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胡适与十四行体
现代文学史说到胡适的白话新诗创作，一般都会这样来叙述：1916年7月22日写的答梅光迪打油诗是他最早的白话诗，1916年8月23日写的《朋友》（后改名为《蝴蝶》）是他最早写作的新诗，1917年2月1日《新青年》发表的《白话诗八首》是他最早发表的白话新诗。其实在此之前，胡适在留学美国期间，受欧美诗歌的影响，曾尝试写过四首英文sonnet，其中至少有两首由他翻译成汉语十四行诗，保存在自己的留学日记之中。
胡适在1914年12月22日的留学日记中记载：
修改后的诗如下：
该诗具备完整的诗体格式，运用流畅的白话词语，围绕主题阐发感想。留学美国期间，英语环境促使胡适诗歌思维西化，由此习得用英语写白话诗的本领。以上十四行诗用通俗的白话作诗，尽管是英语，但比汉语文言更加直截了当，在满足诗体规定的条件下，有什么意思就怎么写，言文一致。此诗在定稿之前，曾两次得到文学老师的指导，这种指导使胡适获得了新的写诗感悟。胡适就认为，在老师的指导下作的修改，诗句更加符合现代用语习惯。胡适的日记中存有此英文十四行诗的汉语译诗：
这里的译诗使用的正是五四期诞生的现代汉语，诗意呈现着纵直进展，是一首具有现代白话思维和词语要质的诗歌。此诗的思想核心是提倡世界大同和人类博爱。诗的结构用四四三三段式，呈起承转合之势，如三百六十度的圆形。每行节奏为五个音尺。韵式为ABBA ABBA CDC DCD，是典型的意大利彼特拉克体。据胡适说，“此诗为第三次用此体”，前两次都用英体，“以其用韵少稍易为也”。[59]此诗在胡适日记中完整地保留了三稿，第一稿为初稿，第二稿为修改稿，第三稿是听取了散仆生先生意见后的再改稿。
在写此诗十天后的1915年1月1日，胡适又写了一首意体英文Sonnet，题为“TO MARS，‘Morituri te salutamus’”，其日记中也存有此诗翻译的汉语十四行诗，题为《告马斯——“垂死之臣敬礼陛下！”》。他在日记中说：“车中无事，复作一诗，用前体，题为《告马斯》。马斯者（Mars），古代神话所谓战斗之神也。此诗盖感欧洲战祸而作。”[60]其形式格律与前一首类似，基本严守意体规则。胡适还说自己把《告马斯》副题的拉丁文“Morituri te salutamus”翻译成“垂死之臣敬礼陛下”，是因为“古代罗马帝无道，筑斗兽之场，令勇士与猛兽斗，纵观为乐。勇士入场，举戈遥礼皇帝，高呼‘Morituri te salutamus’一语，至今千载之下读之，犹令人发指”[61]。这表明了胡适对于暴力搏斗的否定态度，因此《告马斯》诗的末段三行就是：
这是胡适对于专制和暴力的无情痛斥，字里行间流淌着强烈而鲜明的思想感情。
这两诗在胡适思想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胡适于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留美官费生，先到美国绮色佳进康乃尔大学学习。国际学生会联合会是外国在美求学者组织，要旨是“促进国际青年间的和谐，以消除彼此仇视甚至要诉诸战争的各阶层中的偏见、怨恨”，胡适在其中担任职务。两诗表达的主导思想是提倡世界大同和人类博爱，这正是胡适当时一再鼓吹的文化思想。如1914年7月22日，胡适在世界学生会上作了题为“大同主义”的演讲。在12月12日日记中他又说：“增军备，非根本之计也；根本之计，在于增进世界各国之人道主义。”“兴吾教育，开吾文明，治吾内政：此对内之道也。”“此吾所以提倡大同主义也，此吾所以自附于此邦之‘和平派’也，此吾所以不惮烦而日夕为人道主义之研究也。吾岂好为迂远之谈哉？吾不得已也。”[62]以上两诗能帮助我们把握胡适当时的思想观点。
这两诗在胡适尝试白话诗写作上同样意义重大。胡适自称：“在绮色佳五年，我虽不专治文学，但也颇读了一些西方文学书籍，无形之中，总受到不少的影响，所以我那几年的诗，胆子已大得多。《去国集》里的《耶稣诞节歌》和《久雪后大风作歌》都带有试验意味。”[63]胡适尝试白话诗分为几个时期，其中有个英语诗创作和汉英诗互译的阶段。如他将自己的一首律诗《春潮》翻译成英语诗，在翻译中就不自觉地尝试着语言与诗体的双重转换，即把文言转换成白话又转换成英语，即把整齐的律诗转换成长短不一的白话再转换成英语。写作英语诗和英汉诗互译，是胡适写诗的一个重要阶段。英语诗采用的是散文式语言，英语环境促使胡适诗歌思维西化，由此习得用英语思维写白话诗的本领。相较于汉语文言诗的重浓缩、重藻饰、重朦胧，英语诗语义明确、清晰直白、讲究逻辑，胡适通过写作英文十四行诗，再通过汉译十四行诗，自然就了解了两种互换语言的诗体构造、语法规则、语义系统的差异，而两者的转换互译沟通，就充分证明了胡适能打破文言诗的诸多规矩，依从白话诗的规范，这在以上两首翻译的汉语十四行诗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再进一步说，胡适在那时用英语写作了两首十四行诗，自然会得到西方诗歌的思维方式、白话表达的语言方式和英语诗体的格律方式的体验，这对于胡适以后创作白话诗、提倡新诗体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因此，虽然胡适的英汉十四行诗仅保留在日记中，但我们对于他的两首十四行诗（既是英语的又译成汉语的）在新诗发生史上的意义应该予以重视。这种英语诗写作和英汉诗互译，对于胡适以后创作白话诗的作用在于：“胡适的诗歌思维从传统的文言套路走出来，受英语诗句式长短不一的启发，领悟白话诗思维的自由度及其语言文字的现代化，进而用汉语白话尝试‘诗体大解放’，并于汉译英诗达到‘自然的音节’之鹄的，最终生成了白话新诗。”[64]
这两首诗在十四行体移植中国的历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它说明早在1914年我国就有人写作英语和汉语十四行诗了。胡适通过创作和翻译，解剖了十四行体的格律，包括诗节、音步、用韵等，完成了白话汉语格律诗的写作，也完成了汉语十四行诗的写作，因为翻译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创作，不仅是一般的诗歌创作，而且是由英语白话十四行诗到汉语白话十四行诗转换的创作，是由格律严格的英语十四行诗到遵循规则的汉语十四行诗的转换。“英语诗，即使是格律诗，押韵却句式不定，即每句有相同的音节、音尺，而不一定有相同的长短，更不用说自由诗的句式了，历受此种英语白话入诗的经验，是胡适理解汉语白话诗不同于旧体诗的五言、七言及词调限制用字的关键所在，成为此后汉语白话诗‘诗体大解放’理论的一块基石。”[65]这对于十四行体移植中国是极其重要的。
正因为如此，《胡适留学日记》1914年12月22日对十四行体的格律作了具体介绍：
胡适这一介绍的价值有四方面：一是胡适首先给予Sonnet以汉语译名“桑纳体”，表明中国新诗人开始关注西方的十四行体。二是胡适具体而准确地介绍了十四行诗的诗体特点，诸如行数、节奏、音调、段法、韵法等，为我国移植十四行体提供了最基本的格律法则。三是胡适特别强调了十四行体有着种种体裁限制，并把该诗体称为英文之“律诗”，他自己当时创作的英体和意体十四行诗用律均较为严格，是我国最早写作守律汉语十四行诗的诗人。四是胡适在介绍中把十四行体的格律形式同传统诗体形式联系起来，尤其是引入了西诗基本节奏单元“音尺”的概念，并把它同我国古典诗歌的分逗概念联系起来，这为中国诗人以后解决新诗的节奏问题提供了思路。
胡适是推动中国新诗发生的先驱，但在整个新诗发生期和20世纪20年代都没有发表过关于十四行诗的论述。直到1932年7月30日出版《诗刊》第4期，胡适才又发表了给徐志摩的《通信》（此信作于一年以前），再次论及十四行体，并且表明了他对中国诗人创作十四行诗的态度：
历来人们根据胡适的这段论述，认定胡适包括梁实秋都是反对中国诗人移植十四行体的。笔者认为，问题的答案并非如此简单。
先说梁实秋的观点。以上胡适所引梁实秋的话出自他的《新诗的格调及其他》，载《诗刊》第1期（1931年1月20日），其中所说的“像不像”的“像”是指“模仿”，即中国诗人简单地模仿外国十四行体。梁实秋在文章中，肯定了新诗接受外国诗的影响，也肯定了新月诗人创作“其结构节奏音韵又显然的是模仿外国诗”。梁实秋明确地说“我以为我们现在要明目张胆的模仿外国诗”，但是他又不主张新诗音节模仿外国诗的格调，“因为中文和外国文的构造不同，用中文写Sonnet永远写不像。唯一的希望就是你们写诗的人自己创造格调，创造出来还要继续的练习纯熟，使成为新诗的一个体裁”。“在模仿外国诗的艺术的时候，我们还要创造新的合于中文的诗的格调”。梁氏的观点非常清楚，就是主张新诗可以模仿外国诗，但在诗律问题上则应在模仿基础上“创造出新的合于中文的诗的格调”。此后不久，梁实秋即发表了《谈十四行体》，具体介绍十四行体格律，认为“十四行诗因结构严整，故特宜于抒情，使深浓之情感注入一完整之范畴而成为一艺术品，内容与形式俱臻佳境。所以十四行诗的格律，不能说是束缚天才的镣铐，而实是艺术的一些条件”，“中国诗里，律诗最像十四行体。现在做新诗的人不再做律诗，并非是因为律诗太多束缚，而是由于白话不适宜于律诗的体裁”。[67]表面看这一观点与前述观点存在矛盾，其实不然，因为梁实秋从来就没有否定中国诗人对十四行诗的尝试。
再说胡适的观点。胡适的《通信》是为了回应梁实秋文章而写作的。关于模仿外国诗体问题，胡适说自己始终抱有的基本观念是：“中国文学有生气的时代多是勇于试验新体裁和新风格的时代，从大胆尝试退到模仿与拘守，文学便没有生气了。”胡适对于十四行体的态度总体来说是建立在此观念之上的，即他同梁实秋同样并不否定新诗接受外国诗体影响，但反对简单地模仿与拘守。胡适同梁实秋都认为需要在借鉴中创造中国的“新诗”，具体说是：“用现代中国语言来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思想、情感的诗，这是我理想中的‘新诗’的意义——不仅是‘中文写的外国诗’，也不仅是‘用中文来创造外国诗的格律来装进外国式的诗意’的诗。”这里没有否认新诗对于外国诗包括外国诗律的借鉴，但是这种借鉴应该建立在现代中国语言基础之上，绝不能简单地模仿和拘守，包括十四行体的移植。其实，从《通信》写作的背景和文意来看，胡适确乎没有否认中国诗人移植十四行体。胡适写作《通信》是在读了《诗刊》第1、2期以后。第1期发表的汉语十四行诗包括孙大雨三首、李唯建二首和饶孟侃一首，徐志摩在“序语”中加以推荐，认为“这竟许从此奠定了一种新的诗体”；第2期发表了陈梦家、林徽因的十四行诗，徐志摩以孙大雨的创作为例，说“我们有欧美诗作为我们的向导和准则”[68]。胡适在《通信》中说：“我读了《诗刊》第一期，心里很高兴，曾有信给你们说我的欢喜。我觉得新诗的前途大可乐观，因为《诗刊》的各位诗人都抱着试验的态度，这正是我在十五年前妄想提倡的一点态度。只有不断的试验，才可以给中国的新诗开无数的新路，创无数的新形式，建立无数的新风格。”这里表露出一种对新月诗人尝试新诗格律的欣喜心情，当然包含了对于《诗刊》发表汉语十四行诗的充分肯定。
以上梁实秋和胡适关于十四行诗的观念，出现在诗坛创作汉语十四行诗形成热潮的20世纪30年代初，其意义极其重大。新诗发展应该尝试移植外国诗体，移植十四行体不能简单模仿西方诗律；新诗创格应该建立在现代中国语言基础上，应该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思想、情感；移植十四行体应该合于中文诗的格调，创造理想的中国式新诗体。这些观点无疑是关于新诗发展也是中国十四行诗移植的珍贵意见。在借鉴域外诗体包括十四行体中创造自己的格调，其本质就是十四行体中国化，其根本要求是写作“用现代中国语言来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思想、情感的诗”。这才是梁实秋和胡适对于中国诗人创作十四行诗的殷切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