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诗发生与十四行体
新诗发生，是中国诗歌由古典型向现代型的转变，其转变时限大致是19—20世纪之交开始到五四文学革命期间完成。这一时期，我国诗界发生了传统诗律观念失效和现代诗律体系重建的变迁，这种变迁成因复杂，“它至少可从这两个原因来解释，第一是‘诗体大解放’运动损害了声律的价值和功用，第二是现代汉语与声律规则的矛盾。第一个原因直接解释了诗体解放与声律失效的关系，它是从诗学内部着眼的，第二个原因则解释了格律恢复了价值之后，声律为什么没有获得新生，它是从语言以及语言与诗律的关系着眼的”[48]。这就是说，从古代文言到现代汉语的新变，从传统诗律到重建新律的新变，是研究新诗发生所无法回避的两个相关问题。在我们看来，这种新变是在中国诗歌由传统到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发生的，其中诗语和诗体的转型是两个相关的重要问题，新诗发生的结果也就是胡适所说的：“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49]
胡适在1919年发表《谈新诗》，从国外诗体变革中引出诗体解放的主张：“欧洲三百年前各国国语的文学起来代替拉丁文学时，是语言文字的大解放；十八十九世纪法国嚣俄英国华次活（Wordsworth）等人所提倡的文学改革，是诗的语言文字的解放；近几十年来西洋诗界的革命，是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50]胡适对“诗体解放”论的概括是：真正的新诗非用长短不一的白话不可，“这种主张，可叫做‘诗体的大解放’。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样方才可有真正白话诗，方才可以表现白话的文学可能性”[51]。这里的“白话”就是在五四时期最终形成的现代国语（现代汉语），相对于古代汉语，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复音词的增加和句子的严密化”。不仅胡适，当时所有诗人都主张“诗体解放”，其内涵从破的方面说，是冲破旧诗体和旧诗则的束缚，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冲破传统诗词的语音组合结构；从立的方面说，就是提倡“自然音节”，核心内容是“诗的音节是不能离开诗的意思而独立的”。这就从诗语和诗体两方面为新诗发生开辟了道路，而根本意义就是使新的思想感情能够自由地进入新诗。在“诗体解放”论指导下，发生期诗人面对传统诗律的失效和现代诗体的重建，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新的诗体探索。其中重要内容就是刘半农等主张的“增多诗体”论。而“增多诗体”论的理论依据恰巧正是通过对英法两国诗歌发展的历史考察所获得的结论。刘半农认为，英国诗体极多，且有不限音节、不限押韵之散文诗，故诗人辈出，而法国之诗，则戒律极严，诗人之成绩，决不能与英国比。因此，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突出强调破除对旧诗体的迷信，大力呼吁学习英诗创新诗体：“彼汉人既有自造五言诗之本领，唐人既有自造七言诗之本领，吾辈岂无五言七言之外，更造他种诗体之本领耶。”正是基于此，他认为“诗律愈严，诗体愈少，则诗的精神所受的束缚愈甚，诗学决无发达之希望”。因此他对于新诗的想象不像有些人局限于某种诗体，而是主张像英诗那样增多诗体，争取新诗体的最大自由化和多样化，方法是自造、输入他种诗体，于有韵诗外别增无韵之诗。[52]他自己的创作就大胆尝试各种诗体，包括从域外引入自由诗体、无韵诗体、散文诗体和歌谣体等。面对发生期新诗“无体”的状态，先驱者就从传统诗体、民间诗体，尤其是域外诗体中借鉴，试图为新诗创体，可以这样说，新诗发生期是我国中外各种诗体尝试最为活跃的时期，尝试的结果就使得新诗史上各种诗体都是在那一时期发生并奠定基础。不仅是各种现代诗体，而且是现代诗的形体，如横排、分行、分节、标点符号、缩格等，也是在新诗发生期借鉴西诗尤其是英诗形体的结果。新诗的许多诗形，如四行节或者两行节的形式，诗行作左对齐排列，或者部分诗行有规律缩格等排列，都是对西洋诗体，尤其是英语诗体的直接移植。域外诗体借鉴在新诗发生期主要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模仿西诗创作汉诗，二是使用汉语翻译西诗。在早期国外诗歌翻译时，诗人往往同时附上被译原诗，无论翻译成的中文在发表时是竖排还是横排，原诗却一律照原来的样式排列，包括横排、分行、分节、标点和缩格等，如早期《新青年》不仅登出古体汉语译诗，还登出英语原诗。这就是新诗发生时出现的诗体和诗形的模仿期。这既是旧诗体的破坏期，也是新诗体的探索期，新诗发生期的无体状态正是我国现代诗体建设的活跃时期，我国新诗输入域外诗体最为丰富多样的时期也就在新诗发生期。
正是在这种社会文化情景和诗体解放语境中，十四行体极其自然地被介绍到中国，从而开始了十四行体中国化的进程。如李思纯发表《诗体革新之形式及我的意见》，明确提出：“我知道国人方倡诗体解放的时候，我偏拘拘论及形式问题，必有人笑我为‘卑之无甚高论’。但现今的新文家，如果有以创造新体、代替旧体的决心，那么，诗的形式方面也不可太为忽视罢。”他在文章中介绍欧诗，认为分为律文诗和散文诗两种，其中律文诗有民谣、无定韵律文诗、抒情歌、讽刺体诗、十四行诗、十二言诗等；非律文诗有散文诗和自由句。对律文诗他具体介绍欧洲十四行诗：“十四行诗，是短诗之一种。大约分诗体为四段，前两段每段四行，后两段每段三行，合为十四行体。莎士比亚、弥而敦（John Milton，1608—1674）大家的集中，也有许多美丽的十四行体。”李思纯的观点是：“中国的新诗运动，不消说是以散文诗自由句为正宗。但欧洲现在的诗人，仍是律文散文并行的时候。我们的新诗，是否还有创律文的必要呢？这也是当研究的问题。”“我们创造新诗的朋友，虽不必全效他那古代束缚的定形，但为诗的外形的艺术上起见，却有研究的价值哩。”他还明确地提出为新诗创体，需要“多译欧诗输入范本”：“一面凭天才的创作，一面输入范本，以供创作者的参考及训练，也是最要的一件事。”[53]李思纯是我国新诗史上第一个给“Sonnte”以“十四行体”译名的，而且对这种诗体作了形式介绍并给予充分肯定，称其为“美丽的十四行体”；这种观点代表着中国诗人在新诗发生期移植域外诗体包括十四行体的期待，“借鉴范本以供创作的参考”就是十四行体早期输入我国的动因。这是对于诗体创造规律的自觉把握和期待动机：
此观点出现在新诗发生期是历史的必然，那是一个解放诗体以打破旧体创建新体的年代。
无论哪个民族的文化，在变革时每有外来的潮流参加进来，外国文化成为触媒和刺激，帮助本国文化产生质变。中国新诗体的建立，就是与输入包括十四行体在内的域外诗体相关。新诗发生期的社会文化语境不但决定了十四行体早期输入的历史必然，而且决定了早期汉语十四行诗的审美特征。因为那是诗体解放的年代，是追求思想自由和形式自由的年代，所以移植十四行体自然地也就染上了自由色彩，呈现着自由开放特质。输入本身是一种选择，是一种为我所用的有意识的选择，所以其选择就必然要与新诗发生期的核心诗学观念契合，同样体现着当时诗界的诗体解放要求，其结果必然出现用律自由、格式随意的审美特征。自由体诗在国外不用传统韵律而用新的韵律，被称为“第三种韵律”，但我国诗人介绍时却有意误读，强调其完全自由的特征。同样，十四行体是欧洲格律严格的诗体，但我国早期诗人有意或无意地“误读”，即把这种诗体的复杂用韵、变体较多误读为格律随意自由的诗。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如李思纯就说十四行体其实是无定韵律文诗（Blank-Verse）的一种，“其中的规律体裁，非常严密”，“有人译作无韵诗，其实不过是无定韵罢了”。[55]总体上来说，新诗发生期的汉语十四行诗作品数量较少，诗人创作汉语十四行诗往往偶然为之，并不标明是十四行体，且常同其他新诗混杂在一起，因为诗人的本意不在创造汉语十四行诗体。同时，初期汉语十四行诗格律疏松，表现在除了全诗十四行和按格分段外，大多诗行长短不一，没有形成整齐音步概念，用韵特别随便，因此在严格意义上说还不是真正的汉语十四行体诗，而这又是同那时新诗韵律研究和实践的极低水平相应的。初期创作无意创造汉语十四行体，诗人只是在增多诗体的要求下写作中国新诗，在引入西方诗体中增加诗体解放的品种。这反映了中国新诗发生发展特定阶段的历史要求。
尽管如此，早期十四行体的输入，包括理论介绍、翻译作品和模仿创作等，对于新诗发生的意义仍然是不容忽视的。其意义表现在：第一，提供了新的语言范本。五四时期的新诗语言使用现代汉语，“在五四文学中形成的‘国语’是一种口语、欧化句法和古代典故的混合物”[56]。这种语言以古代白话文的语言为基础，同时杂糅着文言词语、口语白话和西方语言，表现在新诗语言中就是复音词增多和句子结构严密的散文化。早期十四行体输入参与了现代诗语的形成过程，王力在20世纪30年代写作《现代诗律学》，就把汉语十四行体作为新诗语言欧化的典型代表来进行论述。第二，提供了新的诗体范本。由于“误读”，十四行体对于自由诗的发生产生了影响，而其本身所具有的格律因素，其实又对五四时期的新诗格律体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翻译输入时，诗人往往保留欧美原来的十四行体诗形诗格，往往保留原有十四行体的分行横排和格律声韵，这就为汉语十四行体和其他新诗体的创作提供了借鉴。横排、分节、分行、标点和缩格等，使我国诗人知道了外国诗人是如何处理诗语空间结构的，为中国诗形由古典到现代的转型提供了范本。而这些都是我国新诗体的重要形式特征。第三，提供了新的思想范本。我国新诗发生期主要借鉴的是域外现代诗运动的成果，包括英美意象派诗歌、西方浪漫主义诗歌和现代象征主义诗歌，早期十四行体的输入也主要集中在对这些诗潮的诗歌借鉴，包括翻译和创作，它对于我国新诗的诗质和诗美趋向现代的演进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