷一八、薛应旂《宪章录》卷二八还说到唐妃等殉葬事，或说赐红帛以殉葬，这已经超出实录的范围了。到了清朝初年，史家们才开始从讳忌中解放出来，更能做到去伪存真。谷应泰认为，景帝之死“烛影斧声，不无疑案”[592]。谈迁也指出“革除景泰之事，记载失真”。所以，在他写的《国榷》中，直接引用了陆釴的《病逸漫记》。温睿临《南疆逸史》提到此事时，对谈迁极为赞赏[593]。以史学名世的万斯同更谓殒景帝者“出于睿皇”[594]。谈迁、温睿临和万斯同都是清初著名的史学家，温、万两人又是好友，他们对景帝之死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推崇实录，但不尽信实录。而记景泰之死最详的，莫过于查继佐的《罪惟录》。该书记载：
查继佐在这件事上，可以说是集众家野史之大成了。总之，在清代，人们多同情景帝，责备英宗。乾隆三十四年，清高宗曾为景泰陵立碑题词，碑文中也记景帝“终于杀”，而点出“英宗亦岂得辞寡恩尺布之讥哉”[596]。这里所说的“尺布”，就是指勒死景帝一事。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景帝与英宗在皇权问题上的矛盾及其激化的全部过程来看。
景帝登极后，对从瓦剌迎回英宗的建议，极为不满。只是由于于谦从容劝谏，才勉强表示：“从汝，从汝。”英宗回到北京，被安置在南宫，实际上是把英宗软禁。当时，英宗在南宫“不特室宇湫隘，侍卫寂寥，即膳羞从窦入，亦不时具。并纸笔不多给，虑其与外人通谋议也。钱后日以针绣出贸，或母家微有所进，以供玉食”[597]。可看出他曾受到种种的刁难和限制。景泰三年五月，景帝为巩固皇权，废英宗长子朱见深为沂王，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皇权之争开始激化。七月，发生了景帝杀阮浪、王尧的事件。英宗居南宫，少监阮浪入侍。英宗赐浪镀金绣袋及镀金刀，阮浪又给予门下皇城使王尧。此事被告发为“南宫谋复皇储，遗刀求外应”。景帝怒杀浪、尧，并欲穷治不已。只是由于大学士商辂等劝谏，说不宜伤骨肉，英宗才得免难。后英宗复辟，杀掉参与这一事件的官员，追赠阮浪为太监，让儒臣撰写碑文[598]。可见事出有因。景泰四年十一月，皇太子朱见济死去。在复储问题上，皇权之争更加尖锐。礼部郎中章纶、御史钟同、南京大理寺少卿廖庄等均由于议复储受到廷杖，甚至有的死于杖下。六年七月，有人建议要把英宗和沂王送往外地。八年正月初，复储议又起，主立沂王者都遭排斥。这样，终于导致英宗孤注一掷，发动武装“夺门”。
英宗在其复辟诏书中，直斥景帝“岂期监国之人，遽攘当宁之位”。二月乙未，英宗又假皇太后制谕，宣布景帝罪状：
由此可见，英宗与景帝的明争暗夺已发展到水火不相容的程度。景帝死后，英宗余怒未消，不仅追谥他为“戾王”，还不准把他的尸首葬于昌平所营的寿宫，改葬西山。亦可知他们兄弟之间积恨之深。这一切都可看出，英宗勒死景帝，当时是很有可能的。在南宫复辟与景帝之死的问题上，《明英宗实录》所记多有掩饰之辞，而《病逸漫记》《鸿猷录》等书所记史实则是比较可信的。
南宫复辟与景帝之死是明王朝皇族内部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斗争是相当残酷的。最后，以景帝失败而告终。但应该说明，英宗与景帝之间也不无是非之分。英宗正统年间，宦官王振擅权，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土木之变”标志着明王朝由盛转衰和内外交困局面的形成。景帝即位后，依靠于谦打退也先对北京的威胁，并对明朝政治、军事进行了一些改革。英宗复辟，依靠的是王振余党宦官曹吉祥、在京城危急时主张南逃的徐有贞以及野心家石亨等。复辟后，首先杀掉功绩卓著的于谦，废除景帝时的点滴改革，对“夺门”有功的人乱加封赏，政权又一次把持在宦官邪党手中。因此，南宫复辟和景帝被杀，不是使明朝富强，而是使明朝积弱，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也更加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