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代的科道官
明代的内阁六部制是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相适应的，这种制度保证了明代国家的最高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为了监察百官、维护至高无上的皇权，明代的官僚体系中，又有着一支品位不高、人数众多、活跃于朝廷内外的科道官队伍，他们在明代各时期各重大事件中起了特殊的作用，发挥了较大的影响。
科道官是科官和道官的合称，明人又称之为言官、台谏官、台省官和台琐清班。科官指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的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和给事中；道官指都察院属官十三道监察御史，简称御史。给事中和御史虽分属于不同的系统，但地位相近，职掌相似，故往往并称。
本文拟对科道官的设置、职掌、选用、迁转及其在明代历史上的作用作一粗浅的论述，以有助于对明代政治史及政治制度史的研究。
一
给事中和御史的名称，早已出现在前代官制之中。
给事中三字，原意为服务于内廷，在汉代并非正式官称，常为大夫、议郎的加官，凡加给事中者俱可在皇帝左右顾问应对。魏晋以降，给事中逐渐成为正式官称，其职掌同于汉代。唐代给事中隶门下省，掌封驳之事，即封还皇帝失宜诏令、驳正臣下违谬章疏，对政治有一定影响。宋代元丰改制前，给事中仅为寄禄官，元丰以后又恢复了封驳的职能。
明太祖立国后，总结前代官制，在中央统设给事中之职。洪武六年（1373）三月分为六科，每科设给事中二人，品秩定为正七品（六月改为从六品）。洪武二十二年（1389），又以“六科为政事本源”，改给事中为“源士”，不久恢复旧名。洪武二十四年（1391），明太祖更定科员，每科设都给事中一人，正八品，左、右给事中二人，从八品，给事中吏科四人，户科八人，礼科六人，兵科十人，刑科八人，工科四人，共四十人，均为正九品。与前代不同的是给事中员额有定制，分工细密；六科一度曾隶承敕监和通政使司，以后又独立自成机构。
建文元年（1399）惠帝改官制，升都给事中正七品，给事中从七品，废除左、右给事中，改设拾遗、补阙，均从七品。永乐初，明成祖重置左、右给事中，但品秩则维持建文之旧。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南京仍留六科，每科设给事中一人。此后给事中的人数、品秩就基本确定下来。六科官署原在掖门内西面，故六科俗称掖垣、琐垣，永乐时因宫廷火灾，遂迁于午门外东西朝房。
御史之名始见于《周礼》，春秋、战国时御史为诸侯王亲近之职，掌文书及纪事，秦置御史大夫，始专弹劾纠察之职。汉代御史职掌同秦，居殿中兰台议事，故御史官署称御史台或兰台。魏晋仍汉之制，御史台遂为监察机构名称。唐代御史台按职能分台、殿、察三院。明太祖建国，仿唐制设御史台，置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察院监察御史等。洪武十三年（1380），太祖在废除丞相的同时罢御史台，并于洪武十五年（1382）改设都察院，隶御史于都察院。
都察院始设时有监察都御史八人，秩正七品，分监浙江、河南、山东、北平、山西、陕西、湖广、福建、江西、广东、广西、四川十二道，各道又置御史三、四、五人不等，秩正九品。洪武十七年（1384），都察院建制初步确定，设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佥都御史，正四品，十二道监察御史，正七品。建文时，都察院一度改名御史府，成祖即位后，仍复其旧。永乐中道的建置又有所变更，直到宣德十年（1435）才最后确定为十三道，一行省为一道，其中福建、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五道各设监察御史七人，陕西、湖广、山西三道各设八人，浙江、江西、河南、山东四道各设十人，云南道十一人，共计一百一十人。另外，南京都察院有十三道御史三十人。按地区分道，这是明代都察院的特点。
明代科道官人数总的说来稳定在二百人左右。如此众多的科道官在国家机构中的职能是什么呢？大致概括起来有六个方面：
（一）处理诏旨章奏
皇帝处理政务，主要靠中央及地方政府各部门的章奏和下达诏旨。明代各种章奏疏议由通政司汇总送往会极门，再由内廷文书房收检登录后送呈。皇帝有批复的，送内阁拟票，由皇帝批红（后多由司礼监批红）后布达。六科每天派员至会极门领取皇帝的诏旨和批复的章奏，经审核无误，抄发有关衙门，如有违失，许给事中封驳。明太祖给予给事中以封驳之职权，其目的在于匡正君主的失误，维护诏令的无上权威。针对给事中张文辅的上奏，他说：“朕代天理物，日总万几……岂能一一周遍？苟致事有失宜……将为天下害……卿等能各勤厥职，则庶事未有不理。”[600]诏旨和批复的章奏由六科驳正到部的，谓之抄参或科参。《明史》卷二一五《骆问礼传》：“诏旨必由六科，诸司始得奉行，脱有未当，许封还执奏。”[601]科参具有相当的威力，“六部之官无敢抗科参而自行者”[602]。对政事起了一定的监察作用。
（二）考察官吏
明代对官吏的纠察考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上制下，由皇帝、吏部、都察院考核；另一种是以下制上，由科道官纠劾，其中御史“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603]，其职尤专。即使是以上制下的考核，科道官也参与其事。明代地方官三年一朝觐皇帝，察典随之，称为外察或朝觐考察。京官六年一考察，称为京察。考察时，四品以上官员上疏自陈，由皇帝决定去留，四品以下官员由吏部尚书和都御史负责，吏科都给事中和河南道掌道御史在考察前咨访被察官员的政绩行止，为考察提供依据。此外科道官对高级官员还有“拾遗”的权力，《明史·选举志》：“京察之岁，大臣自陈，去留既定，而居官有遗行者，给事、御史纠劾，谓之拾遗。拾遗所攻击，无获免者。”[604]说“无获免者”，显然有夸张成分，但具有相当的分量则是事实。
（三）规谏皇帝，左右言路
所谓言路，是指舆论上达的渠道。在明代，广义的言路指四方臣民均可陈情建言，狭义的言路则指科道官言事。“给事中乃近侍之官，凡朝廷政令得失，军民休戚，百官邪慝，举得言之”[605]。御史的职责也在于“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606]。所以科道官又称言官，其势颇重，如明神宗“于奏疏俱留中，无所处分，惟言路一纠，其人自罢去，不待旨也”[607]。天启时御史李应升声称：“国家设立言官，称耳目近臣，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608]这当然是指政治比较清明之时，宦官专权时期的言官对此是很心向往之的。
（四）参与议政
科道官议政的范围颇广，包括研讨军国大事，简用高级官员，裁决重大刑狱等。《明史·职官志》：“凡大事廷议，大臣廷推，大狱廷鞫，六掌科皆预焉。”“有大政，（御史）集阙廷预议焉。”[609]科道官以正、从七品的低品秩参与议政，往往能牵制高级官僚，以平衡不同的政治力量。以廷推大臣为例，万历时吏部尚书陆光祖曾说：“夫爵人于朝，与众共之。祖宗定制，凡大臣员缺，吏部与九卿会推，请旨简用。至推吏、兵二部尚书、各边总督及内阁大臣，则九卿之外，复益六科十三道。盖其任愈重，则举当愈公，询谋佥同，方敢推用。实所以广忠集众，而杜偏听之奸、绝阿私之患也。”[610]所谓“举公”，就是推选各种政治势力都能接受的人物。推而广之，议政也就是讨论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政治方案。
（五）监察礼仪及中央官署
科道官在官员朝见皇帝和参加各种典礼时负有监察礼仪之责，给事中典门籍（类似今之考勤），御史司纠仪。监察中央官署的工作，十三道御史有共同监察和各司其职之别。属于十三道共同监察的，有两京刷卷，巡视京营，监临乡、会试及武举，巡视光禄，巡视仓场，巡视内库、皇城、五城，轮值登闻鼓（后改属六科）等；属于分道各司其职的，有陕西道协管后军都督府、大理寺、行人司，浙江道协管中军都督府等机构，福建道协管户部等机构，四川道协管工部等机构，河南道协管礼部、都察院、翰林院、国子监、太常寺、光禄寺等，贵州道协管吏部、太仆寺等机构，广西道协管通政使司等机构，广东道协管刑部等机构[611]。给事中则按六科分工，对口监察六部和相关衙署，事关重大者，六科协同监察。这样科道官监督的对象不仅是官员个人，而且已扩大到各个政府机构。
（六）视察地方军政，监察外官
御史奉旨外出的名目很多，《明史·职官志》云：“在外巡按、清军、提督学校、巡盐、茶马、巡漕、巡关、儹运、印马、屯田。师行则监军纪功，各以其事专监察。”其中巡按是御史大差：“巡按则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612]巡按之制，始于洪武十年（1377），永乐元年（1403），遣御史分巡天下为定制。开始给事中亦有间选分巡者，如永乐元年六月“遣给事中、御史分行天下，抚安军民，有司奸贪者逮治”[613]。明成祖还曾任命给事中充任巡抚。以后巡按专差御史。通常十三行省各差御史一员，后加南直隶三人，北直隶二人，宣大、辽东、甘肃各一人，巡按的任务有“审录罪囚，吊刷案卷，有故出入者理辩之。诸祭礼坛场，省其墙宇祭器。存恤孤老，巡视仓库，查算钱粮，勉励学校，表扬善类，翦除豪蠹，以正风俗、振纲纪”[614]，包括了视察地方行政监察官员的几乎所有事务。
以上六个方面，是科道官的主要职掌。不难看出，科道官监察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署和大小官员。科官与道官的区别在于，科官属近侍官，主要是在内“表里六部”，而御史的活动范围较广，可以把触角伸向内外各衙门、各地区。众多的科道官作为皇帝的“耳目之寄”，以小制大，以下克上，加强了皇权，调和、平衡了统治阶级内各政治集团的矛盾和势力，维护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二
正因为科道官在明代的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有明一代对科道官的选拔、考核和迁转非常重视。
明初，科道官的任用不拘资格，除新科进士外，举贡、监生、知县、教官都可以补选。如洪武六年（1373）正月，选举人傅宗岩、崔莘为给事中[615]；洪武十五年十月，选秀才李原明、詹徽等人为监察御史[616]。永乐元年二月，擢临桂县县丞谭胜受、建阳县知县陈敏、蒲县知县文郁、监生孔复等为监察御史[617]；同年四月，又擢监生潘希和等为给事中[618]。永乐七年（1409）六月，明成祖命吏部简南京御史之才者，得张循理等二十八人，问其出身，其中二十四人是进士或监生[619]。仁宗即位，擢监生徐永溍等二十人为给事中[620]；洪熙元年（1425），又擢汉中府学训导李蕃为给事中[621]。宣德三年（1428），都御史顾佐一次举奏四十余人才堪御史，其中有进士、监生和谒选的知县、教官[622]。明初甚至有普通百姓跻身科道的，如永乐元年九月，高唐州民王政建言，立即被擢为刑科给事中[623]。
明宣宗后期，科目日重，科道官中进士出身者居多，举贡次之，至于监生就难于厕身了。即使科目出身，限制也越来越多。宣德十年规定：“今后初仕者，不许铨除风宪。”[624]成化六年（1470）又定：“凡以科目进身，历任三年者，不限内外”，通选御史[625]。弘治十八年（1505），“令举人出身教官，历俸六年以上，有才行出众者，取选科道等官”[626]。这就是说，进士出身必须历官有实际经验，治绩突出，方可选入科道，举贡出身就更是如此了。
明代科道官的选拔方法有五种：
一是皇帝直接简用。上文已有多例，此不赘言。
二是推荐，如王翱在宣德元年（1426）由杨士奇推荐擢为御史[627]，后官至吏部尚书。但明中期以后，推举逐渐停搁不行。
三是考选。考选就是临时性的考试，由吏部和都察院掌管。先期有访单出于九卿、台省诸臣之手，根据访单情況，序为等第。明初缺科道，不时考选，神宗时定为三年一考选，后改为一年，崇祯时复改为三年。参加考选的京官必须是进士出身，如两京六部主事、中书舍人、行人、评事、博士等；地方则知县、推官、教官，不拘进士出身，举贡亦可。考选优者实授给事中，次者授御史，试职一年后始实授。在考选中，地方进士出身的知县、推官、教官进入科道的比重越来越大，这种外官内迁的途径称“行取”。如年富“以会试副榜授德平训导”，“宣德三年课最，擢吏科给事中”[628]。孙需，“成化八年（1472）进士，为常州府推官，疑狱立剖，擢南京御史”[629]。魏允贞，“万历五年（1577）进士，授荆州推官。……治行最，征授御史”[630]。钟羽正，“万历八年（1580）进士，授滑县知县。……多惠政，征授礼科给事中”[631]。
四是庶吉士改授。翰林院庶吉士三年一试，留院的授编修、检讨，不留者可出为科道官。
五是翰林兼、改科道。其兼科道者，如嘉靖时赵贞吉以左春坊左谕德兼河南道御史，夏言以翰林侍讲兼吏科都给事中。翰林官改科道，往往是事出专使，事毕复官，如洪武中翰林编修马亮、任敬、王琏、王辉、陈敏、张惟，洪熙时翰林侍讲李时勉、罗汝敬，正统时翰林侍读徐珵、右春坊右中允杨鼎、检讨王玉俱曾改官御史，正统时翰林检讨金达、成化时翰林检讨李昊俱曾改官给事中[632]。
选拔科道官的标准是“清谨介直”，因为“清则无私，谨则无忽，介直敢言”[633]。其给事中之选，还要求体貌雄伟，声音洪亮。科道官严禁从吏胥中选用。永乐十年（1412），明成祖发现御史洪秉等四人出身于吏，当即降为序班，并说：“御史，朝廷耳目之寄，须用有学术、识达治体者。”下诏“继今御史勿复用吏。”[634]此外，“大臣之族不得任科道”[635]，这主要指大臣的子弟。正德元年（1506），刑科右给事中许诰，因其父升为兵部尚书，只得改官翰林检讨[636]。嘉靖时御史席春、刘夔也因兄长是都御史和侍郎而改官翰林院检讨[637]。科道官的年龄也有限制，一般在三十岁至五十岁之间。嘉靖十八年（1539），知县何瑚年过六十而选御史，被揭发隐年冒进，斥责为民[638]。由上可见明代对科道官“选之甚精”。
科道官在明代又号称“极清华之选”，虽然他们品秩相当或相近于地方知县，但仕途之广阔，迁升之便捷，则非其他官吏所能比拟。洪武时，监察御史任昂一跃为礼部尚书（正二品）[639]；宣德时江西巡按御史于谦超迁兵部侍郎（正三品），巡抚河南、山西[640]；嘉靖时，吏科都给事中夏言以议皇帝亲耕南郊、皇后亲蚕北郊迎合世宗，很快升为礼部侍郎、礼部尚书，《明史》本传称其“去谏官未浃岁拜六卿，前此未有也”[641]。在通常情况下，御史迁转多为按察使（正三品）、按察副使（正四品），如正统时擢御史轩为浙江按察使[642]，马文升景泰中授御史，后“超迁福建按察使”[643]。《水东日记》的作者叶盛，正统、景泰间在兵科任职六年，景泰四年（1453）升山西右参政（从三品）。他在《水东日记》中记载了六年中同僚101人的迁转情况（总数为102，一人不详），其中升布政使司参议30人（从四品），参政12人（从三品），经历2人（从六品），按察使司佥事6人（正五品），知府10人（正四品），盐运使2人（从三品），通判1人（正六品），判官3人（从七品），应天府丞3人（正四品），侍郎7人（正三品），右副都御史1人（正三品），右佥都御史1人（正四品），光禄寺少卿3人（正五品），太仆寺少卿3人（正四品），詹事府府丞1人（正六品），司直郎1人（从六品），洗马2人（从五品），大理寺少卿2人（正四品），大理寺寺丞1人（正五品），通政司通政3人（正四品），通政司参议7人（正五品），加上叶盛本人[644]，这虽仅是六年的数字，但大体反映出科臣迁转之速。
由于科道官迁转太快，往往引起其他官员的不满。景泰四年规定“御史迁转”“以六年为率”[645]。但实际上不拘此例者多。明代中后期，科道官一般不愿外迁，企望升任京职。万历三十三年（1605），刑科给事中萧近高自请外任，传为美谈。《明史》本传说：“故事，六科都给事中内外递转，人情轻外，率规避。近高自请外补，吏部侍郎杨时乔请亟许以成其美，乃用为浙江右参政。”[646]而天启时户科给事中王绍徽用年例出为山东参议，连升六级，却辞疾不就，后投靠魏忠贤得为吏部尚书[647]。这是重内轻外仕风在科道官中的反映。
当然，不是所有的科道官都能飞黄腾达。明代对科道官的考察极为严格，他们不仅与其他京官一样要接受六年一次的京察，而且还另有专门的考察。科道官犯罪，处置特重。如正统四年（1439）规定：“凡都察院官及监察御史、按察司官吏人等，不许于各衙门嘱托公事。违者比常人加三等，有赃者从重论。”[648]有许多科道官因言事被惩处，如万历时御史马经纶，言及神宗“好货成癖，御下少恩”，被贬三秩，出之外，后又被斥为民[649]。科道失职要受严厉惩罚。嘉靖二十一年（1542），大学士夏言触世宗怒，“即下敕逐言，科道官以失职不纠，降调夺秩者七十三人”[650]。嘉靖三十三年（1554），“以贺疏违制，杖六科给事中于廷”[651]。明初廷杖很少加于科道官，中期以后科道官受廷杖的事每每发生。这主要是因为明中期以后的皇帝日趋昏庸腐朽，但仍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同时宦官和权臣相继专权，为固位而培植亲信，打击异己。如正德二年（1507）刘瑾“诬逮工科给事陶谐，廷杖落职为民”[652]。嘉靖二十二年（1543），山东巡按叶经弹劾严嵩，严嵩“激帝怒，逮之至京，杖阙下死”[653]。这些科道官在行使职权时被廷杖，由此而造成了“以敢言为轻率，以缄口为得体”的局面，科道官的作用被削弱了。
三
科道官在明代政治舞台上异常活跃，可以说朝中发生的每一件大事都有科道官介入。但是在不同的时期科道官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下面拟把明代分为四个时期，分别说明科道官的不同作用。
从明太祖洪武建元至英宗正统年间，是明代的开创期。这一时期政治上主要的矛盾是围绕着最高权力的再分配而展开的。科道官的主要作用在于：发挥国家机器的调节职能，安定民生，规谏君德，以巩固新开创的明王朝；在君权与相权、皇帝与勋臣、皇帝与宗室的激烈斗争中维护皇权。
封建国家机器从本质上来说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工具，但是国家机器也有其调节阶级矛盾和斗争的作用。作为明代国家机器的主宰者，明太祖曾要求科道官“凡官吏之贤否，政治之得失，风俗之美恶，军民之利病，悉宜究心”[654]。由于明太祖重视吏治，打击贪官，所以科道官在“究心”“军民之利病”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洪武二十二年（1389），御史许珪巡按河南时上言“自开封、永城至彰德，春夏旱暵，麦苗疏薄，农民所收无几，今年夏税宜减半征收”。左都御史詹徽以其希旨要誉，请罪之。明太祖说：“朕宵旰图治，以安民生，故遣御史巡行，以广耳目。御史能恤民隐以达下情，朕所乐闻，岂可罪耶！”即命有司仍蠲其税[655]。宣德十年（1435），江南被灾，宣宗下诏蠲免税粮，但“江南小民佃富人之田，岁输其租”，免除税粮，受益的是有田的富室，“小民输租如故”。于是给事中年富上言，“乞命被灾之处，富人田租如例蠲免”。宣宗从之[656]。这就使无田的佃户免去了田租。
明初的几个皇帝较有作为，也不甚腐化，科道官直言君德，往往较有效果。洪武时，一日，御史欧阳韶侍班，太祖乘怒杀人，他官不敢谏，欧阳韶趋跪殿廷下，仓促不能出辞，急捧手加额，呼曰：“陛下不可！”太祖醒悟，听从了他的意见[657]。又一日，御史周观政巡视奉天门，有内使将女乐入。观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观政不听，中使愠而入。顷之，出报曰：“御史且休，女乐已罢不用。”观政又拒曰：“必面奉诏。”一会，太祖亲自出宫说：“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658]应当指出，皇帝的纳谏与政治的清明程度是相关的，只有皇帝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积极纳谏，科道官的规谏才有作用，否则就会毫无作用，甚至祸及自身。
明初，科道官维护皇权的倾向十分强烈。胡蓝之狱是一场皇权与相权、皇帝与勋臣间的激烈斗争，尽管在当时政治力量的对比上皇权、皇帝占绝对优势，但在斗争的策略上也还不能任意率为。科道官的弹劾上疏使明太祖在斗争中处于主动地位，顺利地结束了这场斗争。《明史·韩宜可传》载：一日，丞相胡惟庸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侍太祖，从容燕语。御史韩宜可上前，出怀中弹文，劾三人险恶似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宠，内怀反侧，乞斩其首，以谢天下[659]。这可以说是对胡惟庸最早的揭发，是胡案的前奏。凉国公蓝玉自恃战功，骄蹇自恣，目无国法，御史曾经按问，被蓝玉驱逐[660]。这件事成为明太祖日后兴起蓝案的重要口实之一。在靖难之役时，科道官大都站在建文帝一边，指斥燕王，壬午之难的被害者有高翔、王度、戴德彝、谢升、丁志芳、甘霖、陈继之、韩永、叶福等人。
从明英宗正统后期至武宗正德年间，是明代的腐化期，政治上出现了宦官专权的局面。科道官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批评皇帝种种腐朽的表现，反对宦官专权。
正统时宦官王振专权。正统十四年（1449），英宗北征，刑科给事中曹凯劝谏甚力，说：“今日之势大异澶渊。彼文武忠勇，士马劲悍。今中贵窃权，人心玩愒。此辈不惟以陛下为孤注，即怀、愍、徽、钦，亦何暇恤？”[661]事情的发展果如曹凯所言，土木之变，英宗被俘，数十万大军毁于一旦。郕王摄朝，左都御史陈镒等恸哭请族诛王振。王振余党马顺叱退群臣。这时又是曹凯与给事中王竑等人“捽顺发，啮其肉”，共击马顺至死。在科道官与群臣的压力下，景泰帝清除了王振党羽。也先进犯北京，朝臣有的主张议和，有的提出迁都，科道官支持于谦守卫北京。御史练纲上言：“和议不可就，南迁不可从，有持此议者宜立诛。安危所倚，惟于谦、石亨当主中军。”最后终于赢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以后御史左鼎多次上疏振兴军政，当时有“左鼎手，练纲口”之称[662]。
武宗即位后，嬉戏游宴，朝中大政落入宦官刘瑾手中，给事中陶谐、胡煜、杨一瑛、张禬，御史王涣、赵佑等交章进谏，武帝不纳。正德二年三月，刘瑾召群臣五十三人罚跪，宣示奸党，科道官占四十一人[663]。可见在反对刘瑾专权的斗争中，科道官是一支十分活跃的力量。武宗虽贵为天子，但有时对科道官也有些顾忌。正德十二年（1517）八月，武宗微服出德胜门，欲往宣府巡幸。在沙河被闻讯赶来的内阁大学士梁储、蒋冕追上，苦苦相劝，武宗不听。但到居庸关，却被巡关御史张钦铁剑横关，拒不放行。七品御史挡住了圣驾，武宗无可奈何，只得回銮。二十天后，得知张钦巡视白羊口，不在关上，才又悄悄出关[664]。皇帝顾忌科道官，一方面是鉴于“祖宗之法”的规定，另一方面也说明，科道官勇于抗争，使皇帝也无可奈何。
从明世宗登极至明神宗万历初期，是明代的调整期。所谓调整，是指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分配的调整和内外政策的调整。这时期科道官的作用也首先反映在促进这种调整上。
明代新君即位，一般都标榜革故鼎新，但往往流于形式。世宗以藩王入继，初期颇有锐气，革除了武宗时诸多弊政，使宦官势力相对削弱。《明史》称“世宗践阼，中外竞言时政”，科道官自然十分活跃。正德时宦官仗势侵夺民业为庄田，世宗削弱了宦官势力后，人民纷纷上诉，世宗派遣官员调査勘察。给事中郑自璧“复备言其弊，帝命勘者严治，民患稍除”[665]。此外，给事中许相卿、顾济、彭汝贤等都纷纷弹劾阉宦，起了一定作用。嘉、隆、万三朝虽有宦官为虐，但像王振、刘瑾那样的权阉却没有出现，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科道官的弹劾也无疑有其效果。可是世宗“初践阼，言路大开”，后乃“厌薄言官，废黜相继，纳谏之风微矣”[666]。
穆宗即位，言路颇为畅通，当时有“群力毕收，众思咸集”之说[667]。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成效颇大，他既严于考察科道，又重视发挥他们在改革中的作用。张居正为了加强对官吏的考核，提高行政效率，推行了考成法。考成法的核心是由内阁通过六科监督六部百司。在考成法的推行中，科道官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成为张居正改革的有力支持者。所以张居正夺情一事发生，六部、翰林官反对者多，而科道官反对者较少。在北京，御史曾士楚、给事中陈三谟等上疏请留居正；在南京，“诸给事、御史咸上疏请留居正”[668]。
科道官在这一时期的突出表现还有规谏皇帝，弹劾权臣。明世宗企慕长生而崇道，在宫中遍建道场，嘉靖二十一年（1542）后移居西内，更一心修玄，致使朝政日非。科道官中不乏犯颜敢谏之士，如给事中顾存仁、高金、王纳言“皆以直谏得罪”[669]。嘉靖十九年（1540），御史杨爵上疏，批评世宗失人心、致危乱的种种表现，结果“下诏狱搒掠，血肉狼藉，关以五木，死一夕复苏”[670]。当时御史浦鋐正巡按陕西，闻讯上疏规谏世宗毋塞言路，世宗又下令逮捕浦鋐。浦鋐被押送北京时，陕西人民一万余人哭泣相送，高呼“愿还我使君”。可见言官的正义言论具有一定的人民性。浦鋐下狱，每日杖一百，不到七天就死于狱中[671]。嘉靖中期后，严嵩专权，内政日隳，“南倭北虏”，日见猖狂，明王朝危机加深。这时科道官纷纷起而规谏君德，弹劾严嵩。嘉靖四十年（1561），严嵩宠衰，御史邹应龙上疏弹劾严嵩，成为倒严的英雄。此后，朝局稍有改观，抗倭斗争也取得较大进展。明穆宗在政务方面能广开言路，但涉及君德，则讳莫如深，科道官因规谏君德而被处杖之事时有发生。
从神宗万历中后期到毅宗崇祯末，是明代的衰敝期。这一时期的皇帝，神宗贪婪，光宗短命，熹宗昏聩，毅宗刚愎。朝政更加腐败，内则民变迭起，终于爆发了明末农民战争；外则后金崛起，辽东危机，清兵窥视关内。科道官也明显分党，一部分较为清醒的科道官与朝中其他中小官吏在政治上受排斥，为了挽救明朝的危机，形成一股势力，反对派称之为东林党；还有一小部分科道官依附于权臣周围，形成了浙、齐、楚、宣、昆等党，这些党派中很多人在天启时投靠权宦魏忠贤门下，成为阉党，变成腐败势力的一部分。
东林或同情东林的科道官的主要作为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他们反对神宗朝种种倒行逆施，特别是在反对矿税监使的斗争中能为民请命。御史余懋衡巡按陕西，弹劾税监梁永，几为梁永毒害至死[672]。御史汤兆京“出按宣府、大同，请罢税使张晔、矿监王虎、王忠”[673]。南京给事中金士衡弹劾税使“杨荣启衅于丽江，高淮肆毒于辽左，孙朝造患于石岭”[674]。工科给事中王元翰每言朝政弊端，指出“榷税使者满天下，致小民怨声彻天”[675]。户科给事中田大益更批评神宗“沈迷不返，以豪珰奸弁为腹心，以金钱珠玉为命脉，药石之言，褎如充耳，即令逢、干剖心，皋、夔进谏，亦安能解其惑？”[676]第二，他们反对魏忠贤专权。天启时魏忠贤专政是明代统治最黑暗的时期。在反对魏忠贤的斗争中，最突出的科道官有御史左光斗、周宗建、江秉谦、袁化中、李应升、夏之令，给事中杨涟、魏大中、侯震旸、周朝瑞、惠世扬等人。其中杨涟（后升佥院）曾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罪，影响最大。这些人后来都受到魏忠贤的残酷迫害和镇压。第三，对辽东战局的补救。主要是支持辽战中颇有作为的熊廷弼。熊廷弼在萨尔浒战役后被起用经略辽东，一年后因浙党攻击去职。辽沈之战后再度起用，广宁失陷后被下诏狱。东林及同情东林的科道官，始则支持他筹辽，继则反对浙党行勘熊廷弼。他们为熊廷弼反复辩诬，最后与之同难。
上面所述的是科道官的积极作用。因为他们地位较低，进取心较强，他们的出身和文化修养，使他们具有较为清醒的头脑，许多人曾历官地方或巡按地方，比较接近人民群众，对当时各种社会弊端看得比较真切。这是科道官的主流，他们中不少人拼命硬干、为民请命的精神和行动，堪称中国人的脊梁。但是科道官也有消极的一面。科道官是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产物，所以他们的任务是维护皇权，他们的一切活动最终要受到皇权的制约。他们的弹劾奸佞，纠察百官，不少时候是受到皇帝的指示。《水东日记》载：“山西参议孙敬，前兵科给事中，云天顺中科道纠劾，多出上旨，或召对面谕，且戒以勿泄，赐果馔而退，亦或赐果核焉。”[677]又如明英宗杀于谦，首先让给事中王缜上疏举劾，使“南宫复辟”之举更加名正言顺[678]。从这个意义上说，科道官的弹劾只是皇帝在政治斗争中的手段而已。
皇权日益腐朽，宦官、权臣操纵朝纲，科道官的职能难以发挥，他们的作用也十分微弱。明初的皇帝尚能勤于政事，科道官既可“露章面劾”，也可“封章奏劾”，中期以后的皇帝多懈怠政事，借故不朝，科道官只能“封章奏劾”，其命运也只能是“留中不发”。如果其言事涉及君德和皇族利益，严重的要廷杖，或被下诏狱，幽囚拷掠，甚至丧命。宦官专权，科道官若弹劾宦官，司礼监可把奏疏压下，或借批红，或假传圣旨，予以迫害和打击；权臣擅政，可以控制通政司了解奏疏内容，预为对策。如严嵩“念己过恶多，得私人在通政，劾疏至，可预为计”[679]。况且明中期以后，皇帝多厌恶言路，科道官往往缺员。万历末年，方从哲为首辅，“六科止四人，而五科印无所属，十三道止五人，一人领数职，在外巡按率不得代”[680]。科道既然严重缺员，其职责当然无人承担了。
再者，由于科道官是皇帝的亲臣、近臣，对皇室的内部斗争关心甚切，往往又热衷于皇室内部的斗争。如成化时议孝庄钱皇后葬礼，嘉靖时大礼仪之争，万历、天启时国本、三案之争，都有科道官的积极参与。当然有的皇室内部斗争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但当其演变成派系之争后，大家意气用事，其政治意义也就微乎其微了。
最后应该指出，科道官是统治集团的一部分，明代官场上的腐败现象，科道官也自不能外。天启时，河南巡按宋师襄说：“台谏以进言为责，条奏一入，即云尽职，言之行否，置弗问矣。”[681]这是搪塞职事，因循苟且。隆庆三年（1569）举行大阅，隆庆四年（1570）俺答封贡，都有少数科道官置穆宗和内阁的正确决策于不顾，倡言反对。这是干扰朝政，沽名钓誉。刘瑾专权时，党附者有科道官李宪、段豸、薛凤鸣、朱衮等。“世宗之季，门户渐开，居言路者各有所主。”[682]这是趋炎附势，结党营私。当然结党危害最大的是浙党、阉党，浙党御史姚宗文等攻击熊廷弼，阉党余孽御史高捷、史
等攻击袁崇焕，党同伐异，恶言中伤，使明朝失去栋梁，贻害无穷。
至于科道官中的贪婪之辈也不胜枚举。《万历野获编》“台省之玷”和“御史墨败”两条所列案例数十起，也仅仅是其突出者。天启时，阉党中御史崔呈秀巡按淮扬时“赃私狼藉”[683]，反而大升其官，就更为著称了。
明太祖为了他的家天下，设置了庞大的监察网，却在他的子孙手中一点点地被拆除，明代的衰败无可挽回，科道官徒留下“清议”的空名，这也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