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明史地位的四个问题[529]
学术界过去有汉、唐、明三大王朝的说法。这个说法存在问题，它排除了蒙古贵族和满族贵族建立的元朝和清朝，显然有以汉族为本位的因素。近年来由于政府的重视，学界一部分同仁的倡导，清史研究出现了一个比较好的局面，这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情。但是随之也就出现汉、唐、清三大王朝之说，更有学者称汉、唐、清为中国历史上的“三个盛世”。姑且不论“盛世”说的命题是否贴切，但是在这种说法的影响下，明朝的历史地位大为下降。在一些学者乃至民众的眼里，似乎除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尚有作为外，明朝其他君主则无可绍述，有的是专制、阉患、贪污、腐败等等，充斥灰暗，明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于是很少有人问津。本文所要谈的四个问题，均与明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有关，一孔之见，愿与学界同仁讨论。
一 明朝大多数皇帝不上朝的问题
史籍中有关明朝皇帝不上朝的记载甚多，如说明武宗朱厚照嬉于豹房，不问朝事；说明世宗朱厚熜自嘉靖二十一年宫婢之变后，移居西内，二十余年不上朝；说明神宗朱翊钧自万历二十年之后，溺志货财，厌恶言官，晏处深宫，不再上朝；等等。笔者以前旧作也有类似的提法。学界与社会对明朝历史评价不高，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如此众多的皇帝不上朝，明朝的历史却延续了276年，寿命仅次于唐朝，对此清代学者赵翼大为困惑，说“诚不可解也”[530]。在此笔者提出两点质疑：其一是不上朝并不等于不问政事。其二是不上朝必有替代不上朝的机制产生。否则明朝何以延续近300年，无权臣专政，无女后外戚之乱，无武臣跋扈，无地方割据，王朝局面基本稳定？这种替代上朝的机制是一种怎样机制？这种机制的出现又说明了什么问题？为了说明这些问题，有必要先从有关朝会制度说起。
“朝”字的本意是朝见，古代臣僚早上谒见君主叫“朝”，比如《左传》宣公三年讲到臣下早上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盛服将朝”。《战国策·赵策》又讲“率天下诸侯而朝周”，即天下诸侯要定期朝见周天子。“朝”字也引申为朝臣谒见君主的场所，俗称朝廷。“会”就是会合、会见。所以朝会制度就是君主会见群臣的制度，对君主而言，是上朝、视朝、御朝；对朝官而言，是上朝、朝参、朝拜、朝谒、朝贺等等；对于地方官及在外宗藩，又称为朝觐。朝会制度历史悠久，经历朝奉行规范，根深蒂固地印在世人的脑海里，久之，形成了一种共识：皇帝上朝与否是判断皇帝是否勤政的一个重要标志，与王朝的兴衰治乱关系密切，皇帝不朝是对制度的破坏，在传统社会被认为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这种共识的典型话语可见于明万历时左光斗给明神宗的一份奏疏：
也就是说天下安危系于皇帝一身，上朝与否，是重要的参照。
明朝朝会制度始创于明太祖朱元璋，完备于明成祖朱棣。有大朝会，也称正朝，在正旦、冬至、万寿（皇帝生日）三大节举行，仪式极为隆重，仅低于皇帝登极仪式。正朝在奉天殿（后改名皇极殿）举行，主要是朝贺，皇帝并不问政事。又有常朝，分朔望朝和日朝。朔望朝，洪武时定为每月朔（初一）望（十五）日在奉天殿举行。于慎行《谷山笔麈》说：“本朝朔望御正殿，百官公服朝参，而不引见奏事。”[532]实际上仍是朝贺的性质，同样不处理政事。与政事有关联的是日朝。日朝在洪武时主要是指早朝，每日举行，初在华盖殿举行，后多在奉天门（后改名大朝门、皇极门）举行。永乐七年十月，早朝制度有所变化。当时永乐皇帝巡狩北京，北京此时已是冬气严凝，仪式烦琐，百官依次奏事，官员久立不堪，于是仪式与奏事分开。简短的仪式后，大臣们到右顺门内便殿依次奏事，无事者则退还各自衙门办公。这就是通常说的“御门决事”。除早朝外，永乐四年起，又增设午朝，即午后上朝。午朝地点多在左顺门（后名会极门）或文华殿。午朝时五府六部依次奏事，然后各官退出，有秘事者至御前奏事。《明史》称：“早朝多四方所奏事，午朝多事简，君臣之间得从容陈论。”[533]从明朝的朝会制度看，正朝和朔望朝主要强调的是仪制，显示的是朝廷的威严，表现的是皇帝在国家政权中独尊的地位，于王朝大政方针无实际意义。从日朝来看，明朝上朝次数大大超过汉、唐、两宋，《明史》记：“汉宣帝五日一朝。唐制，天子日御紫宸殿见群臣曰常参，朔望御宣政殿见群臣曰入阁。宋则侍从官日朝垂拱谓之常参，百司五日一朝紫宸为六参，在京朝官朔望朝紫宸为朔参、望参。”[534]洪武时每日早朝，永乐时又加上午朝，皇帝的主要精力、大臣们的全副精神，都应对于上朝和奏事，整个皇朝机器的运作依皇帝的意志进行。两个皇帝都勤于政事，号令精明，如明太祖朱元璋自己所说：“朕夙兴视朝，日高始退，至午复出，迨暮乃退。日间所决事务，恒默坐审思，有未当者，虽中夜不寐，筹虑停当，然后就寝。”[535]在这种日朝制度下，朱元璋逐渐成为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永乐帝虽与内阁成员午朝“从容陈论”，但当时内阁议政尚无制度上的保证，一切决策“多出圣裁”。这种“钦承宸断”的弊端在永乐后期也日益明显。阁臣解缙之死，杨士奇下狱，户部尚书夏元吉被囚，都说明从容陈论并不从容。至于大臣们在烦琐的朝仪之后，在筋疲力尽的情况下去处理本署事务，效率与质量也都难以保证。从这个角度审视，中国古代的专制与独裁和朝会制度联系甚密。明朝洪武、永乐年间更是发展为极致。
上朝体制行之两千余年，要不要改变？在朱元璋与朱棣时代，皇权至高无上，不可能变。一种新的体制往往是在皇权式微的情况下，甚至在皇帝怠政的情况下，破土而出，应运而生。仁宣时期是明朝政制体制变化的重要时期。经洪武时期废除宰相制度、永乐时期设置内阁，历五十年的探索，仁宣时期完成了内阁议政、皇帝决策、部院执行的文官政治体制建设[536]。这就为朝会制度的变革提供了条件。明朝日朝制度有两次大的变化，一是在宣德十年（1435）正月，当时明英宗即位，时年九岁，不可能整日上朝，于是停罢午朝，同时简化早朝奏事程序。王錡《寓圃杂记》记：
可见此时上朝已无实际意义，只是一种象征，即表明皇帝依然是国家的主宰，皇权没有旁落。景泰时虽然一度恢复午朝，但时辍时复，不成制度，以后午朝基本不复存在[538]。二是在隆庆六年（1572）五月，当时明神宗即位，内阁张居正等人以“圣龄冲幼”为由，对早朝制度进行变动，减少早朝的次数，定为每月逢三、六、九日上朝，也就是从每月每日上朝改为每月上朝九次。这一改动一直延续到明末。明朝言官批评皇帝不上朝，有的是主张恢复午朝，有的希望皇帝每日早朝，有的则是针对皇帝怠政，经常借故不朝，不尽相同。既然上朝已蜕变为一种形式，一种象征，为什么还要保留？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上朝已成为古代王朝的一种传统，而传统一经形成，就具有“法”的意义，根深蒂固，不可动摇。取消午朝，减少早朝次数，是在保留传统上朝仪制情况下的变动，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对此大臣们已是忧心忡忡，可见当时人们对皇帝上朝体制的认同。
另外说皇帝根本不朝也是没有根据的。以荒诞的明武宗来说，说他嬉于豹房是实，说他根本不朝则是言过其实。《明史·王思传》收有正德九年王思批评武宗的奏疏，说明武宗“今每月御朝不过三五日，每朝进奏不逾一二事”[539]。至于说明世宗、明神宗二十余年不朝，不是实录。另外两个皇帝自有解释。如明世宗说：“朕中夜之分亦亲处分，辅赞大臣日夕左右，未顷刻有滞于军机，而朝堂一坐亦何益。”[540]当时对世宗不上朝也有正面评价。谈迁《国榷》有史臣和李维祯的评议。史臣曰：“（世宗）晚年虽不御殿，而批决顾问，日无停晷。虽深居渊默，而张弛操纵，威柄不移。”李维祯曰：“世宗享国长久，本朝无两，礼乐文章，烂焉兴举，斋居数十年，图回天下于掌中，中外俨然如临。”[541]与世宗对不上朝的解释相类。沈鲤是万历中期的内阁大学士，他对神宗是否上朝未与更多的理会，他强调的是皇帝认真处理章奏。“章奏即政事，停章奏即停政事，缓章奏即缓政事。”[542]说明用简单的是否上朝来评论皇帝是否亲政、是否勤政，已经不适应明朝皇权运作变化的形式。
明代仁宣以后，皇权运作机制确实发生着变化。首先，内阁议政、皇帝决策、六部执行的体制完善。内阁从“从容陈论”比较虚泛的议政形式，到“票拟批答”比较实在的议政行为，议政被纳入决策程序之中，尽管内阁票拟需经皇帝批红才能成为决策，但没有内阁的票拟，中旨传出，也同样被视为不符合程序，六科可以封驳。这就形成了对皇帝“任心而为”的一种制约。其次，以六部为主干的执行机构也可以在内阁票拟、皇帝批红前对重大政事发表意见，具体表现在明代极具特色的廷议制度上。明制，凡朝廷大政事，必令廷臣会议，然后请旨定夺。《大明会典》记：
“格”“例”指制度、则例，“紧要之事”系临时发生的大政事。参与廷议官员一般为九卿（六部尚书、都御史、大理寺卿、通政使）和科道官。又事涉有关机构，有关机构长官亦参与廷议。其初内阁与议，天顺以后内阁大学士则例不参加廷议，原因是内阁职在票拟，关乎决策，阁臣参加廷议，就会影响行政部门的官员充分发表意见。明代廷议的地点在端门左侧的东阁。通常是“月一集议”[544]，如有紧要事可随时请旨举行。参议会议的人事先都有充分准备，并非临时召集。廷议的作用有二：一是有利于集思广益，即在制度制定之前，在重大事件处理之先，集合方方面面的意见，特别是执行部门的意见，使内阁的票拟和皇帝的批红减少失误。二是廷议具有一定的“民主”色彩，反映的是百官对问题认同的大体趋向，对防止内阁专擅欺蔽、皇帝独断专行，都有一定作用。若廷议事项关乎大僚（四品以上）之迁转者，又称之为廷推。至于内阁大学士、吏部尚书、兵部尚书及总督缺员，又奉敕廷推，称敕推。廷议涉及重大刑狱，称廷鞫。廷议并非明朝所创，前代廷议大多在皇帝或宰相的主持下进行，明初亦然。明中期以后的廷议，取古意而有质的变化。一是皇帝或内阁例不参加廷议，便于官员充分发表意见，不受决策相关人员的影响。二是有科道官参与。《明史·职官志》：“凡大事廷议、大臣廷推、大狱廷鞫，六掌科皆预焉。”[545]万历时吏部尚书陆光祖也说：
科道以正、从七品的低品秩身份参与议政，往往能牵制高品级官员，以平衡朝中不同的政治力量，从而对政策制定、大政事议决、高级官员任用提出方案，实际上是为决策层提出预案。三是廷议达成的共识，“从众议之多者”[547]，即以与会多数人员的意见为准。最典型的例子是隆庆五年（1571）三月廷议讨论与蒙古俺答汗部通贡互市问题。会议主持人是兵部尚书郭乾。讨论结果是定国公徐文璧、吏部左侍郎张四维等22人赞成通贡互市；英国公张溶、户部尚书张守直等17人反对；工部尚书朱衡等5人赞同通贡，反对互市。这样通贡以赞同者比反对者多10人而通过，互市则以22人赞成22人反对形成僵局，郭乾不知所裁，两边摇摆。为此郭乾受到明穆宗朱载垕指责，迫使郭乾支持互市。这样通贡互市以多数人赞同形成预案，经内阁票拟、皇帝批红形成决策。这就是明蒙关系史上有名“俺答封贡”事件[548]。在这个事件中廷议与内阁、皇帝之间的互动关系十分清楚。明代廷议中的表决机制十分有特色，已出现了投票表决的形式。如《明史纪事本末》记万历四十七年，“会推阁员，礼部左侍郎何宗彦以吏科给事中张延登不署名，不得预”[549]。看来明代的廷议是记名投票，而非不记名投票。选票样式，据郭乾《题为尊奉明旨酌议北虏乞封通贡事宜以尊国体以照威信事》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明代中期以后政策制定、大政的处理形式已发生了变化，以“钦承宸断”为特点的上朝机制逐渐为“廷议—票拟（内阁）—批红（皇帝或司礼监）—封驳（六科）—执行（六部）”的形式所取代。尽管这一过程存在许多问题，但总的趋向是对传统政治体制，即上朝制度的一种变革，这种变革多少带有一些民主色彩，应当予以肯定。明代后期政治腐败是一回事，体制上的变化是另一回事，不应相提并论，以偏概全。清朝康、雍、乾时期，皇帝勤政，上朝体制重新巩固，明朝廷议中的表决机制、六科的封驳职能消失，实际上使中国传统社会的政体又回到原有的形式下踏步。辩证地审视明朝皇帝上朝问题，或许可以使我们对传统政治体制多一些思考。
二 关于“郑和下西洋后明清两朝走上了闭关锁国的道路”
学界有颇多的学者视明清两朝为一个板块，又多以清概明。其实明清两朝对外政策的走势大不相同。郑和下西洋是人类航海史上的伟大创举，其规模之大，技术之先进堪称中国传统社会威武雄壮的绝唱。不过郑和下西洋时期明朝对外关系的准则依然属于中国传统礼制外交范畴。这种礼制外交在政治上表现为明朝自认为天朝大国，海外诸国在接受明朝册封后即建立友好关系，同时明朝也就承担了对这些国家的义务和责任，有责任保护它们、体恤它们、怀柔它们，它们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明朝有责任来调解矛盾，化干戈为玉帛。这种礼制外交在经济上的表现则为朝贡贸易。明朝是经济大国，在交往中不期求各国进贡多少珍品，反而赐赉优渥，往往是赐予多于进贡物品。至于伴随贡使到来而展开的贸易活动，以及明朝使团到海外进行的贸易活动，则坚持公平的原则，不搞掠夺，不以强凌弱。在这种礼制外交关系中，明朝和郑和所到地区均从中得到利益。宣德时期，在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后，明朝的大规模远航停止了。“明清闭关”论即由此而生，认为明朝从此关闭了“开放”的大门。这其实是一种误判。应该指出的是，郑和下西洋是政府行为，当时对外贸易控制在官府手中，而民间贸易则受到限制，也就是所谓的海禁。正如王圻所说：“市舶与商舶二事也……贡舶者，王法之所许，市舶之所司，乃贸易之公也；海商者，王法之所不许，市舶之所不经，乃贸易之私也。”[551]可见郑和远航的结束只是标志着官方贸易的式微。我们还应看到郑和下西洋另一种作用，即启示着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这不是明成祖朱棣和明宣宗朱瞻基的本意，也不是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但确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
郑和下西洋后，民间海外贸易活动悄然启动，到正统年间已是十分活跃。随着新航路开通和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内市场与海外市场联系紧密。在这种形势下，无论民间还是庙堂，要求解除海禁的呼声日益高涨。代表人物当属丘濬。丘濬是广东琼州（今海南省）人，有可能自幼即耳濡目染民间海外贸易情况，他著《大学衍义补》，书中主张开放海禁，认为政府不应当垄断海外贸易，人君与商贾争利“可丑之甚”，而“民自为市”是大势所趋，于国于民都有利，因此“断不能绝”[552]。这种呼声冲击着有关海禁的祖宗之制，明朝传统对外贸易的格局开始发生转变。其标志是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对海外贸易政策的重大调整，开放海禁，准许民间与东西“诸番”进行贸易，史称“隆庆开关”。
“隆庆开关”之后，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周启元曾为张燮《东西洋考》一书作序，序文中说：
当时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遍及东亚和东南亚各国，尤以日本、吕宋、满剌加、暹罗等地为转口贸易的重要地点。隆庆、万历时期，中国商船在苏门答腊以东地区的西洋贸易中十分活跃。虽然明朝仍限制与日本方面通商，但不可否认，中日之间的私下交易规模仍然很大。当时，明朝对外贸易最充满活力的地方乃是广东的澳门和福建的月港。万历初，葡萄牙人以每年向香山县付租银的方式独据澳门互市之利后，接通了澳门—果阿—里斯本和澳门—长崎的航路，大量转贩明朝商品。其中，从明朝运往果阿的商品以中国著名传统工艺的丝织品为大宗。尤其重要的是，福建月港—菲律宾马尼拉—墨西哥阿卡普鲁可之间的贸易活动，接通了横越太平洋的航路。从此以闽粤商人为主的商人集团，开始远航美洲，在拉丁美洲墨西哥等地从事贸易活动，成为世界市场中非常活跃的一部分。
明朝发展至万历时期，农业进一步发展，社会相当富庶，商品经济迅速崛起，中国沿海地区地方性市场如同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舶来品亦为一般百姓所熟悉，比如现存明代《南都繁绘图》中即显著标有经营东西洋货物的店铺，说明了当时居民对于东西洋舶来品的欢迎。不仅如此，沿海商民在东南亚的发展也得到相当的促进和激励，“殷富甚多，趾相踵也”。这些都显示，郑和下西洋之后，贡舶逐渐为商舶所取代。
随着国内外商品市场的发展，隆庆、万历之后，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也发生一个重要变化，从唐、五代以来一直流行于民间的白银，最终取代了明朝政府法定的钞币，成为通行的主要货币。当时日本的白银、墨西哥的白银、西班牙的银元都大量流入中国，加上当时中国本土云南等地银产量增加，明朝实际成为当时世界的金融中心。
可以这么理解，明朝商人与欧洲商人在太平洋地区的贸易活动，为17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做出了前瞻性的启示和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郑和下西洋的诸般后续效果刺激开创了“隆庆开关”的时代，而“隆庆开关”则是明代继郑和下西洋之后对外关系中又一重大事件，标志着明朝的对外交往从官府层面转向民间层面。曾经为官方独占的海外贸易，日渐衰微，逐步让位给更加具有活力和发展前途的民间海外贸易。据此，笔者认为郑和下西洋以后，宋元以来海外贸易鼎盛之势并没有被阻断，中国社会也没有走向闭关锁国。笼而统之地把明清两个朝代看作是自闭的朝代显然不符合实际。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明了一点，尽管明朝第五个皇帝宣宗之后中国宝船队绝迹于大洋之上，但这只说明明朝官方主导的大规模海外活动的结束，而由郑和下西洋所启发的，以民间社会力量为主导的私人航海活动却于无声处听惊雷，一日千里般蓬勃发展起来。在此强大的社会潮流面前，明朝在隆庆年间顺应大势，做出了准许私人远泛东西二洋的政策转变，从深度上和广度上呈现了更大尺度的开放活动。
三 宦官问题
有关明代宦官问题的研究可称多如牛毛，基本上都是作为“阉祸”来表述的。所谓的“阉祸”，其实代代有之，即使号称“盛世”的汉、唐也不例外。在以儒家思想居统治地位的传统社会中，世人对宦官的鄙视司空见惯。这可以从儒家的经典中找到根据。《孟子》记载：
癰疽和瘠环都是宦官，在孟子看来，孔子不可能与宦官有交往，如果孔子与他们有交往，孔子在道德上就大有缺失，孔子还能称为至圣先贤吗？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长期以来宦官被视为“刑余之人”，遭到歧视，他们介入政治，必然导致一片黑暗。近年来有学者从心理学的视角研究宦官，其结论往往是宦官心理阴暗。这种研究无非是对传统宦官的认识提出一种诠释，并未改变对宦官的认识。
今人对明代宦官的认识除传统因素外还受清朝官修《明史》的影响。《明史·宦官传》说明代宦官“势成积重，始于王振，卒于魏忠贤”[555]，其危害超过汉、唐。而《阉党传》则直称“明代阉宦之祸酷矣”。《明史》的这些看法在一定程度又是受清初遗民史观的影响。清初遗民史家往往怀故国之思，在总结历史时以多视角审视明朝灭亡的教训，其中不乏精辟深邃之论，但由于他们对明亡痛之弥深，也就有责之过当之嫌。特别是这些遗民史家中有不少大师级的人物，影响更大。如黄宗羲就是典型代表。黄宗羲之父黄尊素天启年间被阉党迫害致死，崇祯初他上京怒锥阉党，以后他总结明朝历史，深仇大恨见之笔端。清初修明史，史馆编纂人员受遗民史观影响很大，《宦官传》雏形在此时形成。清朝皇帝也受这种影响，对明朝宦官之祸多有论列。后人对明代阉祸的认识即由此而来。对今人研究明朝宦官问题影响颇深的还有丁易先生所著《明代特务政治》。该书写于1945年春，成书于1948年，书中引用史料比较丰富，但是诚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说，他写此书的主要目的是出于当时政治的需要，“绕个弯儿来隐射”国民党和蒋介石[556]。因此该书对明代宦官问题黑暗一面揭露有余，而理性分析、全面评价似显不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学界对明代宦官的研究没有太大的进展，基本上是丁氏研究理路的延续。
明朝宦官问题与前朝宦官问题有共同之处，但也有自己的特点，最主要的特点是宦官组织的衙门化。对此，拙作《明代国家机构研究》中已有涉及。明朝设于紫禁城内的官僚机构如内阁、六科，均不得称“衙门”。《天府广记》记：“明之官署，办事于内者曰直房，办事于外者曰衙门。”[557]而办事于内的宦官组织却被世人称之为“衙门”。这种称谓大量出现在当时的官私史籍中，后载入清朝官修《明史》。宦官组织称衙门始于明朝，有二十四衙门之称，包括十二监、四司、八局。其中司礼监被称为“十二监中第一署”。明代官僚士大夫反对宦官者大有人在，但很少有反对宦官衙门的。明朝人喜欢把宦官组织与官僚机构相比照，如把司礼监掌印太监比作内阁首揆，秉笔太监比作群辅，其僚属比作内翰，说明宦官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已相对稳定，成为国家权力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
司礼监在宦官组织中的地位大体在宣德年间确定。这和当时国家议政决策形式的变化有关。如前所述，永乐时内阁参与议政的形式比较空泛，宣德时内阁主要议政形式逐渐演化为票拟，而票拟只有通过皇帝批红才能形成决策。如果皇帝怠政，则往往委之于司礼监掌印、秉笔、随堂太监代替批红。人们说明代宦官专权，主要是指司礼监拥有了部分批红权，如《明史·职官志》所说：“然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558]其实司礼监批红在制度上是受到限制的。正常情况下，凡章奏，司礼监必须奏送御览，大事由皇帝亲批。皇帝的批文要书写在章奏的当中，称“圣批”。宦官批红与圣批不同，一是宦官所批为庶事，二是批前要经内阁调帖，三是司礼监众太监分批，不专属一人，四是要遵照阁票批红，五是批文书写于章疏边旁。其中内阁调帖为关键，故宦官批红又称之为“调帖批”[559]。未经内阁调帖，宦官擅自批红，视为非法，六科得以封驳。事例如下：
可见宦官批红自有内阁调帖和六科封驳的制约，那种认为宦官批红可以恣意妄为似不符合实际。
宦官组织的衙门化，需要宦官特别是高级宦官应具备一定的文化素质。应该说明代高级宦官除少数如魏忠贤等数人外，一般文化素质较高。在对待宦官读书的问题上，传统史学存在着误区。如对朱元璋不许宦官读书识字予以肯定，而对宣德时设内书堂教习小宦官多有微词。其实永乐时就有教习小内官的记载，但不成制度。内书堂创设于宣德元年七月，属司礼监，“提督总其纲，掌司分其劳”，又有“学长司其细”[561]。教师由翰林官担当。入内书堂读书的宦者一般在十岁左右，人数常在二三百人。所读书目除《内令》外，有《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千家诗》等。“凡有志官人，各另有私书自读。”[562]这些小宦官与自宫宦者不同，多为官僚贵族和边方土司子弟，因家族伏法牵连被阉入宫。他们通过内书堂培养，进入内府“官”的序列，最终可谋得太监职位，此为宦官“正途”。明代二十四衙门的高级宦官及各亲王府的太监，多出身正途。他们所受的教育与民间社学、私塾及地方儒学大体相同，惟生理上有所差异。史书中记载不少宦官温文尔雅，犹如士夫。如记成化时东宫太监覃吉：
以后明孝宗为史家称道，有“弘治中兴”的说法，可能与早年受益于这位东宫太监有关。一般说来，明代宦官极愿与士人交往。永乐时内官监太监郑和就与官僚士大夫往来频繁。郑和父亲的墓志铭即是当时礼部尚书李至刚所撰。今南京博物院、北京图书馆保存有不少明代宦官墓志的拓片，又近年来北京考古发现大量的宦官墓志，对研究宦官与官僚士大夫的关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墓志的撰者，大多为官宦名流，而并非史传中的阉党。可见在大多数情况下，官员与宦官之间并非剑拔弩张，水火不容。万历时，米万钟与司礼监秉笔太监史宾相交甚厚。史宾是一个博学善书的宦官。米曾向史借银七八百两，后米终身困踬，无力偿还，史即烧贷券。此事在外廷传为美谈。朝中有时处理比较繁杂的政事，官员往往主动建议内臣参与，认为这样可以表示宫府一致，减少阻力。
谈到明代宦官专权，人们会列举三大权阉王振、刘瑾和魏忠贤加以说明。笔者认为，由于宦官组织的衙门化，在皇帝之下实际形成了两套班底，一为政府，内阁是其代表；一为宦官，司礼监是其代表。内阁与司礼监是皇帝的左右手，两者有相互制约的作用。三大权阉的出现，往往与皇权式微和内阁弱势，从而导致权力失衡有关。王振专权发生在正统年间，当时在位的皇帝是明英宗朱祁镇。英宗不足九岁登极，当时朝政尚有太皇太后监视，内阁是由宣德时留下的重臣“三杨”组成，所以朝政有宣德遗风。正统六年，英宗亲政，第二年太皇太后去世，皇权式微，此时“三杨”也或死或去，新进阁臣资望远不如“三杨”，弱势内阁出现。王振从英宗在东宫时即侍奉左右，充任讲读，受到英宗敬重。英宗即位后被委任为司礼监秉笔太监。英宗亲政时，王振完全控制了司礼监，从而形成了司礼监坐大的局面，王振个人地位凸显。刘瑾专权发生在正德年间。明武宗朱厚照十四岁即位，以后又嬉戏于豹房，自然是弱势皇帝。当时内阁不能算弱势内阁，刘键、谢迁、李东阳都是孝宗托孤重臣。但不久内阁介入了宦官内部的矛盾，即司礼监太监王岳、范亨与原东宫太监刘瑾等“八虎”的矛盾，随着王岳、范亨的失势，刘键、谢迁离去，内阁独留李东阳，从而形成内阁弱势。刘瑾一变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权倾一时。魏忠贤专权发生在天启年间。明熹宗即位时也不足十五岁，喜欢玩斤弄斧，机巧制作，全然不把权力放在心上。万历初年，张居正为首辅时内阁权重。张居正死后被抄家的教训导致以后的内阁成员多不愿出头，尸位素餐，明哲保身。到天启初年内阁弱势形成已久。这样魏忠贤专权就成为明代宦官专权最严重的一次。
弱势内阁难以制约司礼监，形成司礼监独大局面，这还是宦官权重的表面因素。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皇权。明朝人邓士龙说：“国家阉宦实与公孤之权相盛衰。天子刚明，则天下之权在公孤；一或蒙蔽，则天下之权在阉宦。”[564]皇帝是平衡这两种力量的关键。所以三大权阉的出现除了三人的政治野心外，还是皇权与阁权出了问题，特别是皇权出现危机的结果。不过修史人总是为尊者讳，皇帝是好的，罪恶在宦官。明武宗在死前有一段表白道出了实情。《明史·武宗本纪》云：
这可谓明武宗临终前的总结，没有内阁代表的外廷参与，最高权力只在内廷运作，必然会产生政治的腐败，其中皇帝责任重大。
笔者认为正确看待明朝宦官问题，既要看到宦官在国家权力运作的作用，也要看到宦官权重所带来的危害。明代宦官的作用有二：一是由于司礼监有了部分批红权，在皇帝年幼或皇帝怠政的情况下，权力中枢可以照常运作，朝中一般事务依然可以得到即时处理。二是有利于防止权臣的出现，即使出现权臣，也不会对皇权形成威胁，明代无权臣专政，实赖于这种衙门化的组织。但是宦官毕竟是皇帝的家奴，皇族的种种倒行逆施是通过家奴去做的，所以皇室的腐败也就反映在宦官身上。制约宦官的力量在内阁、在六科，也在宦官内部各种力量的消长。宦官内部不是铁板一块，宦官内部组织也是分权的。所以皇帝要清除某个宦官，易如反掌。魏忠贤尽可权倾一时，但崇祯皇帝除掉他也是轻而易举，一纸诏令而已。另外，从时限上看，王振专权不足七年，刘瑾专权不足五年，魏忠贤专权也不过六年，加起来不足二十年。对于有276年历史的明朝来说，宦官问题不能囊括明朝政治的全部，把明朝政治概括为宦官政治或特务政治显然是不合适的。
其实明代有不少有作为的宦官。如前面提到的郑和与王景弘等人，他们在永乐、宣德年间七下西洋，至今海内外称为盛事。与郑和同时代的宦官还有侯显。他初为司礼少监，后升太监。他曾经陆行数万里出使乌斯藏（今西藏）。有明一代乌斯藏与明廷关系大大加强，明朝在乌斯藏设立都司，宗教往来频繁，关系十分融洽，这与侯显的努力分不开。侯显还出使国外，多次调解邻国之间的争端。《明史》本传称：“显有才辨，强力敢任，五使绝域，劳绩与郑和亚。”又有宦官阮安，对北京的城市建设贡献良多。《明史》本传记：
这是宦者中杰出的建筑家和治水专家。
明朝还有一些宦官能在国家面临严重危难之时处乱不惊，对稳定朝局做出贡献。如土木之变后，明廷一片混乱，以于谦为首的抵抗派与以徐珵为代表的迁都派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在这关系明朝生死存亡的时刻，是司礼太监金英、兴安等人在庙堂上力挺于谦，怒叱徐珵，并劝郕王任于谦治战守，从而使明朝转危为安。
另外有明一代也有不少忠义宦官。如成化、弘治年间的司礼监太监怀恩。他是内书堂正途出身。成化时汪直理西厂，怀恩多所抵制。为营救敢言弊政的官员，多次与宪宗争辩。孝宗时，他依然如故，史称“一时正人汇进，恩之力也”[567]。又有宦官何鼎，弘治初为长随，因怒斥皇后弟寿宁侯张鹤龄兄弟“大不敬”，为皇后所恨，鼎下狱被追问主使，答之以孔子、孟子。为此，何鼎深受士大夫的尊敬[568]。故《明史·宦官传》谓弘治时“中官多守法”，即使“奉诏出镇者……皆廉洁爱民”。最典型的忠义宦官当属万历时的司礼监太监田义。明神宗中年溺志财货，派宦官充任矿税监往全国开矿征商，史称为万历朝一大弊政。万历三十年二月的一天，神宗突然生病，召内阁首辅沈一贯入启祥宫，告即拟旨尽撤所遣矿税监。第二天，神宗病愈，悔之，于是“中使二十辈至阁中取前谕，言矿税不可罢”。沈一贯惶遽缴之。当时司礼太监田义正与神宗面争。神宗愤怒，以死威胁田义，田义不屈，争之愈力。而此时中使已持一贯所缴前谕还报。后田义见一贯唾之曰：“相公稍持之，税矿撤矣，何怯也。”[569]像田义这样的忠义宦官，浩然正气，实在让持禄苟容的官僚士大夫汗颜。
万历初年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是颇有争议的人物。当时，神宗年幼，朝中形成“三头政治”，即神宗生母李太后、内阁首辅张居正和司礼监掌印冯保左右朝局。冯保忠诚侍奉神宗，在沟通内阁与李太后关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当时“宫府一体”，从而保证了张居正改革的顺利进行。冯保也是正途出身，善琴能诗，处事得体。史载：
说明冯保不仅襄助张居正改革，而且为人处事也很正派。冯保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物。
笔者无意为明朝宦官翻案，只是希望把宦官问题纳入皇权运作范畴去考察，具体宦官具体分析，即使三大权阉也各不相同，如已有学者对“刘瑾变法”等问题做了新解，此处不赘。
四 明朝文化
明朝文化素有“前不如唐、宋，后不如清朝”的说法。这种说法对日本学界也很有影响。关于这方面情况可参阅内藤湖南的著作《中国史通论》。内藤湖南是日本明治维新后研究中国历史的著名学者。该书以文化见长，上册包括中国上古史、中古史和近世史，下册为清史。总之，全书上启传说时代，下迄清朝，历朝均有章节，唯独明朝被“革除”。明朝文化真正引起世人的关注在中国始于清末民初，在日本则是到了战后。其实拋开某些偏见，我们会发现明代文化极具特色，既有对传统的传承，也有伴随着社会转型出现的不同于以往文化的新特点，两者相互影响，绚丽多彩。
明朝前期的文化主要由政府操办，有学者称之为“官文化”。官文化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重视学校教育。朱元璋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皇帝，即位后一度想搞普及教育，表现为通过各地有司在全国普遍建立社学，不久他就发现“好事难成”，政策变为“民间自立社学”，政府加以督导。社学和私塾是明朝最基层的教育形式。而政府办的学校中央有国子监（永乐后有南北监之分），地方上有府州县儒学，遍布全国。三个层次的学校设置构成了明朝完整的教育体系。《明史·选举志》评价：
这是与传统社会后期人们对教育的需求相适应的。学校又与科举相连，只有经过这条路才是入仕的正途。明朝经过学校正规教育的人有上百万，其中不能入仕的人，分布在各种行业中，社会中文化人比例大增，这就为明朝文化的繁荣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二个特点是政府对文化的控制加强。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从“武定祸乱，文致太平”的传统观念出发，一方面进行创制立法，另一方面则标榜儒学，尤其提倡程朱理学，强化思想统治。在他看来，思想的统一甚至比创制立法更重要。因为“治本于心”，“其用为无穷”；“由乎法者”，“其用盖有时而穷”[572]。永乐时，明成祖朱棣更加尊崇程朱理学，特命翰林学士胡广等人编纂《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辑录宋、元理学各家之说，颁行全国，并规定科举考试必须依朱熹所注“四书”和宋儒所注“五经”为准，凡不符合程朱理学的思想即视为异端。官方的这种导向，使程朱理学在明初的思想界占据了统治地位，制约着明朝文化发展。明前期“官文化”的优点在于易于进行大的学术活动和编繤大型书籍。如永乐时编纂《永乐大典》，参加编辑、缮写、圈点工作的就有三千多人。这种大型书籍非政府操办是不可能完成的。“官文化”的弊端在于极易推行文化专制。由此也必然导致两个结果。一是一统的思想产生排他性，从而导致文化思想的保守和僵化，学术上很难有所创获。二是围绕皇权歌功颂德的风气盛行。如明朝宴享时的乐章，洪武时九奏都是对朱元璋开基创业的颂扬；永乐时九奏都是对朱棣文治武功的赞美。又如明初文坛上盛行的“台阁体”，虽不失古格，但乏新裁，透过雍容华贵的辞藻，传递的是君主至高无上的信息。文化繁荣的背后，却是思想的贫乏。
与明前期不同的是中期以后明朝文化有了另一种面貌。究其原因，一是商品经济迅猛发展，与之适应的新思想、新文化对传统的“官文化”形成冲击；二是仁宣以后国家权力运作机制发生了一些变化，政府对文化的控制有所松动。具体变化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书院兴盛，讲学之风兴起。书院之名起自唐代，有官办和私办两种，是藏书读书之所。宋代书院已十分发达，并且具有聚徒讲学的性质。元代书院也很发达，但管理、讲学水准及影响不及宋代。明前期，官办学校兴盛，书院不受重视，但是到了成、弘之后，书院开始复兴。王守仁、湛若水等人对书院的复兴有重要作用。书院与学校不同，明代学校体现的是教育功能，传播的是官方正统思想，目的是培养科举人才。书院虽也有教育功能，但更突出的是学术论坛功能。王守仁正是利用书院的讲坛，传播心学。王守仁的贡献有二，一是倡导心学，从而把宋明理学推向极致。二是通过与程朱学派的理论辨析，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不仅程朱学派与王门子弟相互争辩，一批不拘理学门户的学者如黄绾、罗钦顺、王廷相也纷纷登台亮相，沉寂已久的学术思想界空前活跃，从此明朝思想文化从一元走向多元。当然，当书院的讲学活动涉及朝政时又为官方所不容，所以嘉靖中、万历初、天启时，有三次或禁或毁书院的举措。但是书院与学校共同发展的趋势，讲学之风禁而不衰，始终是明朝中期以后文化的一个重要现象。所以黄宗羲说：“有明事功文章，未必能越前代，至于讲学，余妄谓过之。”[573]
第二，传统文化的异化。所谓“异化”，包含如是意义：首先是变化，其次是变化产生了与传统不同甚至相悖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这种异化往往又被程朱学人称之为“异说”。如李贽当时就被指为“异端”。李贽是福建泉州人。四十岁时开始接触王学，以后又拜泰州学派王艮次子王襞为师。晚年从事著述和讲学。李贽思想闪光之处在于提出历史评价的标准应该是多元的，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不能只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他主张历史评价中的是非“无定质”“无定论”，“无定质，则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无定论，则是此非彼，亦并行而不相悖矣”[574]。这就是说，人们在历史认识上的不同观点可以“并存”“并育”，从而推动认识的发展。在《藏书》中他就按照自己的标准评价历史人物，往往是前人所未敢是，而非前人所未敢非。李贽也继承了泰州学派“百姓日用之学”的思想，强调物质生活的重要性，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575]。我们知道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无论谈仁爱，还是谈仁政，都是讲“爱人”“泛爱众”。他们讲的“人”，是普化了的人，是他人。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人作为“己”而受到压抑，典型的话语就是“克己复礼”，即每个人限制自己的个性和私欲，来维持整体社会秩序。李贽则宣扬“自私”是人的天性，“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576]。在他看来，自私也是人类活动的一种驱动力。这虽然是一种利己主义的人性论，但在当时具有启蒙作用。
李贽现象不是个别现象，出现并非偶然，他是明朝文化大变化的缩影。明朝从中期起文人的自我意识开始加强。对此，吕坤有一段精彩的表述：
吕坤自号“新吾”，即是告别“克己”之“旧吾”，转化为“我只是我”的“新吾”。明代个人文集的大量出现，自传文、小品文的发达，都与文人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与个性的张扬有关。此时史学的发展也是如此。明代官修史学成绩寥寥，而私人修史却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私人修史形式多样，有纪传体，有编年体，有政书，还有大量的笔记。其中笔记内容非常广泛，诸如朝章典故、君臣关系、吏治民生、社会风俗、人物轶事、历史事件，各有侧重。明代私人史著之丰富，为前代所未有。私人史著的一个特点是史家对当代史的关怀。不少史籍反映出史家对当代史事是非的看法，特别是不少史籍记录了与官方说法完全不同面貌的史事，一些在前期文化极端专制的情况下，人们不敢说道的人和事，当时都发之笔端。有的私人史籍虽非信史，但体现的史观却是多元的。史家个人的意识凸显。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文化也出现了商品化的走向。一部分文人士大夫开始了从心迹双清的追求转向索求金钱利益。他们视自己的知识为商品，交易条件是“见精神”（即现金），或“清物”（即实物），美其名曰“文人润笔”[578]。到了晚明更有一批以文化为职业的文人出现，他们与从事官文化的士人交汇碰撞，相互影响，大大改变了明初文坛一池死水的局面。
第三，民间文化的勃发。明朝中朝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市镇的繁荣。民间对文化生活的需求大大增高。大量的士人在仕途无望的情况下转向民间文化市场。有的文人虽然走上仕途，但出于对民间文化的热爱，或受民间文化市场的感召，弃官从事民间文化，有的身在官场心在市场。一方面与市场接轨，一方面与文人连结，这是民间文化勃兴的原因。
晚明民间文化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入情反理的作品如小说、戏剧大量出现。汤显祖的“玉茗堂四梦”就是代表。“四梦”中的《还魂记》，即《牡丹亭》，用杜丽娘与柳梦梅离奇曲折的爱情故事说明封建伦理道德可以扼杀人的至情乃至生命，而形骸的死亡反而使情摆脱理的束缚获得新生。它揭示了情与理的冲突，发出个性解放的时代强音。晚明小说一般都有大量的性描写，以至今天的出版者不得不把这些情节删去。在当时，性文化确有迎合市场需求的因素，但是这些性描写为什么会大量出现在晚明社会？笔者认为伴随社会转型，传统伦理道德的危机已经来临，性描写在小说中大量出现，也是“入情反理”的一种极端反映，它既是旧文化的堕落，也是新文化的一种扭曲。现存明代民歌大多是情歌。冯梦龙在他编辑的《山歌》叙中说“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也是“入情反理”。
晚明小说中另一个特点是主人公的转换，大量的工商业者成为小说的主人公。在这些工商业者的活动中，有的依靠诚信经营，从小手工业者变成大作坊主；有的经商破产，又巧遇商机，成为巨富；有的商人不避海外风波，冒险经营，终成大富；有的商人报告倭寇信息，正义爱国；等等。它说明在“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中，工商业者的地位上升。以《卖油郎独占花魁女》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为我们传达了晚明社会这样一些信息。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小商贩，即卖油郎。卖油所得为散碎银两，为会花魁女换得一锭银子，说明当时百姓日用和高消费均以银计价，白银成为硬通货。卖油郎与公子王孙、豪华之辈相比品德更高尚，对女性更尊重。过去的话本多是美女选择穷书生，因为穷书生一旦发迹，身价倍增，而花魁女却选择了小商贩。爱情尺度更贴近实际生活。晚明小说中人们做梦也与以前不同，“做梦发财”多可见到。高门显贵为子择业，也不仅仅视“读书做官”为唯一道路，经商也是一种选择。但是无论晚明文化如何市场化，但都没有完全摆脱传统。“否泰变化”“因果报应”充斥在这些作品中，重道德仍是晚明民间文化的支柱。冯梦龙提出小说对人的启发，可以“为六经国史之辅”[579]。他的目的是从喻世、警世、醒世出发，为小说戏曲等民间文学争一席之位。冯梦龙的说法与李贽、袁宏道等人以《西厢》《水浒》比《左传》《史记》的提法，一脉相承。这些看法在当时虽被目为离经叛道，但也说明民间文化勃发，势不可当。
第四，异质文化的传入。所谓异质文化主要是指万历中叶以后西方耶稣会士带入中土的“西学”。当时的“西学”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传播天主教；二是介绍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西学能够进入中土并迅速传播，从中国看有三个原因。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海纳百川的兼容性。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佛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域外文化都曾先后传入中国，并与中国社会融合。晚明天主教进入中土的规模和影响不低于以上异质文化的传入。虽然当时指天主教为“邪教”者大有人在，但是晚明社会文化的多元走向，为天主教传布提供了契机。另外晚明社会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等科技名著，反映了明朝士人的科技水平并不低，西方传教士以科技为突破口进入中国，适应了明朝对科技发展的需求。再者有一批重实学的学者看到天主教教义与儒家传统有互补之处，西方科学技术有为我所用的可能，推波助澜，加以提倡，其中不乏朝中显要，如叶向高就是万历时的内阁首辅。他有诗写道：
崇祯皇帝对西学也有浓厚的兴趣。正因这三方面原因，明朝从总体上说敞开了西学进入中土的大门。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看，虽然他们到中国来的目的是为复兴在欧洲逐渐失去影响力的天主教，并且与殖民主义的扩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他们毕竟从明朝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一条学术传教路线：“在政治上拥护贵族统治，在学术上要有高水平，在生活上要灵活适应中国的风土人情。”[581]于是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在晚明发展起来。
徐光启等人是最早从文化的视角审视西方文化的人，他们既看到中西文化可以互补，也看到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582]。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一批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书籍被翻译出来。在天文学方面有《乾坤体》，在数学方面有《几何原本》《同文指算》，在物理学方面有《远西奇器图说》，在水利方面有《泰西水法》，在地理学方面有《坤舆万国全书》《海外舆图全说》《职方外纪》，在火器方面有《则克录》（又名《火攻挈要》），等等。这些科学知识的引入，对明朝士大夫中的先进分子，起到了一种唤醒作用。特别是《崇祯历书》的纂修可谓中西学者合作的产物。此书由明政府先后任命徐光启、李天经主持历局修订，并聘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罗雅各担任历局职务，参与工作，崇祯八年完成。崇祯十六年下令通行。实际上未及通行，明朝即灭亡。明朝的科研成果，被清朝继承应用，一直使用到清末。我们今天使用的阴历就是这次修历修订的。当然这一时期中国文化也通过传教士介绍到欧洲，如利玛窦遗著《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包括“四书”译本）在欧洲出版。在明末就有意大利文本、拉丁文本、法文本、德文本、西班牙文本、英文本在欧洲流行，掀起波澜[583]。中西文化在交流中有互相学习的一面，也有相互碰撞的一面，如明末著名的物理学家王征，虽然加入了天主教，但在面对现实问题时，常常处于两种文化的激烈冲突中，最终他还是选择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以“殉国”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异质文化进入中土是晚明文化一道亮丽的景观。
总之，笔者提出四个问题，目的是希望学界从多角度来审视明朝在中国历史的地位，并未对明朝的地位下结论。应该说对明朝历史地位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要比对其他王朝的评估艰难，歧异也会很多，但这正是学界应该担当的。清朝官方贬低明朝地位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也留下了积极而带有总结性的只言片语，摘录几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供学界思考。康熙皇帝为明孝陵立碑题字曰：“治隆唐宋。”《明史·成祖本纪》赞曰：“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明史·礼志》：“其度越汉唐远矣。”《明史·选举志》：“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明史·外戚传》：“史臣称后妃居宫中，不预一发之政，外戚循理谨度，无敢恃宠以病民，汉唐以来所不及也。”尚有许多，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