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字、汉语的现状与将来[72]
〔日〕寺井泰明
一、日本古代汉字、汉语的接受与其历史研究的现状
日本列岛与中国大陆、朝鲜半岛之间仅有一海之隔，在尚不存在如今的国境管理之前，相互之间人与物的往来十分频繁。
在中国，汉字的存在可以上溯到公元前1300年，而日本并没有独自的文字。因此，日本列岛的居民应该是通过汉字的传播而得知了文字的存在。公元1世纪王莽的新政权发行的印有“货泉”二字的货币在日本西部各地都有出土。而同在1世纪，东汉的光武帝授予的金印在福冈县志贺岛出土，上有“汉委奴国王”五个字。但能够见到这些文字的日本人当时还应该是少数，而见到的人中也无法确认有多少真正能够理解。
19世纪末，从熊本县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铁剑上用银镶嵌着“治天下获□□□卤大王世奉事典曹人名无利弖八月中用大铁釜并四尺廷刀八十练九十振三寸上好刊刀服此刀者长寿子孙洋々得□恩也不失其所统作刀者名伊太和书者张安也”等文字。画线部分是音译为汉字的日本人的名字。1968年埼玉县的稻荷山古坟也出土了大约5世纪的铁剑，因为有同样的人名使得研究取得了进展，知道了当时汉字及汉文已经在一个相对广泛的范围内被使用。但是上面汉文末尾有“书者张安”字样，应该是从中国大陆去的渡来人，由此我们也能够推测，日本人当时或许还未能熟练掌握使用汉字、书写汉文的能力。
但在此应该重视的是研究史上的成果。从锈迹斑斑的铁剑上读出文字的科学技术，为我们了解当时的文化状况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利用X光、红外线的透视技术，利用放射性碳元素浓度测定出土文物年代的方法取得重大进步，被广泛利用到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在木简的解读方面也发挥了其威力，使得当时汉字、汉文的实际情况变得日益清晰。例如平川南编、稻冈耕二、犬饲隆、水野正好、和田萃著的《古代日本的文字世界》（大修馆书店2000年版），通过大量的图版，展示了从卑弥呼时代到《万叶集》的文字世界。而以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平川南馆长为中心，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等机构共同开展的古代文字研究，通过对大量木简的解读，揭示了列岛与半岛间人与文物交流的具体状态，展示了当时丰富的汉字使用实例[73]。
回到历史，进入7世纪后，大陆、半岛与列岛间的交流更加活跃，这在历史记述中可以找到明确的印证。遣隋使和遣唐使通过汉字、汉文吸收了大量的先进文化，并带回日本为国家建设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日本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在较广的范围内使用汉字来记录和表现，不仅限于固有名词。比较正规的汉文有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三经义疏》等，而《法隆寺金堂药师佛造像铭》则部分使用了日本化的变体汉文[74]。
汉字及汉语在日本有着“音（字音）”和“训（字训）”两种读法。模仿汉字中国发音的是“音”，例如“山”读“san”、“药”读“yaku”之类。而将汉字的意思置换（翻译）为日本古来的说法（和语）的是“训”，例如“山”读“ya-ma”、“药”读“kusuri”之类。
“音（字音）”因为来自中国不同的地方和时代而分为吴音、汉音和唐宋音等。“极乐”读作“gokuraku”是吴音（主要在奈良时代从中国南方传入）；“自然”则有吴音“jinen”和汉音（主要反映了平安时代长安一带的发音）“shizen”两种发音；而“椅子”读作“isu”是唐宋音（主要在镰仓、室町时代传入的音）。如此这般，因为何时由何种途径传入日本，字音有着较大的变化。有不少原来被认为是“训（和语）”的词，实际上也是音（中国音的借用）。
根据最近的研究，は有一些音比吴音还早，经过朝鲜半岛经历了较大的语音变化传入日本（一般称之为“古韩音”），而一直被认为是自古以来就存在于列岛的和语中，有不少实际都属于此类。梅（ume）、马（uma）、钱（zeni）、文（fumi）、纸（kami）等一直以来都被视为“字训”，现在也有很多辞典这样记述，但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例如“文”是其“字音bun”变为了fumi，而“纸kami”则是は“简kan”的讹音。
7世纪至8世纪是汉字、汉语的“音”“训”逐步固定的时期，也是利用这些汉字的音与训来表记和语的所谓“万叶假名”形成、确定的时期。
接下来是8世纪所谓“记纪万叶”的时代。《万叶集》中四千多首和歌（和语创作的诗歌）以汉字（万叶假名）表记，开拓了通向正式假名（平假名、片假名）的道路。但当时和歌以外的记述一般采用“汉文”。《古事记》的序文以及作为正史的《日本书纪》是日本人以正规的汉文书写的。而另一方面，日本人也努力将其作为日语加以消化，这为日语的表记方法带来了巨大的进步。《古事记》的正文以变体汉文写成，《日本书纪》也对汉字、汉语加以了详细的训读记音。
从这一时期到9、10世纪，诸多包括佛典、经典的汉籍也被带至日本，用日语来读（训读）这些汉文也取得了进步。当时在汉文的行间，以较小的字体记录以日语阅读时所需的汉字的训或送假名（“训点”），以后发展成为日语现在的汉字假名混交的形式。标记“训点”时，为了不弄脏汉文的正文，用尖端削尖的木棍等（称作“角笔”）在纸上做记号。利用角笔的痕迹进行的训点研究，近年在小林芳规等人的推进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小林不但凭借《角笔文献的国语学研究》（汲古书院1987）等著作获得诸多学术奖项，也通过《角笔展示的世界：聚光日本的古代、中世》（中公新书1989）等书籍，向社会广泛介绍了其研究成果。此外，近年刊行的筑岛裕《训点语汇集成》（汲古书院）也广泛收集了训点的用法。我期待训点的研究以及日语史的研究能够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取得更大的成果。
9世纪以后是假名出现并逐步稳定的时期。从汉字的草体向平假名过渡阶段的书体称为“草假名”，我们能够通过最近的出土文物了解这一时代草假名的使用情况（参照图1）[75]。10世纪初出现了《古今和歌集》《土佐日记》等以假名为中心的作品。
图1 9世纪的草假名、平安京遗址出土
这一时期不仅是文字，在词汇方面也出现了对汉语的日本式消化。前面提到的“ume（梅）”“fumi（文）”“kami（纸）”等在人们的意识中不再是汉语；而和语中本来只有“抓挠”之意的“かくkaku”增添了“书写”的意思，只有“交汇、交错”之意的“かうkau”也广泛被用来表示“购买”。还出现了“榊sakaki”等“国字”（日本独创的汉字），“椿tsubaki”等字的“国训”（误训）也变得普及[76]。但是史书及法律文书依然采用正规的汉文，皇室、贵族的日记多使用变体汉文，9世纪的《东大寺讽诵文稿》等则采用了汉字假名混交的形式。
关于以上日本对汉字、汉语的接受史、接收方法等，有着以山田孝雄《国语中汉语的研究》（宝文馆出版1978年、初版1940年、修订版1958年）为首的诸多研究。而概论性的书籍也为数甚多，如佐藤喜代治编《汉字讲座》[明治书院1997年再版（初版1988）]，中田祝夫、林史典《日本的汉字》（中公文库2000），犬饲隆《驯养汉字》（人文书馆2008）等。此外《国语词汇史研究》（和泉书院，1980年以来刊行34集）、《国语文字史研究》（和泉书院，1992年以来刊行14集）等研究杂志、《日本古典汉语词汇集成》（勉诚出版2015）等基本资料也相继出版，相关研究盛况空前[77]。
二、西欧近代文明的接受与汉字、汉语
汉字、汉语在古代日本文化的形成上起到的作用之大，范围之广，可以说难以尽述，正是因为其影响深远，所以相关研究至今依然盛况不减，社会上也是非常关注。这一状况历经中世到近世并无二致，即使是在接受西欧近代文明之际，汉字、汉语也可谓功不可没。
锁国中的19世纪，日本主要以“兰学”的形式吸收西欧的近代科学知识，但各种用语是翻译为汉语的[78]。因此兰学学者无论是自己翻译，还是理解翻译后的文字，汉字、汉语的知识都必不可少。18世纪末的兰学学者大槻玄泽令其子磐溪学习汉学，后来担任兰学学者的翻译顾问的逸事，通过磐溪之子即日本首部近代国语辞典《言海》的编撰者大槻文彦之口为人们所知。
这些翻译汉语回流中国，被广泛接受，如今已经扎根于中文之中，广为人知。对于这一汉语的回流现象，近年研究也呈现出盛况。中国的研究在此不加赘述，在日本出版的相关研究有荒川清秀《近代日中学术用语的形成与传播》（白帝社1997）、朱京伟《近代日中新语的创造与交流》（白帝社2003）、陈力卫《和制汉语的形成与发展》（汲古书院2001）、沈国威《近代日中词汇交流史》（笠间书院2008）等。笔者最近在调查常绿树Daphniphyl-lum macropodum的文化及名称时发现了日本命名的汉文名“交让木”在中国被接受的事实。“交让木”原是出现于中国古代典籍中赴日的一种奇树，属于楠木科，其东西方向的树枝隔年交替生长。而在日本误将其作为了Daphniphyllum macropodum的汉文名称。现在，中国的植物辞典里采用了这一名称。虽然并非西欧语的翻译，但也是近代日本植物学用语通过植物辞典的翻译为中国接受的一例。
三、现代日本的汉字、汉语研究
除了关于古代以来汉字、汉语接受的研究，纯粹从音、形、义等角度研究汉字的所谓“文字学”如今也依然盛行。藤堂明保继承高田忠周《古籀篇》（古籀篇刊行会1925）、岛邦夫《殷墟卜辞研究》（汲古书院1958）、加藤常贤《汉字的起源》（角川书店1970）、〈赤塚忠著作集7〉《甲骨金文研究》（研文社1986-1989）等以东京大学为中心的研究传统，从古音及字形两方面对汉字展开探讨，从“单词家族（word family）”的角度展开研究，大众能够通过《汉字语源辞典》（学灯社1964）、《学研汉和大字典》（学习研究社，1978年）等了解并利用其他研究成果。松丸道雄、高岛谦一《甲骨文字字释综览》（东京大学，1994年）凝聚了以松丸为中心的研究者们长年的研究成果，是甲骨文研究的宝贵资料。此外，三根谷彻、河野六郎、赖惟勤、平山久雄等包括音韵研究的众多研究者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而关西方面，白川静从古代的巫术信仰出发探讨汉字，通过《字统》（平凡社1984）、《文字逍遥》（平凡社1987）等大量著作唤起了社会对汉字的关注。
以上日本的汉字研究（文字学），就其分量而言当然比不上本家中国，但有着较高的研究水平，也为《古文字诂林》等中国重要的工具书所引用，成为各种研究的重要资料[79]。
而通过向社会广泛地展示研究取得的成果，也提高了人们对于汉字、汉语的知识水平。1967年《中国文化丛书》全10卷由大修馆书店刊行，其第1卷是《语言》、第9卷是《日本汉学》。关于汉字史，有藤枝晃《文字的文化史》（岩波书店1991）、阿辻哲次《图说汉字的历史》（大修馆书店1989）；关于汉字在日本，有高岛俊男《汉字与日本人》（文艺春秋社2001）、大岛正二《汉字传来》（岩波书店2006）、笹原宏之《日本的汉字》（岩波书店2006）等，不仅刊行的著作数量众多，而且《朝日新闻》周日版还开辟有关于汉字字形及字义的专栏连载[80]，从中可以看出社会对此的强烈兴趣。
中国研究代表性的学会是日本中国学会、东方学会，目前其会员分别达到1700名和1500名（均为概数），而研究汉字、汉语的研究者仅占极少的一部分，可以说对应这一社会需要的研究者数还远远不够。
日本汉字、汉语研究的所谓“和刻本”以及汉籍的旧钞本流传甚多，一部分流传到中国，保存在图书馆等地，对现代日本的研究也很有帮助。而也有流传至日本的汉籍在日本得到保存，但在中国本土却已经亡佚的例子。关于前者，近年刊行了其目录[81]；关于后者，也有着像《玉篇》残卷那样，保存于日本的文献在中国得到刊行的例子。此外，空海的《篆隶万象名义》是日本的国宝，在中国刊行的其影印本，也成为日本学者研究时的资料。这些研究上跨越国境的交流着实让人欢喜，我期待今后能够进一步发展。
四、日本的教育政策、汉字政策——汉字、汉语文化的支撑力量
正如上面所看到的，自古以来，日本人通过汉字、汉语学习中国文化并吸收消化，与日本的传统文化相融合，确立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同时也一直持续着对汉字、汉语的研究。无论是在古代创设国家、制度之际、还是接受佛教文化之时，以及在近世的统治思想之中，汉学（依托汉字、汉语、汉文的学问研究）都起到了主要的作用。其成果并不仅停留于一部分统治阶层或知识分子，而是广泛渗透到了一般民众之间。近世寺子屋的民众子弟教育中，熟练的“读、写、算盘”能力是主要教育内容，而《千字文》《二十四孝》，以至于四书五经、十八史略、唐诗选等，与日本的往来物、百人一首等“国文”都是“读写”训练教材的中心内容。这在明治以后的学校教育中，作为汉文教育而得到继承，以《论语》、唐诗选，或是十八史略为题材的史传等内容，也成为日本人国民素养的一部分。正是这种基层的教育水平，支撑并促进着研究水平的提高。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之后，一些人批判说汉字、汉文支持了军国主义思想，也有人认为学习汉字需要很大的精力，以减轻孩子们的负担为理由提出应该废除汉字。当时因为有识之士据理力争使得汉字摆脱了被废除的命运，而其背后的基础则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培养出来的国民对汉字、汉文的深厚感情。
于是国家对汉字的政策从废除转向限制。中间的过程在此就不详述了，其结果是1946年公布了“当用汉字”1850字，作为义务教育阶段教授的范围，报纸、杂志等对汉字的使用也基本遵循这一规定。之后，根据新的用字倾向进行了文字的取舍，1981年公布了“常用汉字”1945字，代替原来的“当用汉字”，而2010年进一步修改为“改定常用汉字”2136字，直到今天[82]。
汉语从其历史来看，原本起源相同，但语义随着时代而逐步细分，汉字也随之细分，在汉字总数增加的同时，其字形也日益复杂。对于过分细分的情况进行整理，对使用的汉字加以限制，实现字形的简略化，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但另一方面，这当然会产生阻碍正确表达的情况[83]，要求放松限制的压力经常存在。而随着电脑、文字处理软件等信息机器的进化与普及，用笔写字变成了在键盘上打字，复杂的字形变得可以简单地再现了。于是，汉字政策也缓缓向着缓和限制的方向变化。这就是上面提到的常用汉字字数增加的背景。
因为信息机器的进化，记忆字形的精力大大减少的同时，汉字的教授法也有了较大的进步。从基本结构去理解汉字的字形，带着亲近感与记忆相结合的方法逐步普及。即对象形字、指事字的原形产生亲切感，通过感受其组合的趣味发展到对会意字、形声字的理解。小学低年级阶段理解会意字的结构，初中教授汉字的六书。以这样对汉字的理解为基础，在初高中推进汉文的学习。内容是故事成语、《论语》、唐诗等保留于现代日本语中训读的汉文，在高中要求能够阅读标有训点的汉文。从这些教材中，不但能够学到宝贵的人生教训以及思想的精髓，还可以培养对自然的感情。虽然这一部分在国语教育整体中所占的时间不多，但对于日本人的感性、思想的形成有着巨大影响，提高了国民的素养。离开学校之后，也有着良好的环境，书店里摆放着《汉文名作选》（大修馆书店）之类的书，《三国演义》一再重印，《孙子兵法》成为工薪族最喜爱的读物。正是由于有着社会整体的基础，才诞生了无数汉字、汉语以及汉文（中国文学、中国思想、中国史）的研究者，推进着相关的研究。
但是汉字、汉语以及汉文教育在总量上趋于缩小，作为其当然结果的水平也在下滑，这一事实很早就有人指出，而近年情况尤其显著。最大的原因，当然是不得不听从“时代的召唤”，即顺应面向信息化、全球化的教育，英语教育需求高涨的形势。但日中关系的降温以及年轻人的“厌中”这一要素也不能忽视。无论如何，这是不仅关系到日本人的思想、思考方法、国语能力等个人教养层面，也关系到日本文化整体的重大问题。
五、国际形势与汉字、汉语
为了减少学习汉字需要的精力，日本的政策是以限制汉字字数为中心的。而中国正处于提高识字率是紧要任务的年代，当时的方针是普及简化字，到今天已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中国的简化字与原来的繁体字之间字形差异较大，在国际上增加了阅读的不便。当然，说日中间“同文同种”是错误的，可是访问中国的日本人看到“书店”“大街”等牌匾或标识，即使没有学过中文也能够理解其意思。但换成简体字就困难了。不仅是日中之间，中国大陆（内地）与台湾、香港的繁体字之间的交流，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困难。而这一困难，也在频繁的经济交流及各方面的国际交流（全球化）下出现了缓解的现象。
在韩国汉字早已退出了正面舞台，但有意见指出从汉语而来的词汇数量巨大[84]，排除汉字使得表记上十分不便。而古典文献中汉字较多，完全用汉文书写的古典也为数不少。一个统计指出，韩国图书馆中以韩语书写的书籍只占整体的5%以下。[85]因此，在韩国国内也有着应该加强从低年级开始汉字教育的意见[86]，近年由于推进中日韩经济交流的需要，经济界要求学习汉字的动向也有所高涨[87]。韩国国内报考HSK考试的人数增加，也可以视作这一动向的反映。
日本汉字、汉语教育的衰退，以及日中关系走入低谷，前面已经有所论述，但推进友好关系的努力在两国民间一直持续着。关于如何认识过去历史的中方的批评，日本人应该谦虚地接受，也要防止爱国、强调民族尊严蜕变为狭隘、自我中心的排外主义。中国的“反日”行动由于日本媒体的过度渲染，加速了日本年轻人“厌中”的倾向，这一情况值得忧虑。但不应忘记的是，在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前，两国就有着以民间为中心的友好运动。在日本经常举办中国物产展或中国电影节，杂志《中国》《中国语》、竹内好著《为了了解中国》成为受广大学生及社会人士喜爱的畅销书。在这些动向的背后，有着从汉字、汉语到汉文的教育成果，也有着日本人对《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中国文化的深厚感情。
上面是稍早一些时候的情况，那么现状如何呢？不知道是否意识到了竹内好的《为了了解中国》，我听说在中国由苏静编辑的月刊《知日》获得了众多的读者。不是从政治而是从文化角度去理解对方，这一点与《为了了解中国》有着相同的方向。那么日本的情况如何？虽然关于中国的出版或报道很多，但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持否定态度的比例，尽管无法举出具体的数字，但个人感觉是在增加。就大学里的汉语学习者来看，汉语是除英语外人数最多，或者人数处于第一梯队的外语。例如在樱美林大学，除必修的英语以外，近几年汉语与韩语是选课人数最多的外语，其后是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这是文科学生占大多数的大学的情况，而东京大学理科Ⅰ类的情况是，按选课人数排序为西班牙语、法语、汉语、德语，其中西班牙语为28%，德语为19%，相互之间的差距较小。这是因为虽然对中国文化的亲近感有所减弱，但同时也强烈认识到中国对于日本的现在和将来是十分重要的国家之故。但这并不能使得他们选择中文或中国文化为专业。樱美林大学教养学群的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专业，今年对其意向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与英语、交际学、心理学相比，志愿学习中文、中国文学的学生数是少数，只占全体的1/7-1/5左右（参照图2）。
图2 樱美林大学LA学群学生的专业选择意向
根据最新的民间舆论调查，日中国民对对象国持有不好印象的比例都非常高，在日本为88.8%，在中国为78.3%，而认为日中关系非常重要的比例也都很高，在日本为74.4%，在中国为70.1%[88]（图3）。无需讳言，认识到两国关系重要，但却没有好感，这是现在的现实。而这会对日本汉字、汉语的将来、日本文化的将来产生怎样的影响，值得我们关注。
图3 日中国民对对象国印象
六、汉字的魅力/对汉字的亲近感
对中国缺乏好感，汉文教育的衰退不可遏制，但即使在这样的消极条件下，日本人喜爱汉字的性格依然存在。当然，英语与欧美文化似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变得更加强势，但在漫长历史之中通过汉字、汉语的力量而成熟起来的日语，已经无法舍弃汉字。汉字、汉语已经成为日语的血肉与骨骼。现在的日本，片假名泛滥。例如“ウエアラブル的デバイス（可穿戴设备）”、“ビジネス、サ一ビス中的システムソリュ一ション（商务及服务中的系统解决方案）”等，这些完全不像日语的例子数不胜数。而另一方面，给孩子起名时汉字占了压倒性的多数。最近男孩名字中最常见的“はると（haruto）”会写成“大翔”“晴人”之类，而女孩中最常见的“はな（ha-na）”则会写成“初菜”“春渚”等。太郎、花子这样传统的命名已经销声匿迹，人气较高的汉字中有一些颇为难读，但不难看出家长们最大限度地利用汉字表意性的意图。
前面我提到过对会意字的理解，是日本汉字早期教育中非常重要的内容，通过将字形与字义都不相同的单字进行组合，形成第三个字时的趣味性，已经超越了识字教育的范围，成为一种知识的娱乐。把“食”解释成让“人”更“良”的东西，或者即使是“辛”苦的事情，加上“一”点就可以变为“幸”福这样从会意角度解释汉字的“知性游戏”如今十分盛行。从文字学角度而言是错误的“俗解”，但是日本人喜爱，甚至相信，因此称赞汉字的含义深远。这种“遊び”也发展成为创造新汉字的动向。比如将“手”和“风”组成一个字，读作“うちわ（uchiwa扇子）”，去掉“的”字中间的一点“丶”叫做“まとはずれ（matohazure没射中目标）”、将“父”字上面的两点重复一次，读作”じいじ（jiiji爷爷、老头儿）”（参照图4）。产经新闻社举办的“汉字创作大赛”每年都会收到一万多封来信，2015年已经是第六届了。这也是日本人喜爱汉字的一例吧。
图4 创作汉字：由左至右“うちわuchiwa（扇子）”、“まとはずれmatohazure（没射中目标）”、“じいじjiiji（爷爷、老头儿）”
此外，每年的年终都会评“今年的汉字”。每年由日本汉字能力检测协会通过公募选取能够反映当年社会状况的字，京都清水寺的住持挥毫写出这个字的情景通过电视新闻向全国播送，国民也由此回顾过去的一年。始自1995年的这一活动，也是汉字融入国民生活、为国民所喜爱的一个绝佳的例子。日本汉字能力检测协会主办的“汉字检测考试”每年由两百多万人参加。
电视节目的黄金档，是晚饭及晚饭后的时间，这段时间有很多智力游戏节目，可以看出很多日本人喜爱“知性游戏”，而在节目中有很多关于汉字的题目。例如题目是“将下面4个汉字两两组合成字，构成一个两个字的熟语”，而给出的汉字是“王、皿、成、日”4个字，组合后的答案是“旺盛”。利用了汉字的结构（造字法）这一点，与让字形更加容易记忆的教育法有一脉相承之处。图5是日报上的讽刺漫画，巧妙地利用了汉字一字一义的特点[89]。还有利用汉字字形的绘画性与表意性，来设计具有个性的T恤的[90]（参照图6），可以说日本人喜爱汉字的例子是不胜枚举。
图5 朝日新闻“心中所想用贴纸贴出来”
图6 T恤衫上的汉字
七、汉字、汉语的将来
大部头的汉字辞典中收录了5万多字的条目。汉字既是文字，也是单词，一种语言中有5万单词其实并不奇怪。英语、法语等一些其他语言中的单词，也是数以万计。但作为文字，汉字的数量远远超过了26个字母。因为如此，有人批评记忆汉字需要耗费太大的精力，提出有这样的精力应该用到别的方面，甚至也有极端到主张废除汉字的人。但其实记忆5000个汉字的字形，与记忆5000个英文单词的排列相比，并不需要耗费更大的精力。
手工书写需要精力较大，制作索引不方便，搜索也不方便，但这些在电脑和文字处理机面前已经不是问题。利用东京大学正在开发之中的大规模字库“Tfont”[91]，已经可以让中国的简体字与繁体字、日本使用的字体，甚至甲骨文这样历史上的书体等种种不同的字体、书体在同一篇文章中同时存在，可以说使用汉字写文章时曾经存在的种种障碍都正在被清除。
此外，语义较为模糊的“汉字文化圏”，其包括的人口，仅日本与中国就将近15亿人，而散布于全世界的华侨、华人也使用汉字。这一人数超过了欧洲与美国的人口的合计。随着中国的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的增强，汉字的存在感也日益增大。（当然，刚才已经指出，虽然如此，赞美“同文同种”、认为汉字可以增强日本与中国的亲密感的想法是错误的。）
在我们思考汉字的将来时，以上围绕汉字的环境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汉字本身的特点和生命力。首先是汉字作为表意文字（表语文字、单词文字）的特点。汉字既是文字也是单词。虽然有着字形过于复杂的批评，但一个文字表示一个意思的节省空间的简洁性，以及利用这种简洁性造词的造词能力，是汉字的优秀之处。从“活动”一词生发出“就活、婚活、终活”等简洁的熟语，从“补”的意思生发出“补充、补缺、补写（补画）、补课……”，从“省”生发出“省略、省力、省心、省时……”，从“表”生发出“表情、表敬、表音、表语……”等，可以说无穷无尽。
第二是汉字字形的魅力、艺术性。英文字母或阿拉伯文字有着追求字形之美的艺术字，但远远比不上汉字的书法。作为T恤的装饰，或是使用更接近原初的甲骨文或金文的象形字来欣赏其绘画性，在汉字书法中都是被允许的。与当初的字形相比略有变化，但能够保持基本的意思而与现代的字形相连，这是恐怕只有汉字才具有的特色。
世界上的文字，包括英文字母或阿拉伯文字，大都从象形文字、指事文字的表意文字出发。但如同表示中文的汉字变为表示日文的假名这样，通过在体系不同的语言中使用，几乎所有的文字都变为了表音文字。而汉字却作为表意文字一直到了今天。三千年前的意义与字形流传到今天，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只是凭借象形字或指事字，无法完全表记出伴随文明发展所必需的更为复杂、更为精细的意思。转变为表音文字的其他文字，可以表记任何音声语言。汉字也需要这样的表音性。由此而产生的是形声字与假借字。会意字也在表记复杂、精确的意思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尤其是表音性的获得，为汉字赋予了强大的生命力。于是，汉字能够凭借自身的生命力来保证将来的生命力。
除了以上汉字自身的特点与生命力之外，也具备了简化、字数限制、使用机器带来的省力化等外在条件，再加上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孕育出的人们对汉字的喜爱，以及汉字和汉语的文化，我认为只要人类历史没有终结，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汉字与汉语的生命都不会衰竭。但是，日本汉文教育的低潮有可能带来文化整体的质变，对此我也甚为忧虑。
（本文作者系日本樱美林大学教授，译者系北京大学现代日本研究中心曹宝萍女士）
The Status Quo and Fu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Language in Japan
Terai Yasuaki
Abstract：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history of Japan's recep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language and the way of reception, as well as the rol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this process. It reviews Japan's studies on Chinese characters in terms of sound, form and meaning and discusses its educational policies on Chi-nese characters and language.Although Chinese teaching has recently declined in Japan due to various reasons, the charm of Chinese characters remains vigor-ous.However, one is also worried about the overall cultural deterioration occa-sioned by the decline of Chinese teaching in Japan.
Key words：Chinese characters in Japanese, status quo, future